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开放”是1899、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就中国问题向西方各国发出的两次照会中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20世纪初的对华政策。经过后来的华盛顿会议，门户开放成了多边国际条约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国际法意义。可以说，门户开放政策影响了近代东亚的格局和历史进程。
美国历史学家格雷戈里·摩尔在《1901—190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中，研究了20世纪初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和演变，分析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摩尔认为，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在亚洲追求的是被动而非主动的外交政策目标，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存在局限性和刻板印象，未能充分了解和尊重它所面对的文化，这对处理当下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教训。
直到1830年代，在华美国人都是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两国政府之间并无联系。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参与在华贸易的西方国家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都无法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很可能影响了19世纪时大家对中国人的看法：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让中国人接受现代世界的自由贸易和国际贸易体系。1832年，杰克逊政府试图与北京商定贸易条约，但协商失败。当时，美国正在努力扩展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正式贸易关系。贸易并不是中国吸引美国人的唯一因素。19世纪初期，宗教复兴，海外传教运动兴起。在这场运动中，美国人来到中国传教，这些传教士通常来自乡村地区，在新英格兰或纽约接受教育，他们非常严肃，毫不妥协，把自己视为上帝意志的传播工具。他们的资源十分有限，而且，他们沮丧地发现，单凭布道很难把基督带到中国。于是，传教士转向人道主义行动，希望借此让人们皈依基督。战略考量也发挥了作用。出于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美国派出了海军舰队巡逻中国沿海。大约到1860年，舰船的数量已经从起初的两三艘增加至三十多艘。美国内战期间，该舰队曾被征召回国，内战结束后再次回到中国水域。多年来，舰船的数量时有变化，但足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彼时，中国人也开始注意到并努力了解这片他们后来称为“美国”（“美丽的国家”）的土地。对一些中国人来说，美国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正如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能带来无限机遇一样。随着西方国家强势踏足中国土地，中国政府官员首先试图搞清楚这些西方力量，美国自然也成为他们的监察对象。
“反华墙——美国的围墙正在筑起，中国的围墙已经倒下。”
19世纪中叶，美国发现了金矿，中国人蜂拥而至，这也让美国人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认识了中国人。这些被经济机会吸引到美国的移民并不想被同化。最终，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劳工引发的敌意导致中美关系在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间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美国政府正努力地与中国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而美国商人（跟其他西方商人一样）则更关心哪种商品能更好地卖给中国人。美国人在19世纪初期涉足yapian贸易，货品来源于土耳其。yapian贸易增长迅速。除了yapian，美国人也尝试把棉花、煤油、人参、海豹皮、檀香等商品销往中国，但还是yapian的利润最高。作为交换，美国人也在中国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不仅有茶叶和丝绸，还有肉桂、咖啡、家具、糖果、鞋子等等，甚至还包括一些流行的欧洲商品（特别是法国制品）的廉价仿制品。
英国在yapian战争中的胜利，为西方商人开辟了新的中国港口。紧跟着英国人的脚步，美国连忙派出凯莱布·顾盛前往中国商议贸易条约。稍事耽搁之后，在伯驾和裨治文两位中国通的协助下，顾盛促成了1844年的《望厦条约》。早在条约签订之前，中国已经允许美国拥有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条件，顾盛条约只是正式确定了其有效性。条约规定，美国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获得的同等特权（割让香港岛除外）。但是，英美之间还是存在差异。居住在新通商口岸的美国人可以建造房屋、医院和墓地，这实际上为美国人在中国从事医疗和传教活动奠定了基础。美国人可以学习中文，其治外法权的范围扩大到了民事和刑事案件。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因涉yapian贸易而违反中国法律的美国人，均按照中国法律办理治罪，美国政府不得有所偏袒。此外，对那些打着美国旗号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其他国家，美国将采取措施制止其行为。然而，美国始终无法调动必要的资源执行这几条内容，yapian贸易也继续在扩大。最后，条约规定，二十年后将再次审查条约内容，并可根据需要作出修改。
实际上，中国人自己也意识到要以对待英国人的方式同等对待其他西方夷人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美国人感激中国——这种感激之情理应由皇帝获得，而不是由英国来给予美国在中国同等的通商条件。于是，中国人抢在英国人前面采取行动，实施起了中国（而非美国后来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英国和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不同。英国主要基于他们对待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来决定他们的对华政策。但是，美国视中国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对华政策强调的是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美国认为，由美国主导的中美商贸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这个愿景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美国时刻保持警惕，以防任何势力危及其利益。第二，美国进入太平洋地区，以确保美国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实现预期的增长。他们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寻找港口，在日本寻找更多开放的口岸，还到台湾去寻找煤炭。
yapian战争后中国开放门户以及战后签订的和约，都让人以为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会大量增加。然而，预期的贸易繁荣并没有实现。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对美国产品缺乏兴趣。美国销往中国的商品种类越来越丰富，主要包括棉制品、小麦、面粉和煤炭，而数量较少的产品有铁、鲸油、皮革、木材等等。另一方面，美国人继续购买以茶叶和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导致出现贸易逆差。在某些年份，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规模是向中国出口规模的两倍之多。美国对华贸易增长有限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并不像美国商人以为的那般富有。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一小部分中国人较为富裕，但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YP战争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叛乱以及洪涝、干旱、饥荒等破坏性自然灾害，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经济状况。
山姆大叔手持贸易条约，脚踩在正被德、意、英、俄、法剪开的中国地图上。
©J.S.Pughe
1890年代，不仅是传教士，其他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也不断提升。之前的欧洲和现在的日本竞争者使得美国商人更加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他们迫切要求实施更有力的对华政策，这个要求也得到了其他对远东感兴趣的群体的支持。田贝（1885—1898年间的美国驻华公使）的看法也反映了这些日益增长的关切。起先，田贝支持以温和的方式对待中国。但后来，他断定中国政府软弱无能，无法保护美国传教士和美国的利益。他还认为，中国无力抵挡俄国和日本等列强侵略的野心。美国的对华政策应采取更强有力的立场。然而，美国决策者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便是门户开放政策。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门户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一部分。而且，它反映了美国早在独立战争时期对公平商业机会的承诺。义和团运动后，中国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海约翰于1899年和1900年发出的照会是对此的回应，也是对美国商人保护在华贸易之要求的回应。海约翰发出照会的目的是确保美国在不动用武力或寻求联盟的情况下实施现有的政策。
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就相当于承认了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改变，因为其第一次照会明确承认了德、法、俄、英、日在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划分的势力范围。美国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租借地抢占当中，但在美西战争中获得的菲律宾群岛和关岛也让美国在亚洲有了一席之地。即便如此，列强抢占租借地确实威胁到了美国通往中国的道路。然而，列强抢夺贸易特权和其他特权已是既成事实，麦金莱政府也不能改变。面对这种情况，美国要么加入抢占的行列，要么采取其他措施。美国最终选择了向各国发送外交照会，要求“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贸易和通航条件⋯⋯要绝对地平等”。这就是门户开放的第一份照会。这份照会得到的回应基本上都有所保留。比如，日本声明自己愿意履行美国的提议内容，“前提是其他收到照会的国家都接受同等的条件”。
海约翰，美国著名外交家、政治家，反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第二份照会源于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混乱。眼看中国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1900年7月3日，海约翰发出了第二次照会。此次照会跟上一次照会收到的答复方式差不多。不过，“美国政府的政策所寻求的解决方案⋯⋯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完整”的字眼显示出海约翰发出的既是一份单边的政策声明，也是对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呼吁。在照会中，美国政府承诺寻求保持中国完整的解决方案，海约翰以这种方式告诉其他国家，他们可以同意这份声明但并不一定完全遵守声明的内容。门户开放照会也许是麦金莱政府在寻求新的亚洲政策时能想到的最理想的办法，它是反殖民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结合体，也是对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一种抵制。抑或它只是在满足含糊的行动要求的同时又不做得太过分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它是无关痛痒的。有人把门户开放政策描述成美国“软实力”在中国的运用，或许也十分准确。徐中约认为：“门户开放更像是美国对原则的声明，而不是正式的政策，因为它既没有表现出意志，也不具备用军事力量执行的权威。”徐中约指出，声明发出后瓜分中国的浪潮减退，但这并不是门户开放照会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列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所以是“各国之间的均势挽救了大清帝国，使其免于马上瓦解”。不论如何解读，1901年麦金莱的逝世把实施和解释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
（本文选自《1901—190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 : 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第一章）
1901—190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
著者：[美]格雷戈里•摩尔
译者：赵嘉玉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书号：978-7-214-26530-2
江苏人民出版社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摩尔阐明了1901—1909年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复杂的历史和演变。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大量援引档案资料，同时注意到重要国际事件和国内挑战对美国制定亚洲政策目标的影响。他认为，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在亚洲追求的是被动而非主动的外交政策目标。鉴于当时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有限，罗斯福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捍卫平等的在华贸易机会，同时在口头上承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认识到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后，罗斯福政府调整了门户开放政策，让日本充当缓冲，以遏制俄国对中国的野心，从而将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风险降到最低。摩尔的结论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虽然务实，但处理中国问题时存在局限性和刻板印象，没有察觉到那里正在浮现的革命力量和革命情绪。因此，决策者并没有充分理解清朝末年所发生的事件，阻碍了更积极的外交政策的制定。
格雷戈里·摩尔（A.Gregory Moore），美国圣母学院历史和政治学系系主任、教授，肯特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美关系。
赵嘉玉，本硕毕业于中山大学，现任教于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中英粤口笔译员。第二十七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一等奖获奖者。
格雷戈里・摩尔研究了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地缘政治，该书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对思考当代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结论认为，美国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常常不能充分了解它所面对的文化，这是当代决策者始终需要记住的一个教训。本书不仅是美国外交政策和亚洲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之作，而且将成为当代决策者的重要资源，有助于他们了解塑造当今国际环境的历史潮流。——肖恩•凯，美国俄亥俄卫斯理大学教授
格雷戈里•摩尔教授通过丰富的细节，带领我们进一步了解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1909年间处理对华问题的方式。该书以档案文献为基础，汇集了英语世界几代人对西奥多•罗斯福如何制定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成果。
——王栋，上海大学文学院“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目 录
第六章 “默默地坚定维护我们的立场，才是我们真正的政策……”第七章 门户关闭？——《桂太郎—塔夫脱备忘录》和《鲁特—高平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