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

30年代，有个叫做陈阿根的上海人，因为帮助过共产党组织工会活动，被国民党到处追捕，他情急之下跳上了一艘海船。

这艘船是法国汽轮，叫做“格托.莫拉”，陈阿根就在船上的厨房里给厨子打下手，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越南厨子，这个越南厨子精通法语，还会说五种中国方言，喜欢畅谈天下大事，没事就给陈阿根分析国际局势。陈阿根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觉得这个厨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乃是天人一般的人物。

于是就跟随这个越南厨子学习法语、读书、看报、了解天下大事。

在路途中，厨子告诉他，西班牙那边正在发生一件影响整个世界的事情，法西斯正在疯狂进攻左翼政府和人民，德国、意大利正在源源不断给弗朗哥送军火，美国在给弗朗哥运石油，整个西方世界袖手旁观，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们危在旦夕，像你这样年轻、善良、正直、有热情的年轻人，应当到西班牙去，去帮助那些对抗着邪恶法西斯的人们......如果西班牙失败了，全欧洲都会遭殃，世界大战就会发生.......

陈阿根，这个中国上海的底层劳动者，朴素的左翼群众，在一个越南厨子的引领和鼓舞下，穿越重洋，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与一群矿工一起，参加了国际纵队，与法西斯军队作战。

1937年10月，他和同志们一起坚守的阿斯图里亚斯省被弗朗哥军队攻占，他成了集中营里的战俘，在集中营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受尽折磨，被殴打，被虐待......但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肤色各异的人们，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念，法西斯如此邪恶，证明了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他们在狱中开设学习班，互相学习电学、数学、历史、社会学、哲学、音乐.....他们甚至还出版了一份《狱中新闻》的报纸.....

陈阿根因为一个“越南厨子”的指引，就远赴异国他乡，结果却成为了一个战俘、阶下囚，饱受折磨，但他从来不后悔，他一直和同志们讲那个越南厨子的故事，他的意大利籍战友奥尼茨问他：“那个厨子去了哪里？”陈阿根说：“他奉命去苏联深造”。奥尼茨根据时间、“精通法语、中国方言”等人物特征，推测那个“厨子”是当时国际共运的风云人物——胡志明。

陈阿根被法西斯在各个集中营中转来转去，后来下落不明。

有人说，1941年，他在马德里获释，后来就没了音讯。

陈阿根是唯一一个从中国本土出发，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战士。

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有100多名中国人，他们有的是一战期间就留在欧洲的华工，有的是在美国的华侨和留学生，还有的是东南亚的华裔。

还有一位，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他名叫“谢唯进”，出身于地主家庭，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谢唯进读着《新青年》成长为一个进步青年，同年，他和135名同学一起，乘坐“宝勒笳”号船，成为中国第五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之一，那年，他20岁。

谢唯进在法国只待了一年，第二年就去了英国约克哈洛格特学校读书，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和资料，关心工人运动，甚至还发表过一篇《赤俄最近之经济状况》的研究文章，被同学称为“布尔什维克“。

1923年，他又去了德国，他进了哥根廷大学读书，在这里，他读到了更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当时的哥根廷大学有五十多位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名叫朱德。谢唯进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读书会“，他们阅读的刊物中，还有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

1925年，谢唯进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成为了”国际赤色救援会“的一员。

1926年，谢唯进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党。

1927年，谢唯进加入了”国际反帝联盟“，在同年4月5日的柏林体育场，德国共产党举办了一场”支援中国反帝大会“，谢唯进走上主席台，给徳共中央主席台尔曼献上了一面旗，这是一面支援”省港大罢工“和”湖南农民运动的旗帜，台尔曼握着中国同志的手，全场高唱《国际歌》。

从1930年起，谢唯进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担任《国际新闻通讯》的记者，发表过多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如《蒋介石的“剿匪”与红军的反攻》，《满洲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日本强盗进军中国南方》、《中国红军和反日联合阵线的战斗》。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纳粹在大选中获胜，它们开始迫害、追捕共产党人，谢唯进开始逃亡欧洲。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弗朗哥进攻左翼人民政府，谢唯进决定，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保卫马德里，打倒法西斯。

1937年4月4日，谢唯进化名“林济时”，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他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写信说：“我不是来短暂逗留的，我是作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来战斗的，请让我上前线”。

于是，谢唯进加入了4万人的“国际纵队”，他的战友们来自全球，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他们有工人、农民、医生、记者、作家、海员、矿工、司机......

谢唯进是国际纵队中国人中职位最高的，他担任了第十一旅反坦克部队的政委和党委书记。他们一路转战，面对法西斯的强大武器装备，英勇抵抗，在金托战场上，谢唯进中弹，右腿自膝盖以下被炸开，血流如注......撤出战场后，被送往贝尼卡西姆医院。

在养伤期间，谢唯进很矛盾，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已经开始了，谢唯进很想参加自己祖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但是巴黎的人民阵线转达了中央的致意：“我党领袖专函嘱托弟向各位代致敬，并祝早日康复，继续前线杀敌！”

1938年，教员同志委托一位海员，跨过千山万水，给谢唯进等中国同志送来了一副一人高的大红锦旗，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署名是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

后来的结局都差不多，在内外断绝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民和“国际纵队”浴血奋战，但也未能击败外援不断的法西斯军阀，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总理内格林单方面宣布撤除所有“外国军队”，幻想德意法西斯也会撤军，而英美会“同情”西班牙。

谢唯进和国际纵队的战友们一起，进了集中营，和许多中国同志在一起，他们是杨春荣、张树生、张长官、李丰宁，还有后来去了延安的印尼华侨医生毕道文。

1940年，谢唯进终于回国了，他在欧洲以及整整待了20年。

他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问他：“西班牙能打游击战吗？”

谢唯进回答：“西班牙国土太小、交通发达，打不了游击战”。

1978年，谢唯进因癌症在中国去世，临死前对养女说：“我问心无愧，你要记得，你爸爸是一名国际主义战士”。

国际纵队的中国人中，不只有谢唯进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还有着两个朴实的中国“华工”，他们叫做张瑞书和刘景田，是一战时期到欧洲战场工作的华工，当年他们和十四万三千穷苦的中国同胞一起，被当作“猪仔”一样送到欧洲。

他们在一战中受苦受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华工都被遣送回国，而张瑞书和刘景田留在了欧洲，成了法国雷诺工厂的工人，刘景田会讲法语，但不会写字，张瑞书会写字  ......在法国工厂中，有人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公平，工人创造了财富，却一无所有，全被老板拿去了；所以，要创造一个新世界，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

1925年，张瑞书和刘景田先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断学习，不断斗争。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法国雷诺工厂的党支部积极招募工人和共产党员，组建“雷诺连”，去支援西班牙人民......张瑞书和刘景田都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报名，参加“国际纵队”，和法西斯拼命去。

他俩因年龄偏大，被分到第14旅第13营卫生队抬担架。不过，抬担架的工作也不容易。一阵炮火过后，满地都是伤兵。老张和老刘抬起伤员就跑，有时候跑出十几公里才能放下。

张瑞书登上了西班牙杂志《Estampa》的封面，刘景田在西班牙战场救人的照片，刊在西班牙国际纵队出版的一周年纪念画册和西班牙报纸《红色阵线》上。照片里壮实的刘景田，头戴钢盔，将一个头包绷带的伤兵横扛在肩膀上，气喘吁吁地经过一辆救护车，新闻报道中写道：“中国志愿军，为西班牙的自由而战斗，他是勇敢助人的典范。”

1938年国际纵队撤退的时候，张瑞书和刘景田随着法共一起撤退，回到法国后，他们被法国政府逮捕，后来被法国共产党救了出来，最终被遣送回国.....工会给他们筹集了路费。

他们经过越南回国，先去了重庆《新华日报》社，然后乘着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去了他们向往的延安，1940年，他们成为了中共共产党员，刘景田去了党校六部搞建筑，张瑞书去了《解放日报》保管室工作。

张纪和陈文饶，都是从美国来的中国人。

张纪是湖南长沙人，父亲做过清朝的官，1918年，张纪乘船去美国读书，一开始就读于加州伯克利大学，他学的是矿业，那个时候，他想的是工业报国，但是从第三学期开始学费不够了，张纪就给教授做家庭帮工，结果他看到教授一家像老爷一样坐着等他伺候，他得做饭、洗衣、此后他们吃喝拉撒，张纪怒从心中起，他觉得美国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和大清的封建士绅官僚老爷们没有区别，都是剥削人的寄生虫，于是不干了......这导致他在伯克利没有毕业。

后来张纪转学到了明尼苏达大学，完成了学业，成了一名冶金工程师，刚刚开始工作，就遭遇了美国的金融危机，1929年，无数人失业，无数美国“中产阶级”，一夜之间成了街头排队等面包的无产阶级。

张纪的美国梦破灭了，他想要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复存在，面临的只有贫穷、疾病和种族歧视。

张纪看到了那些底层人民中的潜藏的力量，看到失业工人们和美国警察的斗争，他看到这个漂亮的“民主国家”实际上烂透了，完全没有公平和正义可言.......他在美国的底层市井中，结识了一群胆识过人的“英雄好汉”，他开始羡慕他们的胆识和组织力。

1935年，张纪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第二年就当上了明尼苏达“工人联盟”的执行委员。

1936年，他响应美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国际纵队”，去了西班牙，准备“用专业知识，帮助西班牙人民”。

因为长期的肺病，张纪在国际纵队担任十五旅的办公室工作，然后又在国际纵队军官训练学校教授“军事测量”。

张纪在西班牙，还遇到了他的“美国老乡”，有一天，迎面跑来一个白人大胖子，使劲儿握着他的手。张纪一看：这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时常去的酒吧里的酒保吗？

几句寒暄之后，对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从巴塞罗那登陆的？我们那条船被意大利潜艇炸毁了。”船上有60多个美国人，200多个其他国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扑腾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头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产党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酒保激动地对张纪说：“等回了美国，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张纪还有一个美国战友，叫做查理，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眼睛，临回美国时，查理还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嫌弃我只有一个车头灯，我要去中国，杀日本鬼子。”

张纪在1938年到1939年之间，来到了香港，他本来是想去延安的，但是广州以及陷落了，他被隔绝在了香港，帮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翻译教员的文章......再后来，就没有了下落。

和他一起参加国际纵队“林肯旅”的陈文饶，是个活泼的美国华裔小伙子，一口流利的英语，很会开玩笑，脚上中过法西斯的开花弹，做过手术之后又上战场，最终战死在反法西斯的战场上.......年仅25岁。

西班牙内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左翼进步人民和整个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弗朗哥法西斯政权有着德国和意大利的援助，有着本国财阀资本家贵族的支持，而西班牙的共产党和左翼人民，只有4万“国际纵队”万里来援......

1936年9月9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他们一贯的双标和伪善。“不干涉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虽然意大利和德国政府也先后在不干涉协定上签了字，但是他们从西班牙内战爆发的第一刻起就从未停止过对佛朗哥的支援。7月底，德国成立了“W”特别司令部，专司向佛朗哥输送武器和专家。而此时，意大利的飞机已经飞到了西班牙的上空。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德国向佛朗哥提供了650架飞机、200多辆坦克、700门火炮和5万多德军。意大利手笔更大，一举给佛朗哥贡献了2000门火炮、950辆坦克、1000多架飞机和15万意军。

最新式的飞机、高射炮、坦克和反坦克炮等新式武器，都一一在西班牙战场上亮相，以至于德国将军莱希劳无耻地说：“德国把西班牙当成了自己的练兵场和最高等的军事学校。”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不干涉委员会”，但他们严守“中立法”，向西班牙交战双方实行道义禁运。然而，美国“禁运”的对象不包括意大利和德国。仅1937年就有将近两亿美元的武器和物资通过德意卖到佛朗哥军队手中。此时的“不干涉”，实际上成了对西班牙合法政府的武器禁运。

全世界反动、保守的帝国主义，都在联合扼杀西班牙新生的共和国。

这个时候，全世界追求进步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西班牙，很多人甚至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直接远赴重洋，投身于西班牙内战的血与火之中，他们是海明威、白求恩、奥威尔、聂鲁达......法国作家马尔罗甚至组织了一支飞行队，自己开着飞机奔赴马德里参战。

1937年3月12日，朱德在致西班牙军民的公开信中写道：“当我们得知你们胜利的消息，特别是在瓜达拉哈拉击败三师意大利军队的消息时，我们是怎样的兴奋啊！你们的伟大胜利更加坚强了我们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鼓舞着我们向着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你——日本帝国主义做更坚决的斗争！”

教员在致西班牙军民地公开信中说：“你们努力的事业，就是我们努力的事业，我们激动地读者各国人民组成国际纵队的消息，我们很欢喜地知道，国际纵队中有中国人和日本人”。

“中国红军许多同志愿意到西班牙参加你们的斗争，没有一天不在讨论着你们的斗争和西班牙的局势，如果不是我们眼前有着日本法西斯，我们一定要参与到你们的队伍中间去！”

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是一家，延安的黄土地上，都在传唱着《保卫马德里》——“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起来，起来，向卖国的走狗们，做决死的斗争”。

这首歌，唱的是西班牙，心里说的是中国自己，全世界被帝国主义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无产阶级们，追求独立和解放的人们，是一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