他在看着我们

其实我真的不想写这一篇文字，因为我希望他活下去，健健康康，长命百岁，见证中华之崛起，世界之大同。

可他终究还是走了，和共和国的那些建设者、铸剑人们常伴在一起了。

这几年，共和国的那些科学工程界的巨星们渐渐陨落，于敏、程开甲、顾方舟、彭士禄、袁隆平......那些帮我们铸造倚天长剑的人，那些帮我们消灭传染病的人，那些让我们吃饱饭的人，一个个离我们而去了。

我常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的那些人物，都不是从天而降的天神，而是从群众中站出来的英雄，都是为天下苍生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钻木取火的燧人氏、筑造房屋的有巢氏、造字的仓颉、造舟车的黄帝、养蚕缫丝的嫘祖、治水的大禹、尝百草的神农......他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人。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我知道，在我国的神话体系中，没有为家国做出贡献，没有守护过一方黎民的人，是不配封神登仙，是不配化作山川河岳、日月星辰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他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2021年3月10日，91岁的袁隆平在水稻田里摔了一跤。身体引发不适，他于4月7日转到长沙住院治疗。此后，他再也不能回到工作了半辈子的水稻田了。

2021年5月9日，这片袁隆平摔倒的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基地，袁隆平院士的“超优千号”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进行现场测产验收，最终测得平均亩产1004.83公斤。

他活着，是为了让多数人更好的活。

袁老出生于1930年，那是一个山河破碎、国家危亡、民不聊生的旧世界，在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中，一年就可以饿死数百万人口，农村饿殍遍野，人们啃着树皮野草挣扎求生，最繁华的上海街头，也到处有倒毙的尸首。饥饿，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袁老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爷爷是晚清举人，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国民政府官员，母亲是一名英语教师。他原本可以选择更“体面”、“轻松”的职业和人生。

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在大学填报专业时，19岁的袁隆平与父母发生了争执。他的父母认为，学农很辛苦，建议填报理工或者医学专业，但当时袁隆平有自己的主见。最后，他不顾父母反对，毅然报考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果断跳进“农门”。

1953年夏天，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至湖南省农林厅，又下派到湖南安江农校，主教遗传育种学。

他之所以把精力全部放在了水稻上，因为他认为与瓜果相比，水稻更能解决当时中国的饥饿问题，他常说：“你们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不懂饿肚子的难受”。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1964年7月5日，袁隆平在试验稻田中找到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1965年7月，袁隆平又在14000多个稻穗中逐穗检查到6株不育株；并在此后两年播种中，共有4株成功繁殖了1～2代。

1966年，三系杂交水稻的发现以《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上，属于袁隆平的那扇大门的渐渐开启了。

1970年，正值野生稻抽穗扬花之时，袁隆平的助手在海南农场的一片水坑沼泽的低洼处，发现了一株非常合适的稻谷。当时他正在北京汇报工作，闻讯立刻赶回三亚。通过检测，他确定这三株水稻就是花粉败育的野生稻。他为这株宝贝取名“野败”。

1973年，在“不育系”、“保持系”的基础上，利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千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百余具有恢复能力的水稻。至此，袁隆平及其团队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水稻产量也从亩产300公斤提高到亩产500公斤以上。1973年年10月，袁老发表《利用“野稗”选育三系的进展》论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超级稻育种计划，4年后，第一期每亩700公斤目标实现。随后便是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1000公斤的“三连跳”。

1976年以来，杂交水稻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约85亿亩，增产稻谷8.5亿吨。每年因种植杂交水稻而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约8000万人口。

1981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当时欧美、日本等都在开展相关研究，但只有我们应用到了大面积生产中。”袁隆平的工作领先全世界。

1999年，一颗小行星被中科院北京天文台被命名为“袁隆平星”，被发现时，它的编号是1996sd1，其中，sd恰好是水稻中文发音的字头。

袁老是一个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学家。

“比如我们做育种的，要对遗传学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深厚；我们是学应用科学的，要实干、苦干，才能实践出真知，书本知识、电脑技术都很重要，但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上也种不出水稻，你只有在试验田里才能长出我所希望的水稻。”

袁老是个细致严谨的科学家，特别是对于重大科研项目，从种子的生产、播种、栽培，到水肥管理、田间管理，每一个细节他都过问。测产时，每株有多少个穗子、每个穗子上有多少粒，这些数据他都要跟踪。他对数字非常敏感。数据汇报上来后，很快就会算出产量。

这就是当代“神农氏”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科学，就是“实事求是”。

袁老一生最关心的就是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最关心的就是世界人民的吃饭问题，他把粮食安全，看得极重。

他常说：“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他还常说：“一粒粮食可以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袁老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从事农业，研究农业科学，2002年的时候，他说：“我希望更多青年从事现代农业！青年农民是国家的希望，现代农业研究需要更多的知识青年。”

袁老有两个梦，“一是禾下乘凉梦，梦想试验田里的超级杂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稻穗有扫把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坐在禾下悠闲地纳凉；另一个是杂交稻覆盖全球的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他真的是“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倒在了追求理想的路上。

年轻人们悼念他，送别他，为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久久不愿离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为人民做牛马的人，人民把他抬得很高、很高”。

山陵崩摧，星归河汉，他们在华夏的历史长河中看着我们，他们在新中国的英灵殿中看着我们。

他们终将离开我们，罗辑终将交出他的剑柄，我们不能一辈子、数辈子站在他们身后，我们终将站出来，接过他们的剑柄、镰刀、锤子和火种。

他们在没有路的时候，用血汗、智慧和生命，帮我们开辟出了这条路。

如今我们有了路，就得努力向前，不可懈怠。

走到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也得为后人开路。

这就是华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