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不是投降派

1927年，他辞去总书记一职，被排除出中央，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志们在批判他，苏联来的代表禁止他参会，蒋介石到处在悬赏抓他，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学习。

他拒绝去莫斯科，甚至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中共的六大，为什么要在苏联举行？”

他藏身在一条船上，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气，他望着滚滚江水，愤懑地问友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让我去莫斯科研究？”

最后，他叹道：“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

你听他这番话，是不是和后来的某个人很像？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远见”？

当然，他这个想法，要到很多年之后，共产党和红军在西南的万水千山之中，在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之际，在一个叫做遵义的小城中得到验证。适合中国的科学理论，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探索、实践的。

我们都知道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都知道他在大革命生死存亡之际对国民党反动派抱有幻想，甚至放弃了武装抵抗，导致了党组织对蒋介石的叛变和屠杀措手不及，这是他作为五届总书记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但客观地说，共产国际难辞其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建党，放弃独立性，在国民党右派反共浪潮下节节退让，都是莫斯科的指示，包括寄希望于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左派”，这不是他的决策，而是苏联派来的国民党“亚父”鲍罗庭的判断。

但在那个时代，党还年轻，共产国际不会“有错”，错的只能是陈独秀一人。

他在最初的时候，甚至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他甚至不要一切外来援助，拿自己的工资补贴党的活动，以保证党的独立性。

他至始至终都不是“投降派”，他是一个提着脑袋反清的老义士了，参与过辛亥革命，自己组织过“岳王会”，反过北洋军阀，一生五次入狱，从来没有害怕过死亡。

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狱。对于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罪名，他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这是陈独秀对自己最好的辩护，也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表露。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在法庭上，好友章士钊替他辩护，说他已经和中国共产党决裂，被中共中央开除，已经是“反共”人士了，应该”无罪“，结果他冷冷来了一句：“章先生说的是他自己的意思，不代表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以我本人的声明文件为主”。搞得章士钊非常尴尬。

他本人的声明文件，直接骂国民党才是“危害国民”的政党，蒋介石的政府，是个“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如果 不下台，必然会毁掉国家的前途，在声明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是——“反对当权腐朽的政党，推翻祸国殃民的政府”。

他在法庭上大喊："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中，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现。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

他因为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矛盾，曾崇拜过托洛茨基，觉得“托先知”的理论有道理，曾被中国“托派”选为“总书记”，其实他对托派理论并不了解.......在抗战爆发后，中国托派幼稚地反对“全民族抗战”，继续鼓吹“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应当利用“帝国主义侵略”来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最早的“联帝反X”）......他听了之后大怒，与这些年轻的托派分子决裂，并且发表文章和演讲，支持全民族抗战，先打败日本侵略者，此后又被托派分子“开除”。

他感慨中国这些年轻的“托派”如此不切实际，“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却不反帝国主义，还自以为最革命”，“太荒谬”，“太没有血性了”。于是他公开宣称：“中国有没有托派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托派”。

他晚年穷困潦倒、病骨支离，蒋介石想要拉拢他，国民党军统、叛徒张国焘多次上门，想要给他钱，让他“另立第三党”，和中共对抗，都被他冷言拒绝，张国焘算是他的学生，都屡屡碰一鼻子灰......他在孤独、病苦中死去，到死也没有做任何妥协。

你可以说他身上有着文人的幼稚，但不能说他是个“投降派”，这是不公正的。他身上有着学者革命家的天真，他是个好的宣传家，是个了不起的笔杆子，是个伟大的启蒙者，是当时全国热血青年的偶像，但他确实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决策人、领导者。

他曾是个雷厉风行的行动派，甚至有些“鲁莽”，当李大钊先生等人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力量的时候，他就直接喊出“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政党”，“采取直接的行动”。

他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驱和导师，很多共产党人都是在他影响下选择这条道路的，教员都曾视他为偶像.....1920年11月7日，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篇就是他的发刊词，他说：“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抢来政权；并且用劳动者专政的制度，建立劳动者的国家，使资产阶级永远不产生.......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就是我们的信条。”

他幼稚、刚烈、倔强、冲动，是非黑白分得太明白，但对于从前的“朋友”，又太温情太抱有幻想，看不清他们保守、反动、投机的真面目，以至于在关键时刻铸成大错。他一生颠沛流离，从未为家人谋取过福利，从未考虑过自己和家庭，他万事冲在前头，说干就干，不顾安危，一辈子历经苦难，挚友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两个孩子都死在国民党手中，了不起的陈延年更是被刽子手乱刀砍死......他付出了一生，收获的只有痛苦和悲怆。

他一生从反清，到反北洋，再到反帝反封建，他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与“科学”，再到“共产主义”，到“托派”，最后又反对“托派”，回归民族主义，后来虽然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无数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否定自己，不断进步，不断曲折，不断犯错，不断纠错........最终都没有“与自己和解”。

他说他一生“就只会做反对派，从反清到蒋介石“，他不断否定自身，否定历史，他“既不厌世，复不畏死”，他相信“进化之无穷期”，“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诸万世皆准的制度，空间上没有包治百病的良方”。

他是新文化的旗帜，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那个时代很多优秀年轻人的新思想启蒙导师，一生致力于反封建，鼓吹“文学革命”三年后，全国通行白话文教学，这是他的功绩。

但他同时又是小学训诂的大家，造诣非常高的旧学学者，写过《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戊寅年登石笋山》《干支为字母说》、《小学识字教本》等音韵训诂学著作。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推崇新文化，反对传统文化的人，如陈独秀、钱玄同，往往自己就是旧学大家，精通传统文化；而维护旧文化的“保皇派”，如辜鸿铭、林纾，往往更精通西方文化。

其实可以理解，正因为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太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才知道孔教三纲对人民的钳制和毒害；而辜鸿铭、严复、林纾这些人正因为精通西学，才更了解西方帝国主义的虚伪和无耻.......平心而论，双方都是坦荡君子，反而胡适之这种中不中、洋不洋的，样样都要插一脚的骑墙派，动机才令人怀疑。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虚构了一段他和儿子陈延年的对话，他对延年坦陈心迹，讲新文化和旧文化的辩证关系，说他们新文化运动为了唤醒国人，采取了很多看似偏激、极端的言辞，比如钱玄同就呼吁“废除汉字”，比如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但这是为了唤醒国人，为了文化革命而采取的手段，他说旧学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林纾等人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他们的理论也有可取之处，我们反对孔教三纲毒害人民，但我们反对的不是孔子和整个儒家学说。

他说“新学”和“旧学”是相对的，“进步”和“保守”也是相对的，他说在当时国家危亡之际，我们搞新文化运动，互相辩论斗争，难免偏激，但是到了后世，什么是新，什么是旧，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都会变化发展的，或许有一天，所谓的“进步”也会落后，所谓保守，也会有“进步”意义，外部环境变了，情况就会逆转，这就是“进化之无穷期”，这就是没有万世永恒的真理。

他和延年说这番话，是为了阐明心声，如果未来有人借他当年的某些“偏激”的话做文章，拉大旗做虎皮，说陈独秀是个“逆向民族主义者”，是个“恨国党”，是个“公知”，“延年你要替我说话”。

电视剧中延年的回应是：“这个我恕难从命，我们这代人做事，只为国家民族，问心无愧就好，何必关心身后名呢？”

他听了非常开心，说：“你这话比我高明，这像是我老子说的话”。

可惜是的是，真正的历史上，延年和他关系一直不好，也没有这段对话，1927年7月4日，延年被蒋介石的刽子手乱刀砍死.......两年后，陈乔年同样被害，他走向刑场的时候还在勉励狱友：“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杨囚禁的消息传来，他老泪纵横，端起酒杯说：“延年、乔年、今日有人替你们报仇了”。

1938年8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蕴山陪同下，探访了他。走进房门，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来、润之，中央没有我认识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再加上后来留苏派王明等人的阻挠和陷害，陈独秀最终未能回到党组织中来。

这就是学者型革命家、文人革命家的悲剧，所以很多人把他叫做“中国的普列汉诺夫”。

我们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对于革命先辈不该过分苛责，他们作为最初的觉醒者，做的是从0到1的事业，他们的道路没有参照，他们的中国是个危在旦夕的中国，他们面临的是泰山压卵一样的内外压力，他们还要面对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的敌人，他们一定会犯很多错，我们看待整个国际共运，看待整个左翼革命史，一定要明白，世界上没有“完人”一样的革命领袖，更没有“圣父”一样的先烈英雄，但是他们依然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先烈英雄。

历史洪流中的人们不会开天眼，他们走错了路，我们批评他们，不代表今天的我们比他们更高明。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评价他们的功过得失，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优秀，而是因为，他们试过、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