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贺萧写给中国读者的话（2022.05）
我很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精装版《危险的愉悦》，也很高兴向新一代读者致意。这本书由加州大学出版社以英语出版已经25年了。2003年，韩敏中和盛宁两位学者的精彩翻译把这本书带给了中文读者，我至今仍对自己有幸遇到如此专业和渊博的译者感到惊叹。
这本书在中国出版至今已近20年，英文版更是走过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值得一问的是：一本关于20世纪上海娼妓业和现代性的书为什么仍然对读者有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回顾一下我是如何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以及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和答案是如何被当时的环境所塑造的。然后，我将谈一谈为什么我认为《危险的愉悦》中强调的问题不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箱”。
1997年，当《危险的愉悦》的英文首版推出时，女性史在北美已经不算新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在学者和公众中引发了对下列问题的讨论：谁书写了历史？历史学家通常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忽略了哪些话题？尽管历史记载（主要由受过教育的精英和国家机构撰写）有局限性，但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下层的历史”。他们查阅历史记录，并尽可能地辅之以口述历史、回忆录、照片和大众媒体，以研究包括工人、流动人口、少数族群等非精英群体的经历。他们研究各个阶层的女性——她们的经历，无论背景如何，在主要由男性撰写的、以男性为主的历史中，通常是被遮蔽的。当时的学者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表述：“让隐形的东西变得可见”。
《危险的愉悦》英文版封面
正是在这种令人兴奋的新历史研究环境中，我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进入了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当时，尽管更广泛的史学领域发生了变化，但关于中国女性和性别问题的英文书籍还寥寥无几。有一次，一位比我年长些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对我们领域内一位资深人士说，她要写一部关于明清时期女性的历史。这位前辈严肃地看着她说：“如果有材料可以作为支撑，这将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没有。”（后来她写了两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都获了奖，资料来源非常丰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个领域发展得如此之快，每年都有许多优秀的专著和数十篇甚至数百篇文章以英文、中文和其他语言发布。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是我的第一本书，是对1949年以前天津工厂工人的“下层的历史”的研究。它包括对天津棉纺厂女工的研究。研究过程中，我在查阅一份民国政府对天津女性的社会调查时注意到，这份调查中记录的妓女数量似乎是该市女工的两倍。那个我后来再也没找到的数据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突然想到，这两类女性——女工和妓女，往往都来自农村，一位女性最终是在工厂还是妓院工作，可能受社会关系、人口买卖或是机遇的影响，但女工和妓女有许多重叠的特点。要全面了解女性从事的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工厂大门内。于是我决定，在我的研究中，无论女性在经济不稳定、政治动荡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谋生，我都要去了解她们。对“女性的工作”的研究应当包括卖淫。
《天津工人》英文版封面
在决定研究妓女的生活时，我受英语世界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之间关于如何理解卖淫的争论的影响很大。妓女是否应该主要被理解为人口贩卖和剥削的受害者，并受到针对性别的虐待？或者，她们是否应该被理解为性工作者，虽然被剥削，但仍然用性服务换取报酬，有时在这个过程中行使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两种观点都描述了妓女生活经历的方方面面，它们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但在开展研究时，我不想重复那些对以性服务换取金钱的女性的道德说教和谴责，也不想将她们简单归纳为受害者。相反，我想研究她们是如何在女性选择有限的世界里谋生的。在这方面，“性工作”的说法对我来说更有趣。我决定聚焦于书面资料最丰饶的上海，它是我重构妓女生活的最佳选择。
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进行研究时，我发现追溯妓女的生活经历比我预想的还要困难。诚然，有大量关于1949年之前上海娼妓业的书面资料：警方记录、政府报告、学术调查、小报报道、杂志文章、通俗文学、改革派著作等。但在这些资料中，很少看到妓女直接谈论她们自己。相反，我看到最多的是上海社会各界表达他们对妓女的关怀。在八卦专栏和上海的“指南书”中，高等妓女是八卦和猜测的主要对象。在审讯记录中，街头卖淫女向警方解释她们卖淫的原因——通常是为了养家糊口，她们总是使用完全相同的措辞。这让人不禁怀疑，究竟是警察编造了记录，还是这些女性已经知道哪些答案会让她们得到更宽容的处理。在改革派著作和大众媒体的许多文章中，卖淫被视为经济危机或性别角色不稳定的标志。这是关于女性应该做什么，以及在想象中的现代社会中女性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广泛讨论的一部分。1949年后，上海的废娼运动被视为社会复苏和经济稳定的标志。
简而言之，人们在讨论娼妓业时，用它来谈论更大的社会问题。在历史记录中，妓女当然是可见的，但我们很少听见她们自己的声音，总是其他人在谈论她们。透过这些讨论，我对上海社会有了很多了解，但最终我不得不承认，历史记载中存在着执拗的沉默，关于过去，有一些基本事实是我们始终无法知晓的。
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已成往事，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社会转型也已成为过去。即使是在《危险的愉悦》最后两章中所讨论的娼妓业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卷土重来的改革初期，世界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思考当今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问题，仍然有一定的价值。
首先，最显而易见的是，世界各地仍有许多女性通过出售性服务谋生。这一世代持续的社会现象将关于妇女地位、自主性、就业、欲望、家庭状况、社交和政治上的可能性等问题放在了我们眼前。现在，妓女的声音比历史记载中的清晰了许多，她们为自己选择从事性交易辩护。但在争议和决策中，她们仍被边缘化。我们还要更深入地认识她们。
其次，性别不平等和性别特质问题仍然是当代社会和不同移民群体的特征。早期改革者和革命者关注的许多问题在当代社会安排中仍有印迹，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碎片化的世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流动、职业生涯、家庭结构、暴力、人口买卖和环境脆弱性都有性别差异，它们与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交织在一起。在当今社会中，还可以看到我们称之为性别反挫（gender backlash)的现象——试图抵制女性所取得的成就，压制她们的声音，并将她们限制在家庭和社会中固定的位置。继续解决这些难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需要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
阅读《危险的愉悦》不会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但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思考民国时期的上海民众是如何努力理解和改变社会，学到一些东西；或许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些沉默的声音，在面对今天的问题时，“让隐形的东西变得可见”。
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人们过去做了哪些努力。它提供了想象和完成我们眼下任务的路径。重要的是不要被固化，可以从一切时间或空间借取材料，充分利用它们。让我以犹太教学者拉比塔丰(Rabbi Tarfon)两千年前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完善整个世界并不是你的责任，但你也不能无视这项使命。”
贺萧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2022年5月25日
（本文译者：换换）
我们将在6月中旬与贺萧教授进行一次书面访谈，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观点想与贺萧教授交流，请于6月10日前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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