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不能代表中国医生

文 | 褐色鸟群

近日，主旋律电影《中国医生》上映了。笔者认为，用糊弄评价它是再适合不过了。影片处处透露了所有制作人员的漫不经心，这种糊弄的感觉，甚至可以用荒诞来形容。《中国医生》如果可以代表“中国的医生”，那么老婆饼里也会有老婆。

在技术和故事层面，《中国医生》都为某些人敲响了警钟，不要觉得拍了主旋律就可以代表国家，代表人民，也不要觉得对观众糊弄一下，好像也不是那么太大不了的事情。

那个把观众当提款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大众认识不到电影在糊弄人的情况也越来越少见。这要谢谢流量明星的付出，今天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影片在制作上的糊弄。我们讲，看一个电影的诚意，首先看导演等主创人员敢不敢冒着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风险，挑战不同的题材，讲不同的故事。好的导演往往会不断地否定自己，把心掏给观众，真诚地接受所有人的质疑，接着在下一部电影中改进，这才是大家风范。

与之相反的，有人如果通过偶然还不错的票房，知道了观众的口味，把一个故事用一套人马再拍一遍，然后再用别人的眼泪当唾沫数钱，可能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中国医生》就是这样，在导演、主演、题材等方面，又一次糊弄了所有人。举个例子，很多人都知道，和《中国医生》一样，该电影公司的大部分主旋律电影，都是由它的个人大股东主演。

不仅如此，在导演层面，我们要批评它，也有更多可以思考的地方。导演依旧是那位把革命当黑帮创业、把革命先辈当喊口号过家家的“人才”。但是，经历了四年前的失败，该公司依旧选择起用他。不仅如此，它的同行们一样也受欢迎。因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为啥该公司主旋律电影喜欢用香港导演?答案是，拍的快，没得选。

这就要从18年前讲起。某民营电影巨头喜欢用香港导演的前提是，今日内地的娱乐圈要比香港发展的好，否则人家也不可能抛家弃子、背井离乡。这是因为，18年前的非典重创了弹丸之地的影视行业。说是重创，其实是最后一击。在此之前，某些影视资本家的心思早就不在电影上了。搞七天就能拍好的“七日鲜”电影压榨影视劳工赚快钱，赚的钱用来积累政治资本，为子孙后代谋出路。再搞搞选美比赛给那时候还不是太挑的富人们改良基因，这顿操作下来，已经把自己的员工逼得职业病高发。再加上香港娱乐圈黑帮横行的问题，香港娱乐圈的明星们，有条件的嫁人息影，没条件的商场剪彩，歌星没生活费了在红磡开个演唱会，就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娱乐圈景象。

这种报复性透支市场与艺人的结果很明显。在2003年，整个香港只剩下了60间影院，到现在，香港电影院的数量基本维持在47家左右，还比不上朝阳一个区。运气好避开了疫情的《无间道》成了“港影”最后的辉煌。为什么说是最后的辉煌呢，因为出演这部最后的辉煌之作的绝大部分人，都来了内地发展。因此，脸混熟了，大家更会拿内地的电影人的收入地位，去衡量他们，然后更加觉得《无间道》厉害。该导演更是在最近几年有着无限风光，以“国”字头的系列电影出入亭台楼阁，与曾经压迫他们的人推杯换盏。

在后者眼中，以“七日鲜”出道、在香港只有工薪收入的他们，不得不说在省时省钱完按期完成拍摄任务这点上确有独到之处，比如当初找李仁港拍摄《登山者》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早就过上了好日子，非八九位数不出山、还要股份的内地大导比，哪个更好用，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所以，这种糊弄就此诞生了。更不妙的是，主旋律电影有着官方背书的特性，因此成了经历疫情而负债累累的影视公司的救命稻草。原来最起码要策划、制作两年才有脸见人的电影，现在仅仅只要半年甚至两个月。找三个导演把一个故事拍三遍赶工，和没啥戏演的中年演员抢档期，招呼小鲜肉客个串，都是他们常用的手法。

因此，在技术层面，我们会发现，他们特别爱用新闻资料片让自己看起来真实。有些场景没时间拍了，就用黑场过渡，后期也没时间了怎么办，那就不仔细做调色和配乐了。画面细节不是发红就是发绿，把《国际歌》和《国歌》变奏一下当配乐，都是糊弄人的种种方式。演员没有时间找像的，就用同一批，反正出了问题先追溯“始作俑者”。因此，这些民控主旋律电影，都是后期民工的噩梦。直到上个月月初，笔者的朋友圈还是到处都是这些剧组在招调色、剪辑这些活的通知。

而故事怎么办呢？《中国医生》想出的办法还是把主旋律电影当香港电影拍。这位导演在《建军大业》，就把《无间道》套了过来。到了今年，时间更紧，更进一步，连“兄弟情”和“天台情节”都搬了过来。文化上的香港电影，有非常明显的两个特征，一是故事里都会有“兄弟情”。其次，高楼上的“天台”往往代表着世外桃源与乌托邦。这两种意象得以成立、有意义的背景，是建国后香港社会野蛮、血腥的社会现实。

香港电影的辉煌年代，也正是迁入香港谋生的逃难群众需要通过看电影宽慰自己的时刻，已经被战乱斩断了血脉、亲情，在周围举目无亲、工作报国无路、反击压迫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彼此间的理解与支持。“兄弟情”和“天台”，前者在情感上，后者在空间上，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惴惴不安。视野再广一点，香港电影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三级片和黑帮、警匪、古装电影的共性，就是在从不同的角度为他们缓解生存与生理的焦虑。

兄弟情针对的是人，“天台”情节则是和“江湖”一样，想象一个可以避开权力与欺凌的场所。这其实不难理解，在香港经济飞腾的那几年里，楼越盖越高、地越来越少，天台就成了为数不多的不会令人感到压抑的场所。我们不难发现，香港电影拍卧底见长官，黑帮卖白粉，往往都会选择天台。

但是，这种套路是建立在香港的社会背景中的，用在一部反映武汉疫情的电影里，主创们有没有想过是否合适的问题呢？电影中，广东、上海的两位援鄂医生非常自然的把武汉当成了香港，一遍又一遍在天台上“碰头”。他们之间的交锋，也更像是警队内斗、黑帮大选。互相明枪暗斗，若是有某些矛盾，主角竟然拍桌子走人。这到底是医生呢，还是香港的痞子呢？

不幸的是，张院长在电影中的形象，也被这么糊弄了。在“赶着拍”的现实情况下，某位大股东给人了只会隔着口罩怒吼骂人的观感。通篇这么下来，在《中国医生》中，我们看不到“中国的医生”。电影里的医生，都有着一个从来都不用操心的完美家庭。甚至如香港电影中的某些主角家庭那般，好的就像没有一样。电影中的故事场景，也都有着浓郁的警匪对峙色彩，外卖小哥欧豪因为患上新冠而被工作人员围攻带走调查的镜头，和警匪片中阿sir包围暴徒的场景，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呢？

我们如果要追溯这种做法的原因，可能需要承认，他们在重复出一个理想的、没有权威的香港电影故事模式。早些年，他们习惯于表现无政府状况下的江湖义气，那时候还有观众看。还有得不到任何法理、道义上的支持的普通人，为了活着的一口气，去电影院回顾那些只存在画面中勇敢、真挚的故事。现如今，香港电影没落了，没有观众了，北上的他们开始用香港的电影经验套主旋律电影。在电影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部两部电影的通行做法。想象在绝境中亲情会怎么变形的故事，在香港导演的北上作品中随处可见。

在陈可辛的《投名状》中，三个结拜兄弟自相残杀的原因之一，竟然是大哥爱上了兄弟的女人。《十月围城》里，黎明饰演的乞丐，还是爱上了父亲的女人。在更早些的《大话西游》系列电影中，至尊宝的暧昧对象里，也有结拜兄弟牛魔王的夫人。

我们承认，如果在香港电影文化的结构中，故事上极端的伦理实验，与现实中极端的社会处境是互相对应的。电影的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谁是谁非，并没有定论。但是如果不加选择地将两者杂糅在一起，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只想着“快点怕、拍快点”，那么并不会有多少人，承认这是一部好的电影。

就像我们之前很多次说过的那样，比起很多上一辈大陆导演，香港导演们起码拿钱干事，业务能力较强，不会像大陆一些导演一样业务不怎么样，还热衷于塞私货。但同时香港导演们确实普遍也有着非常局限的一面。拜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所赐，他们更热衷，也更擅长于刻画那个半殖民、黑白不分，文化浑沌的旧世界。他们的记忆中并没有社会大改造，并没有新世界的建设经历，这成为了他们止步不前的理由，不过，这方面我们怎么苛责他们都或许带一点偏狭。毕竟，还有很多人得益于新的世界，还想着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