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缅甸为中心、中国云南西部和印度东北部为两翼的“中缅印”跨国战场是国际反法西斯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线上对日作战的交会处与结合部。纵观中国抗日战争各战场,滇西抗战因日本切断滇缅公路援华线而起,战场所涉区域具有跨越国界和抗战主体盟国联手的显著特征,有别于中国抗战其他战场,呈现出“入侵火速、占领期短、手段残酷”的特质。日本占领滇西期间,根据该地域的社会特点,采取了种种统治手段,即总体上实行军政统治,通过“以华制华”的政治思路就地建立伪政权,并对少数民族采取区别统治。移植缅甸“军政统治”模式日本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东南亚伊始,就迅速建立起由入侵日军操纵各地行政管理的军政政治系统。这种管理由日军司令官掌控一切最高权力,各级行政机构的工作由日军司令部负责监督。日本的军政统治先是在东南亚地区实行,后来也涉及二战时的一个特殊战场——滇缅战场。它由纵贯战场南北的滇缅公路相连接,战火波及中缅两国边境线。抗战时期的“生命线”——滇缅公路(腊勐段)从中国角度而言,滇缅战场既是中国抗日战场的外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组成部分。而就日本方面来说,在其南方战役的蓝图中,对滇西的作战计划在于切断滇缅公路。从最终结果来看,占领滇西是日本缅甸战役的战果扩大。因此,日本一直将“缅北—滇西”战场视为一个整体应是无疑。与之相呼应,日本在实施军政统治时也将两者一并考虑。日本对缅甸实施的是更直接、更全面的军政统治,占领滇西后,日本遂将其在缅甸的军政统治模式“移植”至滇西,成立了“军政班”这一具有典型军政统治特征的机构,并在滇西实施统治。从始至终,占据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指挥官不断发号施令,掌控一切军政大权,其统治方式符合军政统治的类型。推行“以华制华”,扶植伪政权侵华战争中,日本在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亦强化政治控制。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在中国培植亲日力量,为对广大占领区的中国人民实施有效而方便的统治,不遗余力地扶持与操控由中国人组成的各种伪政权以及各种政治组织,以实施“以华制华”的统治目的。日军在滇西颁布推行“良民证”沦陷后的滇西,一部分国民党政府官员弃民而逃;普通民众处于高度恐慌状态,为躲避战乱流离失所;土匪、地痞流氓则浑水摸鱼,大肆抢劫;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纷纷武装自保。滇西与缅甸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在实行军政统治这个大前提下,同时以“以华制华”政治策略为指导,“因地制宜”,通过利诱、威胁、分化、拉拢等各种伎俩,拉拢和勾结滇西各地的一些地方头面人物,在滇西沦陷区炮制了各级伪政权。在滇西主要的沦陷区龙腾一带,日本先后扶植了龙陵县伪政府、腾冲县伪政府以及各级地方伪政权,采用警察镇压、机关管控、欺骗宣传等措施对滇西人民实施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统治。以“泛泰主义”笼络少数民族势力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政治伎俩还有一个体现,就是常常利用中国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极力挑拨中国民族间的内部关系,通过制造分裂来破坏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具体途径往往表现为对少数民族实行区别统治,以便各个击破,达到最后灭亡中国的目的。譬如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内蒙古进行武装侵略的同时,极力拉拢蒙古族王公贵族、宗教上层,最终成立了伪蒙疆政府。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西北回族军政要员威胁与利诱兼施,建立伪回回国,而实权操于日本侵略者之手。1942年日军攻陷缅北、滇西后,鉴于滇西的主要民族傣族与泰国主体民族泰族间的深厚历史渊源,便大力加强对“大东亚共荣”和“泛泰主义”的宣传,试图对以傣族为主体的缅北、滇西地区施加影响。日本利用当地民族众多、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竭力挑拨民族关系,对少数民族地方土司政权恩威并济,拉拢以土司、山官为代表的滇西各少数民族。同时深入乡、镇、村、寨,派驻“行政班”,以武力为后盾,扶持各地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维持会”,以帮助日军占领和有效控制地方秩序。芒市·日军罪证遗迹碑上述手段的目的是以民族分化的方式,使各民族与中央政权脱离,削弱抗日力量,以便其宰割。身陷囹圄的土司家族中有坚持爱国立场,支援中国军民抗日者;有与日军合作,协助日军建立伪政权者;也有见风使舵,虚与委蛇者。无论怎样,那些选择与日本合作的傣族上层精英,究竟是受“大泰族主义”的感召还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作出的选择的原因尚需进一步考察,但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政治伎俩在分化滇西地区少数民族团结方面取得了成效。点击下方蓝字即可购买当当京东“抗日战争专题研究”《日本对滇西沦陷区的统治》雷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