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瑞：互联网平台封禁现象的法律定性需要严谨审慎
转向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举办 的“开放、中立与创新驱动 ——平台生态治理的理念和路径” 学术研讨会近日在线上举行。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员刘金瑞在会上表示，互联网平台封禁现象的法律定性需要严谨审慎，从国内外立法动态看，数据封禁等问题的规制逻辑，存在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行为规制的趋势。
刘金瑞指出，平台封禁是种现象，法律定性需要严谨审慎，怎么定性既需要考虑互联网本身的架构，也需要经济学等学科提供一些支撑。从经济学等角度看，如果某种行为没有影响竞争秩序，不存在反竞争的效果，那么可能就是合理的，法律上就不应该给予否定评价。
从互联网架构来看，一般可以分成设备层、系统层、数据层、应用层这四个层次。刘金瑞称，讨论封禁，首先要明确是讨论哪个层次的屏蔽和封禁，是讨论应用层、数据层的封禁，还是讨论系统层的封禁。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里提到的应用和服务不兼容问题，实际是应用层的封禁问题。
他认为，数据层的封禁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数据原链封锁的问题，涉及到反垄断法上经营者集中的问题。另一种是拒绝数据开放的问题，讨论拒绝数据开放是否有必要规制，实际是讨论什么情况下应该进行数据共享。
“拒绝数据开放问题往往和数据共享是一体两面。”刘金瑞说，我们应该从数据属性出发，来讨论数据什么时候应该共享。共享并不是数据的天然属性，对于数据共享要回到数据本身的属性来看，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才是应该共享的数据。但如果数据过分集中到某一个平台，影响了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也有规制的必要。
对于规制不合理的拒绝数据开放问题，刘金瑞指出，从法律上来看有两种路径：
第一个路径是主流的反垄断法路径，国内最近出台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对平台垄断协议的达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等都做了规定。
第二个是行为规制的路径，典型代表是欧盟《数字市场法》草案中规定的“守门人”的行为义务，开创了一种新的规制逻辑和思路，这种事前规制的方式代表了一种新的规制路径。
刘金瑞称，竞争法或反垄断法保护的实际上不是竞争者，而是竞争的秩序。所以在设定法律规则上需要从实际需求、从维护竞争秩序或效果出发，规制的逻辑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行为规制是一种趋势，但是立法难度比较大以及实践中落地也较为困难。
▼
推荐阅读
编辑：陈昊星
责编：魏 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