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首作 | 踏着生活的行板，歌声在旷野传荡
《故乡异客》
李崧鸣
常说三十而立，李崧鸣的三十岁却因突发脑膜炎而几乎丧失起居能力。胸部以下只有脚趾能动，在医院住了13个月。袭来的困境为家庭带来巨大损耗，他时常陷入记忆的自省——恍惚间梦见童年，原生家庭与亲密关系的疏远，混乱的电影片场切面。他发现记忆片段与家人的描述形成巨大落差，虚实难辨，前方只剩下丢失回应的不确定。
李崧鸣将住院时经历的记忆落差写进剧本，成为故事的主要架构
“如果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我要如何继续我的生命？”当生命的反思与沉淀成为李崧鸣追问的对象，编剧出身的李崧鸣有了写的冲动，他想以电影作为刺破黑暗的武器，直面原生家庭、童年经历中的晦暗阴影，试图找到答案。
带着《故乡异客》的电影剧本，李崧鸣成为那年康复科里唯一走着出院的人，并行的还有另一件奇迹——几乎每天收到病危通知书的外婆康复了。
李崧鸣仍然会在片场想起那些摇摆于内心的记忆，但与家人的一天天相处，故事的一点点完成，困惑李崧鸣的记忆不再冰冷，他与作品一并成长，关于电影的初心也愈渐清晰，“在人的弥留之际、生死关头，关注的还是电影与生活中的‘鸡毛蒜皮’，那这不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吗？”
她试图以影像交付自己，在创作中寻求一种新的观察——映射故土愈来愈快的城市化进程；呈现流动的，疏离的，在社会关系下被固化却又飘摇不定的人际关系。
负片、过曝、手机摄影、水面镜头等形式令情绪的疏离感更为强烈
心源尝试从对演员及现场的观察提炼关乎创作的更多意见。影片中的主要演员多是素人，Ta们对于演技的纯净为人物的生活具象化增添更多可能性，角色不再是单薄的，反而在彼此生命经验的交互中被更全面地塑形。
“保持真切，开放与质疑，什么是真正需要被提出的问题？”作品成为直面现实的回应，心源潜藏的固执与不解也随电影的制作而渐渐清晰。“拍电影，是内心有必需要以影像形式实现的内容，我无法放过它。创作中，达成预设只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在某一刻，剧组、演员、观众能共同探索，去抵达未知的体验与境地。电影完成后，无论它独自走向一个影厅，一台iPad，或变成DVD在谁的床底下积灰，那是观者与影片之间的缘分。”
《雨打芭蕉》
在题材趋于相似的内容环境中，闫冰想完成有差异的作品。
闫冰并非是会在现场爆发脾气的人，更多时候他会与自己怄气——对剧本“总是还能更好”的固执，或是“还有更好调度方法”的坚持。
对于未来的创作，“我还是会更关注当代，社会形态上，对都市这样的群落更感兴趣，阶层上，会一如既往地聚焦于中间群体，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吧。” 闫冰有他对于美学的执念，依附着他对社会的关注，试图以“表达不同声音的态度”与冲动，回应关于创作的意义。
最初，陈东楠对于拍摄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当生活即是诗篇，陈东楠常常与摄影师一起漫天遍野地逛。在养了鸡、鸭、牛、鹅、猪、狗的奶奶家聊天，一呆就是整个下午；在合唱团演出时守在台下，听他们歌声，观察每个人的面庞。在陈东楠看来，作品的成形不单单局限于每个社会议题或群体，平凡生活中人物本身的魅力与特质，才是支撑影片的核心。
细碎拍摄的六年里，陈东楠与拍摄者维系着敏感又蕴长的联系，一并而生的还有关于“距离”的困境。怎样的相处关系才是合理的呢？陈东楠有时会和摄影师在村民家门前犹豫，纠结的“合适与不合适”、“进或不进”。
陈东楠喜欢呆在小水井村的时光，自然纯粹又不受拘束
“当你想试图深入地拍一个人的生活，而他又正好处在踌躇挣扎中时，摄影机的介入会令对方失去安全感。”陈东楠不是没想过放弃，也并未没有过失落，当最初的熟悉因时间与文化交互而产生改变，陈东楠也在质疑与调试中寻求方向。“可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位置的”，于是即便偶尔的情绪令关系变得紧张，某种珍贵的牵连并不会被打散。
“我期待影片对观众产生的影像不是口号那般简单激烈，生活本身层层叠叠，在看不见的隙缝中都藏匿着闪闪光点。”在拍摄的这六年里，关于故事与人的变化始终不停止发生。村子改造，合唱团出名，曾经相处亲密的老人去世，身边的女孩出嫁，男孩打工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