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万世居
1992年，张一兵从北京中华书局调深圳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在田野调查和实地发掘过程中，他看到遍布乡间的村落民居和祠堂、炮楼等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4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成立，他被分配在古建筑研究室工作，从此他跟深圳传统建筑结下更深缘分。20多年来，他跑遍深圳近千个村庄，对数万座不同类型的传统建筑进行过实地调查。张一兵著《深圳风物志·传统建筑卷》出版，这十年磨出的一剑簇新耀眼，让我们看到了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深圳传统建筑的魅力与辉煌。
张一兵。
深圳传统建筑的五个来源
根据对深圳地区近千个村庄、数万座不同类型传统建筑的实地调查，张一兵大致上编制出深圳地区传统建筑的谱系。他认为，深圳地区现存传统建筑可分为五个主要的大类型：宝安（本地）型、广府型、客家型、闽南潮汕型、西洋型（含中西合璧亚型）。在每一个类型里，还可能存在多种亚型及多种分支和变体。
为什么会存在上述五大类型呢？因为深圳传统建筑具有来自五个区域性的文化渊源。张一兵认为，深圳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独特之处：西北背靠东莞、广州，西南面海，东北背靠惠州，东南面海，正南与香港仅一河之隔，境内五分之三为山岗丘陵，五分之二为小面积平原。广东地区主要有三大区域文化类型：广府文化以广州为中心向四面延伸；客家文化以梅州为中心向四面延伸；闽南潮汕文化以漳州、潮州为中心向四面延伸。这三大区域文化类型的共同交汇点正是在深圳，并在此结束。所以，张一兵认为，从区域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上看，深圳是得天独厚的，而区域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直接导致了深圳地区传统建筑的多样性。
张一兵分析，深圳的传统建筑类型，除受上述区域文化影响有三种外，尚有本地传统文化和西洋传统文化类型，其中他认为本地文化类型最为重要。张一兵曾亲历过深圳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他认为，作为我国南方古越族的一支及其先民的聚居地，深圳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此后历经秦汉，到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设立东官郡和宝安县，此地（包括今天的东莞、深圳和香港）一直保持着独特的文化现象，与周边地区明显不同，如“东宝片方言”、“一丈乌大襟衫”服饰等，其传统建筑也与上述周边地区有着显著区别。
宝安式小铳斗炮楼
张一兵说，在建筑界，建筑史是一门边缘学科，古建筑研究是边缘中的边缘。作为专业研究者，他最早关注的是深圳的炮楼，这也是他第一个获得官方支持的研究项目。
在广府文化区的周边疏密不等地分布着多种样式的炮楼，最密集的炮楼分布在该文化中心两翼，右侧是南部的开平一带，左侧是东南部的深圳、东莞、香港一带。
深圳、东莞、香港一带的炮楼，顶部大都设有小铳斗式的突出的射击平台，装饰朴素无华。该地区在东晋时设宝安县，唐宋元时期设东莞县，明万历以后分设东莞县和新安县，民国时期称东宝地区，所以张一兵将其命名为“宝安式小铳斗炮楼”。张一兵说，宝安式炮楼与开平炮楼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如果属于核心家庭，就有一个小院子；如果属于大家族全村的，就没有院子。但它们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宝安式炮楼早期设置麻石箭窗或者麻石炮眼，晚期顶部设小铳斗式突出射击平台，而开平式炮楼顶部大都设一周突出的射击平台或围廊，布置大量狭小的射击孔；宝安式炮楼材料基本上是夯土的，而开平炮楼的基础材料主要是钢筋混凝土；宝安式炮楼的内外装修基本上是中国传统风格的，朴素无华，而开平炮楼的内外装修基本上是西洋风格的，装饰华丽。所以张一兵认为，开平炮楼是西洋式的，而宝安炮楼是正统的东方式炮楼。
张一兵说，上世纪80年代时，宝安式炮楼在深圳还有600多座，但遗憾的是，高速推进的城市化建设对此类传统建筑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他认为，宝安式炮楼是本土文化的产物，他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促进民众文化意识的提高，同时呼吁政府保护好这些在深圳甚至在中国很有特色的炮楼。
中心巷尾神厅式村围
深圳蔡屋围老围、香港沙田积存围是典型的广府民系围合式住居建筑组群，本地人一般称为村围。罗湖笋岗村的元勋旧址、民治白石龙村等并不以围命名，但也是典型的广府围合式居住建筑。村围分为两种：通过一次规划并建设而成的，称之为原生型村围；通过二次以上规划并完成的，称之为派生型村围。原生型村围只存在于今天的东莞、深圳和香港一带，而派生型村围则分布于包括今天广州市周边更为广大的地域范围。
张一兵认为，原生型村围和派生型村围内部各自又有许多变化，都有自身的基本型和衍化型，有多种不同的型与式，是原生型和派生型等多种型与式组合的复杂系统。
原生型村围的基本式有着最为简单的平面布局，其特征是：先建一圈近似正方形的夯土或青砖围墙，四角大都建有炮楼，围墙正面大约正中仅留大门一座，其余三面无门出入，大门内为一条直通后墙的沿中轴线设置的中心巷道，巷道尽端是一间倚靠后墙而建的“神厅”，巷道两侧横向布置三到五排单层住屋；围墙体与围内建筑之间有空间隔开，村围建成后一般在围墙内侧倚墙建造一周规格较小而且简易的杂物间，以后再发展为正规住屋。因此，张一兵称这种围合式住居建筑组群为“中心巷尾神厅式村围”，其代表者为笋岗村元勋旧址，建造于明代早中期，另外还有福镇围、沙嘴围、皇岗老围等。
原生型村围又有发展式，其平面布局在前述基本式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整体面积明显扩大，排屋平面更为复杂，其代表者为深圳上游松，香港吉庆围，东莞的白沙水围、赤岭大围等。
派生型村围的基本式，其平面都以先期建好的开敞式村庄为基础，在整个村庄受到社会动乱的威胁或其他原因影响时，再规划建造全封闭村庄外周围墙，其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中轴线上无中心巷道，围墙上设置5至12个甚至更多炮楼，其代表者为升平围、满堂围等。派生型村围的发展式，其平面开始趋于规整，往往先建好横平竖直的开敞式村庄，然后再规划并在其周围建造独立于围内建筑的长方形围墙，其代表者有赤尾老围、福田祠堂村等。
种类多样的客家传统建筑
前段时间，深圳传统的客家围屋，如龙岗区坑梓镇秀新社区新乔世居、坪山区的大万世居等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其实，张一兵说，客家传统建筑自身体系复杂，包括四大类型：围龙屋、围堡、土墙围、排屋，围龙屋只是其中之一。
张一兵介绍，一般传统建筑的大类型中，往往都有相对独立的祠堂、庙宇等等子类型，而客家型则不然，其祠堂、庙宇等等子类型往往包含在围龙屋、围堡、土墙围、排屋等等传统建筑之中，或者夹在排屋的中间，极度缺少独立性。
围龙屋是一种围合式住居建筑组群，来源是古代的嘉应州（梅县）地区。其基本形制是前面为半圆形池塘，塘边是禾坪，禾坪后为围龙屋的主体，外围为单层长排屋；前半部是中设祖公堂的近似方形的围屋，后半部是半圆形长排屋，正中为龙厅，以聚藏龙脉，合称为“围龙”，围龙屋即得名于此。其主建筑后往往有风水林。张一兵说。围龙屋流传到深圳地区以前就已经有许多变体，流传到深圳地区以后，又产生了数量繁多、形制各异的新变体。
排屋也是客家传统建筑中的重要类型，这是一种开敞式住居建筑组群，其基本形制是硬山（隔间墙）搁檩排屋，屋顶或用深圳本地的飞带式垂脊，或用客家中心地的白灰梢垄式垂脊、排瓦正脊。其次级形制有外凹肚式、内凹肚式、平排屋式、枓廊屋式、齐头屋式、宝安二水归槽式等。客家排屋主要来源于古代的归善县，又有对本地排屋的多种改造型。
中西合璧得风气之先
西风东渐，广东是最重要的通道。清代中、晚期以及民国时期，西洋文化开始大规模影响广东沿海地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从原新安县割据香港，大兴土木，其建筑类型自然是西洋式的。受此影响，深圳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西洋楼”，其中比较典型的样式有“骑楼”、“鬼佬楼”。
教会办的虔贞女校。
这种“西洋楼”是中西合璧式的，往往是广府或客家建筑的格局，而外观形式和装饰是西式的，张一兵感叹，这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体表现。他说，这种“西洋楼”集客家、广府和西洋建筑特点于一身，是不同民系和不同国家建筑文化的融合，独具匠心，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现存最早的此类建筑，是位于宝安区沙井镇新二村的曾耀天宅等。
还有本地传统风格的康杨二圣庙，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该庙坐东朝西，三间两进，约180平方米，庙宇用花岗石作墙基，清水砖墙，硬山式建筑，绿琉璃瓦剪边，辘筒灰瓦面，琉璃正脊雕饰仿欧式建筑及西洋人物图案，垂脊下部博古饰及瓷烧坐狮一对，门匾写着“康杨二圣庙”。庙内北次间耳房墙壁嵌着“重修康杨二圣庙碑记”字样石碑两块，分别刻有清嘉庆、道光年间重修此庙经过。初考证，康乃宋朝初年龙捷指挥使康保裔，在抵抗金兵牺牲后被封为“威济善利学应烈王”；杨乃是宋末忠臣杨亮节，护驾有功，官封处置使和杨侯王。将此二人称“圣”，并建庙合祀，在广东地区也是较为独特的。
张一兵说，如果认真地对深圳地区的传统建筑进行分区分期、分型分式研究，就会发现它绝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深圳既然如此，全国各地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他又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国内的传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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