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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功与过

法之剑 2022-11-2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平原公子 Author 申鹏

《觉醒年代》播出后,很多人都被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先生圈粉了。


但也有人说,这部电视剧,是不是把陈独秀先生捧得太高了?


实际上,这部剧对陈独秀先生的前半生,还是非常还原的,这部剧讲的大部分是1921年之前的事情,那么毋庸置疑,陈独秀先生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坚决的革命派,意气风发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青年学子偶像、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创始人。



至于在大革命中的错误,《觉醒年代》中没有,但是史书中有,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放在一起讨论,更不能用错误,对一个人进行盖棺定论,否定掉他所有的功绩。


其实,我们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年也是更加客观公正的,早些年,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定论,再加上网络上某些公知文人的抹黑,在很多人看来,陈独秀的名声似乎连胡适都不如。实际上这是极端错误的,在当时人的眼里,胡适给陈独秀提鞋都不配,教员同志说陈独秀是当时“思想界之明星”,叶挺将军说陈独秀是“指路之明灯”。


鲁迅对陈、胡的评价是: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 —— 至少是我这样的人 —— 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也是后来教员同志讲的“陈独秀先生光明磊落,从来不搞阴谋诡计”。


他后期的很多错误,都和当年的国际形势、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判断、错误指挥有关,也和他个人的一些性格有关,更和组织早年的不成熟有关,教员同志就说过,这是“幼年期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事物发展是有其过程的,世界上没有“天降猛男”,只有不断成长、不断自我革命的组织和领袖。


陈独秀先生,你把他想象成一个有才华、有良知的倔老头就行了。


这老头性格刚烈,脑子清楚,文笔好,行动力强,对底层人民富有同情心,但是他同时是一个旧时代教育出来的书生文人,容易情绪化,看起来激进,但又容易“把别人想得太好”,不够实事求是。


他后来自我批评说:“有人说我嫉恶如仇,也有人批评我脾气暴躁,其实脾气暴躁是真的,但嫉恶如仇却不尽然,我对于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候甚至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了多少恶当……”


这个自我评价就非常实事求是,我们回想一下,他对于吴稚晖、胡适、蒋介石、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实在是“把他们想得太好了”。


他说过“这一辈子就是要做反对派的”,他反清、反帝国主义、反北洋军阀、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被托派选为“总书记”,最后又反对不切实际的“托派”,被托派开除……你会觉得,这个人“一肚子不合时宜”。


他的一生其实很简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上世纪20年代全国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袖,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火者……


教员同志早年,都视他为导师和偶像,因为他的名声太大了,才华太大了,其实整个《新青年》前期,基本上都是他一人编写的杂志,天下知识分子无人不知陈君的大名,他拿两幅字都能找资本家拉投资。他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大V”。


他一生致力于反封建,鼓吹“文学革命”三年后,全国通行白话文教学,这是他的功绩。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旧学水平更高,曾自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他是小学训诂的大家,造诣非常高的旧学学者,写过《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戊寅年登石笋山》《干支为字母说》、《小学识字教本》等音韵训诂学著作。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虽然李大钊同志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但真正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为全国风靡的思潮,就是陈独秀。因为全国没有第二个人有他的影响力。


我们今天熟知的许多语句、名词,都是陈独秀的创造,比如说北伐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打到列强,除军阀”,其实就是陈独秀最先提出来的。国民党这群老乡绅哪懂“反帝反封建”这么简洁明了、一针见血的革命宣传啊?就连“国民大革命”这个名词,也是陈独秀发明定义的。


.总而言之,陈独秀的文笔、思路、头脑,都更适合做一个党的宣传者、笔杆子,而不是组织者和领导人。他是个学者文人型的革命家,政治上的能力并不出色。


其实陈独秀一开始就是瞧不起国民党的,也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他一开始就对封建遗留非常严重、帮会组织化、和帝国主义不清不楚得国民党非常讨厌,他早就吐槽过,“如果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十个里面要开除九个半。”但是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就是要支持国民党,陈独秀没有办法。


这一点,电视剧《中流击水》讲得比较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建党之后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大体上的脉络是符合史实的。


此外,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他甚至试过在一开始拿自己的收入给党组织的同志发工资,拒绝接受苏俄的援助……但这太理想主义了,根本做不到。


最后,他不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更是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领导权,把党的生死存亡,完全交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虽然过程中有很多事情他无力左右,但他作为党的总书记,是要负责任的。


在整个国共合作过程中,他都吐槽过无数次“一边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一边又让我关注共产党的独立性,你说我该听谁的?”


但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直到汪精卫政权也叛变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他都没有表现出明确而坚决的斗争意识……只能说,他脑子清醒,但总是心存幻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辞去总书记一职,被排除出中央,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到处在悬赏抓他,同志们在批判他,苏联来的代表禁止他参会,罗米纳兹在湖南开会的时候,甚至要求所有中共代表进入会场之前,都要写一句“打倒陈独秀”的字条。


这时候,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学习。


他倔脾气发作,拒绝去莫斯科,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中共的六大,为什么要在苏联举行?


他藏身在一条船上,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气,他望着滚滚江水,愤懑地问友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让我去莫斯科研究?


最后,他叹道:“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


你听他这番话,是不是和后来的某个人很像?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远见”?可惜,他没有那么坚强的信念和意志,“远见”发表的时间也不对。


然而,在个人的政治操守和品格上,他又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


在两个儿子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之后,他也因“叛国罪”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只要配合章士钊的辩护声明“反共”,就可以避免牢狱之灾,但是他说“章士钊说的是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没有叛国,我背叛的是国民党。”


他在南京的监狱中,一待就是好多年,一直待到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日军的炸弹炸到南京,南京国民党监狱的狱卒们都开始跑路的时候,才把他放出来……


1938年8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蕴山陪同下,探访了他。走进房门,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来、润之,中央没有我认识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再加上后来留苏派王明等人的阻挠和陷害,陈独秀最终未能回到党组织中来。


出狱后,他立马投身于抗日宣传,不断发表文章、演讲,宣传全民族的抗战,中国的托派分子放出许多谬论,比如“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陈独秀大怒,怒斥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却不反帝国主义,还自以为最革命”,“太荒谬”,“太没有血性了”。于是他公开宣称:“中国有没有托派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托派”。


实际上,托派也把他“开除”了。


他这一生,把自己和儿子都献给了中国革命,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利益和身后名......晚年的陈独秀亲人凋零,贫病交加,孑然一身,张国焘叛逃后,曾经代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来给他送钱,想要拉拢他,结果他断然拒绝,还托人给张国焘带话“告诉国焘,叫他以后不要来了。”


他真的是做了一辈子的“反对派”。


他的立场也一直没有变,在国民党狱中的时候,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曾经来找他,以为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一定会怨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结果发现“他依然以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居……无法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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