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教育界在自身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展开了大讨论，最终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在战时政策之下，战地服务和征调成为1937—1942年学生服役主要途径。然而当中国抗战艰难地持续到1942年时，兵源近乎枯竭。1942年10月，为了改良役政，国民政府不得不改颁法令，征召学生从军，从而掀起了学生从军的初澜。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促使蒋介石下定决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1944年秋，国民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全国知识青年积极响应，纷纷从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成为抗战中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2009年的热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众人齐唱《知识青年从军歌》（图片来自网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正值暑假，“读书还是抗战，求学还是救国？”成为许多学生亟需面对的问题。8月，学生陆续返校。但是，由于很多学校被日军恶意蹂躏，校舍遭轰炸而毁坏严重，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谋划教育机构西迁事宜。

中央大学在8月底率先西迁。而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也开始陆续向西迁移，三校根据教育部规定在湖南联合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

然而，历史上西晋、北宋和晚明的三次南渡，最终都没能重返。在这种历史记忆下，南渡即意味逃亡，一些师生并不愿随校迁移。国难当头，许多热血学生弃笔从戎。

在赶赴新迁学校的路上，一些学生就直接从军了。清华大学的杨德增便是其中一员，他回忆道：“同学多人在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招待所住。时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正招考大专三四年级机电系学生，成立技术学员队，予以汽车修护短期训练，毕业后分发至陆军机械化部队，担任战车汽车修护技师。北平学生当年发动抗日宣传，计有“一二·九”及“一二·一六”两次抗日大游行，今日已进入正式对日作战，有此良机参加部队，实现当年志愿。故我校机电系三年级同学多人相互转告集会协商，决定放弃大学最后一年学业，投笔从戎，报名参加陆军交辎学校受训，计有胡笃谅、张厚英、吴业孝、梁伯龙、黄茂光、李天民、吴敬业和我。另外报名参加受训者尚有北洋工学院、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上海雷斯特工学院等同学，总计全队共计27人，其中女生仅有我校张厚英一人。”

当时的学生属于稀有人才。据相关统计，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在校人数共计才30976人。其中，文类（文、法、商、教育）15562人，实类（理、农、工、医）15414人。因此，对于学生应该何去何从，社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

“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双方各执己见。

长沙临时大学对从军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政府的规定，安心求学。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决议：“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到长沙临时大学演讲时则大声疾呼：“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什么？”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也是从军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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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革论

彻底改革论者主张废弃正规教育，实行战时特殊教育，以短期培训的方式，迅速造就为战争服务的人才。他们主张实施彻底改革的教育政策，要求“高中以上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即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他们认为建国须从救国做起，教育就是要在抗战中培养优秀分子充任干部，提出将学校变成各种训练班，如大学及专科的文法商教育各学院、普通中学及师范学校，分别或合并成为民众教育人员或民众指导人员的“培养所”；理工医农各科及中等职业学校，需要斟酌战时社会或军事的实际需要，分别或合并设立各种技术训练班。为适应抗战需要，应尽量删除不必要的课程，除基本课程必修外，应抽出1/3或一半时间学习与抗战直接有关的新课程。力求各科教材对抗战起积极作用，特别着重强化政治教育，增加经济的生产教育，开展文化的科学教育。关于教学方式，他们提出可将全国分为许多区，指定某大学服务某区，学生一方面上课（不限课堂），一方面实地工作，如医科从事救护、工科从事军工建设等等，由教授领导，以实际经验为教学之本。他们还以欧战时各国大学生参军参战的史实统计来鼓励青年投笔从戎，如称：“英国剑桥大学学生百分之九十从戎”，“法国参战一年，已有教师三万从戎”，等等。

张治中就将其治下的湖南省全省中学改为军事训练班。1937年12月，一天下午，有几十个高中男女学生要求见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这就是今天代表多数同学的意见，要向主席请愿的”，请示关于今后学生运动的方针，而后提出“实施战时教育，分配战时服务”的要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道：“我看出了他们不甘放弃他们应负的责任，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掀起的热情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经过几小时的谈话后，我送别了他们，我说：‘你们回去对各同学说：现在赶快预备。只要你们能够吃苦，能够耐劳，能够努力，就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一定负责指示你们学生运动应走的道路，并且负责领导你们！’”

张治中和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商量后，到省府会议上去讨论，最终决定召集四千个男女学生军训6个月，然后分发各地进行民众训练运动。

2

维持现状论

主张“平时教育”者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让学生从军是短视行为，是一叶障目；教育为百年大计，不宜轻易更改，战时教育应维持平时教育的原状。何况，现代战争是参战国整个民族知识的比赛和科学的测验，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与其把多年培养的教育从业者送去参战，不如将其留在后方作为储备人才。

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也曾向蒋介石提出：“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他们也列举法国的例子：欧战时法国只要环境允许，学校决不停课。日俄之战期间，日本大学也未停过课，相反因报国心切，人人希望在学术上拥有成就。所以大学自动停顿正中敌人之计。他们认为：“科学家应研究解答凡与抗战有关，而为自然科学家所能尽力的问题，然而本身研究可不能放弃，放弃会使国家落伍……第一因为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先，应用于抗战在后……第二因为培植科学研究者，即建国工作之一……第三因为为抗战所做科学工作，不能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全部，若把全部人力用于抗战需要之应用技术，而舍其他似乎不能直接应用于抗战的研究，则不仅使纯科学在中国中断发展，且将使抗战所需应用技术停滞落伍。”

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表示：“尚有一个学生能留校上课，本人当绝不离校……至于学生最近要求变更课程，乃绝不可能之事，此实有事实上之困难，院长亦无法办到，各教授亦无此种学识，无法授课。”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说：“现代战争是参战国整个民族知识的比赛和科学的测验，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截了当改为军事学校。”

9月4日，在讨论“招大学生参战”的国防参议会上，军事思想家蒋百里指出“不可利用大学青年之热血赴前线参战，仍当尽力设法完成其学业，勿使其失学”，“言时泪下，全座感动”。王世杰对于蒋百里的想法深感认同。1938年1月1日，他辞去了教育部部长一职，除了政治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他不想继续在战时教育的争论中煎熬了。

3

平战兼顾论

还有一派人主张平时教育和战时教育要兼顾。如西北联大常委、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提出兼顾求学与从军、战地服务，主张：“在抗战期间，大学教育应以修业两年为一阶段，使各大学学生轮流上课，及轮流在前线或后方服务，满一年或两年后再返回原校完成毕业。各大学教授亦应分别规定留校任教及调在政府服务两部分。”

著名教育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张伯谨则提出：“在教育之宗旨及制度上不应变更，但非一成不变的现状维持；在学校的课程及办法上应当改换，但非改弦更张的澈底改造。因为什么呢？ 第一，教育是国家百年大计，关于宗旨，固不能变更，即制度组织等亦不应妄行改变。因为教育的效果是缓慢的，本不能期其立时见效。假若环境稍变，便改弦更张，不是朝三暮四，一事无成，便是揠苗助长，欲益反损。我们现在是长期抗战，是全民抗战，各种人员均须补充，各种人才均感缺乏。尤其关于机械、土木、交通等技术人才之培养，需要仪器设备及实验之处特多，非迫不得已，不但不应变更机构，致联络不灵，亦且不应轻易搬家致工作停顿。…… 第二，教育的宗旨及制度，虽不应轻易更改，但教育之目的，在造就能适应环境、时代需要的人，对于当前的时势及环境的情形便不能一概不顾，致生闭门造车，出不合辙之弊。故课程及教材方面，在此抗战时期，却应随时改变。”

教育心理学家、教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后任《教育杂志》主编的黄觉民也持同样观点，认为：“战时的课程必与平时有所区异。第一，因为时际不同，平时的课程必难完全适合于战时；第二，因为这次抗战是全面的，教育应与政治、军事、经济等密切配合起来，齐向共同的目标——最后胜利——前进。”

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提及知识青年军，可见他对这支新军寄予厚望（图片来自网络）

其实，对于蒋介石来说，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颇为棘手，他缺乏掌控的信心和组织的力量。

1936年1月15日，面对汹涌的教育独立思潮和学潮，蒋介石曾发表“聆训”，要求教授和学生要深刻体会他的忍辱负重：

“现在政府当局的环境，比较李鸿章当时更加困难百倍。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李鸿章当时上面只有一个西太后来牵制他，现在虽然是民国，表面上没有皇帝，而实际上四万万人民就是四万万个西太后，政府随便实施一种策略，不是这个怀疑，就是那个反对，不是这个淆乱黑白，就是那个造谣生事，上下四方都来牵制他，使他毫无自由发挥才智运用策略的余地，再加以一般人民不体念中央的困难，不服从政府的命令，还要自己破坏各方面的秩序，弄得举国骚然，使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更不能专心致志对外！ ……现在一般人只顾高叫要抗日，这种爱国的热诚，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全国国民平时无组织无训练，无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习惯，到临时后方就要自相扰乱，不仅不能帮助军队，且要妨碍军队的行动，使军队失败。如果再使这种无训练无组织无纪律的国民和敌人作战，那就只有化作敌人的炮灰！ …… 爱国与救国有别。爱国者不必能真正救国，如果爱国不以其道，必至害国；反之，凡能真正救国者必为真正爱国者。如果我们只知爱国而不知如何救国，更不愿为救国而切实努力，那就算不得真正的爱国者！所以我们要爱国，不可只在口头讲讲，尤其不好只顾喊口号贴标语，和罢课游行，这不仅不能救国，而且足以破坏社会的秩序，伤害国家的元气，更予敌人以可乘的机会，引起敌人更进一步的侵略和压迫。我们要爱国，一定要救国，要救国一定要知道救国的正当途径和有效方法，从实际工作行动上表现出来，然后才可算是一个真正爱国者！”

1938年，新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发表《告全国学生书》，提出：“学生首应力行之义务为修学，要有《最后一课》的教育精神；学生报国从军，必经相当之专门训练，可依照手续就近加入军事学校或训练机关，应征前要有充分之认识与准备。学生战时服务要详尽计划，经过训练有组织有秩序地活动，各项服务应不妨碍课业。”

蒋介石在1939年3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上，发表“训词”，肯定了陈立夫的主张：

“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 我个人的意思，以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若是明了这一个意思就不必有所谓常时教育和战时教育的论争，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着战时看，现在才有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着平时看，这两个错误，实在是相因而至的。我们决不是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边环境，甚至是外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一切不紧张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都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

最终，国民政府详加考虑后认为：“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美英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

（以上内容摘自《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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