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大时代” | 许纪霖、周育民对谈《北京的人力车夫》

11月13日下午，江苏人民出版社邀请知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育民和界面文化记者林子人做客“上海最美书店”钟书阁，与读者们分享他们对《北京的人力车夫》的阅读感受与思考。

01 这本书为何能引起海外汉学界强烈反响？

许纪霖：我先来谈谈我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这本书为什么这么重要，当时在美国出版后能引起学界的热议呢？一方面是关于民国北京史的研究实在是太少了，非常薄弱。相比而言，上海城市史的研究热潮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这是全球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美国的学者很认真地做了这样一个研究，所以这本书就显得很珍贵。

虽然这本书的主书名叫“北京的人力车夫”，但“人力车夫”只是它的“题眼”，实际上它的主题不仅于此，我们应该更注意它的副标题——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及其家属占据了北京城20%的人口，史谦德从这一独特的群体出发，描绘出1920年代整个北京的广阔图景，里面大量涉及银行界、商界、警察，包括他后来提到的公会、行会，展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乃至于政治结构意义上的北京。

这本书之所以当时那么出名，与90年代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盛行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90年代美国学者就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公共领域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本书最后的所谓拔高点、理论制高点是第八章“新公共领域下的市民：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

周育民：刚刚许老师谈了他的阅读感受，我就作为译者谈谈我为什么会翻译这本书。本书的作者史谦德先生是82年来北京的，83年离开，而我是83年底到北京进修的。我想史谦德先生来北京的时候，可能对北京城市的反差印象强烈。我是来自上海的一个年轻学生，跑到北京去，也感到北京这个城市有一种传统和现代的强烈反差。

从人民大学西郊乘车，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马车。在东安门外的东风市场一带，还有不少三轮车，所以电车、汽车、自行车，还有三轮车，各种声音同时交汇在一起。当然我就感到这个城市的新奇之处，古老的宫殿建筑、传统的交通工具、现代交通工具相互交织，我当时就对这种强烈反差感到困惑。可以说这也是我最初决定翻译这本书的一个想法。

回顾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有两本书特别具有代表性，其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北京的人力车夫》，其二，是我们国内学者可能比较了解的罗威廉先生的《汉口》。这两部著作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是比较超前的，因为我们后来看到在这两本书出版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史的专题性研究，比如讲警察、妓女、卫生、工人阶级等等。

1990年代，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研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热潮，并影响了海外中国学。除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和罗威廉《汉口》外，冉玫烁（Mary Rankin）的《精英行动主义与中国政治转型》和萧邦奇的《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也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作。

02 从“公共领域”到“权力的文化网络”

林子人：刚刚两位老师都谈了很多，我想这本书出版后影响这么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90年代公共领域在西方学界是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刚好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关于民国时期北京城市的研究其实是比较薄弱的，在中外学界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横空出世。说到公共领域，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讨论了人力车夫，我们一般理解来说是底层人民，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积极的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他们也参与到了当时所谓的权力的结构当中，在里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许纪霖：“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是哈贝马斯提出来的，而且他很厉害，竟然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这本书，史谦德教授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他更注重的是在1920年代的北京人力车夫这种底层的政治参与是如何出现的，也就是说作者重新定义了这个概念。这点大家要注意，是否可以用这个概念，这里暂时不评论，但是大家注意这和经典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不必在乎这是不是符合哈贝马斯的原意。因为你要知道学术上凡是有生命力的概念，一定是有多重含义的，是被赋予各种解释的。

其实我觉得用杜赞奇教授“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来诠释这本书更为合适。杜赞奇教授在他的那本经典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中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华北农村，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极具生命力的概念。这个概念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发是说，哪怕是权力在推行过程当中，它也必须要借助传统的和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网络。例如文化网络，我们常常讲五缘关系，这些就是在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网络，权力要借助这种文化网络才能一竿子插到底，权力是渗透性的，用台湾的王汎森教授的话说叫权力的毛细管，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虽然史谦德教授并没有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但是他在书中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北京存在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商会、行会、一些社会自治组织、公投行会等等，这些权力的文化网络，形成了一个所谓地方的自治。

周育民：接着许老师刚刚的话，我稍微讲几句清代上海县城的地方自治。清代，上海县城里的一些地方事务，州县官往往会通过会馆来解决，要找这些会馆董事来商议地方事务。这些会馆董事往往有士绅身份，因为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会馆联系着不同地缘和业缘关系的群众。看起来是专制统治的这样一个结构，就像刚才许教授讲的，其实到基层社会，州县官就得受地方势力的制约，要尊重地方士绅的意见。那么地方士绅是通过哪些渠道掌握地方权力的？首先他必须要有经济实力，同时还有文化上的权力，为“四民之首”，他们又可以和州县官平礼交往。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州县官的日子非常难过。所以我讲上海地方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治的。

杜赞奇，美国著名汉学家，师从孔飞力，现为杜克大学教授，著有《文化、权力与国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等。《文化、权力与国家》先后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杜赞奇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内卷化”来解释近代中国。

03 人与机器：永恒的抗争

林子人：这本书的高潮其实描述的是一起人力车夫的暴动，暴动原因是人力车夫们想要摧毁北京的有轨电车，电车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这起事件我觉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洲早期工业革命，当时的卢德主义者因为纺织机夺走他们的生计，所以去摧毁工厂里面的纺织机。这让我联想到如今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崛起，其实正在不断威胁传统意义上的中产职业领域，包括护士、药剂师、汽车运输、新闻和法律，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害怕机器掠夺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也可能包括我们自己。

许纪霖：你想到卢德主义者，实际上我联想到另外一本书叫《弱者的武器》，弱者的反抗通常是自发的、本能的，相信最后侵犯他们的是那些物质性的东西，对人力车夫来说当然是电车，电车并不仅是物质，背后也象征着一套新的物质结构、生活结构，所以这个事件的确具有象征意义。

周育民：我再用马克思的话来给补充一下，马克思把卢德运动视为早期工人反对资本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又讲工人要把资本关系和资本的物质存在、物质基础区别开来，是要有个认识过程的。

04 小人物的大历史

周育民：人力车夫这个群体在一个大时代的变动当中，从兴起到衰落，在现代化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因为他们赖以谋生的技术手段，很快会随着社会进步被淘汰。而且现在进步速度越来越快了，将来人工智能更加发达以后，可能很多目前脑力劳动者的工作也被替代，我们也可能成为小人物往下沉沦。所以我的结束语就是，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后代需要伴随一生的能力。

许纪霖：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小人物·大时代”，实际上大历史也好，大时代也好，毕竟是由个人构成的。英雄创造历史，事实上小人物也在创造历史，也担当了历史哪怕很微小的一部分。所以从这点而言，不要以为自己小，你留下了文本，留下了生命的轨迹，足以见大。

文 / 小熊

图 / 马提尼

整理 / 小熊 冰清 马提尼

（讲座精彩内容，可见小鹅通平台直播回放）

北京的人力车夫

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美]史谦德 著

周书垚、袁剑 译 周育民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2021年9月出版 
ISBN: 9787214224866

荣获1991年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