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他曾和“湄公河惨案”主犯糯康瞳孔对视瞳孔273天……
民警杨健宁（左一）羁押“10.5湄公河惨案主犯”糯康（左二）。
如果仔细观察瞳孔的变化，可以得知对方的心理状态。
在看守所这个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空间里，前市长、前公安局长、涉嫌犯罪的企业老总、受贿100套房子的医院院长、“10.5湄公河惨案”的主犯都曾在法律的监视之下。
社会公众、看守警察和在押人员，他们的瞳孔一直在扩大。
“说话”的瞳孔
美国著名心理学教授埃克哈特·赫斯曾做过一项实验,他随机给男女参与者看一些照片，然后观察他们瞳孔的变化。实验的结果表明:人类瞳孔的大小不仅会随周围环境的明暗发生变化，还受到对目标关心和感兴趣程度的影响。例如，当女性看到怀抱孩子的母亲的照片时，瞳孔平均扩大了25%。
“眼睛比嘴巴会说话。”就像人们经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会显露在眼睛中。如果仔细观察瞳孔的变化，可以得知对方的心理状态。如果对方看上去心不在焉，可他眼珠深处的瞳孔却在渐渐扩大，由此可以断定，他满不在乎的神情下，掩饰的是对该话题的强烈关注。
在看守所这个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空间里，至少有三个人群的瞳孔一直在扩大，它们是——社会的“瞳孔”、看守警察的瞳孔和在押人员的瞳孔。
1
盯住在押人员的一举一动
“‘哐当’一声拉开监室大铁门上面的小铁窗，警觉的瞳孔放大，眼光如同探照灯的光柱，把监室的每一个角落扫射一遍……”
当民警杨健宁听到这样的描述时，不禁笑了。“你说的是几十年前的看守所了。现在，我们有专门的民警，在监控室监视每一个监室的画面。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手指动作或者面部表情都逃不过。”
从高速公路交警到看守所民警，杨健宁一直在“用眼睛工作”。只是以前关注的是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安全，现在盯住的是监控屏幕上在押人员的一举一动。“他们有任何异常举动，负责监控的民警都要立即报告，管教民警就要及时进行干预或者处置。”
田荣峰是云南省看守所的“头儿”。由于人事调整，省看守所目前尚未配备所长，他被指定以政委身份全面主持看守所工作。
“最近5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职务犯罪是其中的一个打击重点，有不少曾经的官员在这里进出。”田荣峰说，因此，在这里工作的警察，他们在精神、情感、耐心和时间等方面的投入，远不是一般警种可以比拟的。但若按照常规的统计或考核，他们又说不上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成绩。
今年2月，田荣峰向云南省总工会推荐三队队长沈志宏为劳动模范。在陈述沈志宏的工作业绩时，他却犯了难。整个看守所这几年都是风平浪静的，沈志宏为这种平安祥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又很难找到支撑他成为先进人物所需要的数据，比如抓了多少人，救了多少人，平息了多少起事故之类。“我们这儿就没发生过这些事，在看守所，不出成绩才是最大的功绩。”
工作中的沈志宏（左二）。
沈志宏的材料报送到云南省总工会，分管劳模推荐工作的副主席潘红伟也纳闷了，几页A4纸里，连阿拉伯数字都不多，仅有的几个还是年月日之类的“无效数据”。反复盯着看这几页A4纸，潘红伟看不出沈志宏“轰轰烈烈”的业绩何在。
了解看守所性质的工作人员给他作了解读：“看守所类似贵重物品保管处，把人好好地接进来，到办案单位需要的时候，把人好好地交出去。所以，他们永远不可能有惊人的业绩——因为这些业绩本来就毫不惊人。”
不仅不惊人，有时候还难以理解。
沈志宏曾经在医院看护过外出就医的在押人员。这人因刚刚手术，大小便不能自理，沈志宏就为他提供方便。“你一个警察不去捉贼，反而在这里为‘人犯’端屎端尿？”同室的其他社会病人，惊讶到瞳孔放大，眼中充满了疑惑。但在沈志宏眼里，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场所，“端屎端尿”就是他履职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
潘红伟听懂了，笑着颔首，“下次请他们早一点报材料”。由于报送时间迟了一步，沈志宏与这次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评选擦肩而过。
2
笃定光芒背后，是法律的要求
赵云红是云南省看守所的副所长，2016年8月才调入看守所工作。
此前，他在云南省公安厅督察总队，尽管督察过全省100多个看守所，但关注的都是易出问题的环节，对看守所并没有细致深入的了解。
刚到省看守所，第一次去监室检查，赵云红睁大了眼睛：他发现这里居然有几个煮熟的鸡蛋。他以为自己有了重大的“问题发现”，没想到田荣峰咧嘴就笑，眼睛里尽是轻松和坦然，“间间都有，是所里给在押人员正常的生活保障，就是给他们吃的。”
这是为了看守所的“平安、平静、平常”。“来之前我没有白发，这9个月，你看看，长了30多根。工作强度不大，但是心累。”赵云红说，在这里，你得时刻睁大眼睛，不能有一丝马虎。
心累的不止是看守民警，还有一个女检察干部。她叫杨敏，云南省检察院驻省看守所检察室主任。
在1997年之前，杨敏也是警察，但现在，她是作为看守民警以及办案单位的监督者出现的，“我负责监督执法”。
“曾经有个人被送进来，办案单位要求单独关押。我和省看守所领导研究后认为这个要求于法、于规、于理都无据。后来还有领导打来电话，要求照办。我们顶住了。依法办案、监督执法，这是法律的要求。”角色和责任摆在那儿，杨敏不得不以执法和办案部门的监督者来“彰显”自己的存在。
杨敏甚至还依法“唐突”自己的“东家”。前段时间，杨敏所在的单位送来一个嫌疑人，体检发现他处于急性肝炎传染期，他自述会呼吸骤停。根据条例，肝炎患者应该单独关押；但呼吸骤停又不能单独关押。无奈之下，只好由副所长赵云红通宵监管了。
“我们认为依法不适合关押，后来就通知办案单位办手续保外就医了。不该收的人，谁办的案也不收。”说这话时，杨敏眼神里透露出笃定的光芒。
有一回，四川某企业老总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在这里。省看守所管教队代理队长肖应勇第一次找他谈话，他站着不坐，“我让他坐下，他还是不坐”。
肖应勇不解：“为什么不坐？”
这位曾经的老总回答：“我是罪犯，就该站着。”
“一个人要成为罪犯，必须要经过极为严格的法律程序审理判决认定。在我们这里，未经法院判决某人有罪，任何人都不是罪犯。”肖应勇说，“所以，我不能说你是罪犯，你也不能说自己是罪犯。”
在肖应勇看来，看守所是国家的刑事羁押机关，是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场所。因此，在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前，他们还是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不能被剥夺。“而保障他们享有合法的权利，是我们执法人员应尽的职责”。
从最基层的派出所民警做起，田荣峰干过目前公安的大多数警种。他常把公安的各个警种比喻为一座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比如缉毒、刑侦、治安是城市的公共广场、大马路、城市公园，得漂亮、引人注目。
但看守警察就如同广场、马路、花园下面黝黑的下水道，没有它，绝对不行，可平时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它。“只有当它被阻塞导致一个城市污水横流时，才会有人关注到。可真到了那时，这个城市就出大问题了”。
3
博弈，有时候就是一个眼神
“你做警察这么多年，局长也当了好几年，你应该最理解我，也应该是最支持我工作的人。”
说话的人是肖应勇，听话的人叫李彪（化名）。李彪曾当过某县级区公安分局局长多年，现在押。
“你不仅要理解支持我，我工作中哪儿做得不好，你还应当指出来。”肖应勇对视着李彪，态度不卑也不亢。
凭着自己在公安多年的经历，李彪曾经是看守所的“刺头”。入所之初，根据他违反监规的情况，所里把他关进了单人小号。在看守所，这是一种较为严厉的管理措施。管教结合后，李彪才本分下来。
在看守所，看守人要求被羁押人必须规规矩矩，任何行为、言语必须符合规范；而被羁押人总有早日走出高墙的内在冲动。于是，两者之间的博弈，就不可避免。这种博弈，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
“你们欺负人！”编号为930的被羁押人眼中，燃起了愤怒的火苗。
对自己被监管民警反复调动监室，他表达出了强烈的不满，“看守所关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调别人，非要调我？”
“我们也难啊。”肖应勇说，930之前和730关在同一间监室，930落马前先后担任过一个市的市长和两个市的市委书记；而730曾先后在省级机关工作，落马前是滇西某市的市委书记。“两个人都当过市级主要领导，而且都涉及某省主要领导的贪腐案件，为避免他们曾经的关联和交集，当然不能关在一起”。
肖应勇正在和在押人员交谈。
于是，他们就把930调到了另一间监室。类似的情况发生了几次，他就不高兴了。
面对930的愤怒，肖应勇微笑着，双目平和地看着对方：“你当过领导，应该比我懂。调整监室在看守所是大事，所领导决定了，我作为下级，只有服从的份儿。”
930听完，情绪稍缓，若有所悟，也不再说话了。
930在判决生效后，和肖应勇还发生了一次语言交锋。当时，930的姐姐来看守所申请会见他，申请书写好了，但当时看守所领导在外开会，找不到领导签批意见，电话也联系不上。肖英勇对他姐姐说：“只有改天了。”
930通过律师得知此事后，质问肖应勇：“家属会见为什么这么麻烦？所领导到哪去，你怎么不知道？”
肖应勇依旧带着一张可以令情绪暴躁的人立马缓释的笑脸：“家属申请会见，作为工作程序，没有领导签批意见同意，我不可能让你们会见。所领导到哪去，人家不可能向我肖应勇报告。你以前上哪儿开会或者办事，会向你的下属一一报告吗？”
一席话，让情绪激动的930立即安静了下来。
多年的看守警察工作经验告诉肖应勇，对于像930这样的前官员，应该柔中有刚，“也就是看起来很温和、很客气、很有礼貌，但工作原则决不能动摇。”
他还摸索出了不少的工作经验，比如他从不直呼被羁押人的姓名，就叫老李老张；和被羁押人谈完话，将其送回监室时，他总会轻拍他们的背，说一句“安安心心地待着，有的事，你着急也没用”。
4
逐页“审看”医学书
社会上一度传闻甚广的云南某大医院“双百院长”W也关押在这里。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新闻通报称，此人受贿100套房子，100个车位，所以叫“双百”；而他是医院院长，故名“双百院长”。
此人被调查后，关于他的传闻声浪汹涌澎湃，因此，从事过10年监管工作的警察司亚夫对他印象很深。
W刚进来的时候，因为担心会被判得很重，思想压力极大，整天双眉紧蹙。“你要配合办案方，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任何国家都有行为规则，不是丛林社会。”司亚夫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讲述看守所的规矩。
入所一段时间后，W想看业务书。看书学习也是看守所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司亚夫犯愁了。因为W点名要看的书是《实用内科学》，但所内的图书室没有。经所领导同意，司亚夫出去买，“跑了两个书城没找着，最后是在网上买到了，花了200多元钱。”
书买回来以后，司亚夫没有直接给他。由于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加上信息无法完全对称，他把书放在宿舍里好长时间，“主要是考虑这套书给他看合不合适，他会不会要打什么歪主意。”其实，司亚夫是担心书中有教授自杀的方式，“比如用什么药物啊之类的。”
司亚夫只好自己先硬着头皮用“硬啃”的方式，逐页“审看”这套厚重而专业的医学书。看完后，凭自己的理解，感到没有传授自杀等危险内容，司亚夫才把书给了W。
司亚夫曾逐页“审看”医学书。
听司亚夫说在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情况下，读完了该书，W的瞳孔释放出柔和的光线，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这件事，也让司亚夫感到，对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管教，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工作，而要深入其内心，引起他的共鸣，他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你，也利于心平气和地反思自己。
司亚夫认为，看守所管教民警除了确保被羁押人员的安全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将这些破坏社会游戏规则的人，“通过回炉，唤醒他们重新遵守规则的意识，出去变成一个底线是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的人，发展得好，甚至是对社会有益的人。”
5
273天，瞳孔对视瞳孔
“273天。”
从警21年，包括亲人的电话号码、自己的警号等等，杨健宁能脱口而出的阿拉伯数字大概不超过10个，但“273”绝对是其中的一个。
并不是因为这个数字好记，而是在这“273天”里，他作为云南省看守所的骨干民警，和民警杨天平一道，全时段、全天候陪伴了“10.5湄公河惨案”主犯糯康和“4号”扎西卡。
“做交警10多年，风里来，雨里去，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救了上千人的性命，抬过几百具事故当事人的尸体，没有立过功。看管糯康273天，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却立了一个二等功。”杨健宁感喟再三。
原因是，法定证据认定糯康是2011年“10.5湄公河惨案”的主犯，国际影响极大，看管他的警察需要政治、法律、业务、心理、经验，甚至身材（杨健宁身高1.82米，块头壮实）等诸多项素质都要过硬。
对于6年前的云南省看守所而言，杨健宁是不二人选。
但其实，杨健宁立功，不是因为糯康在长达273天的羁押过程中闹出了什么幺蛾子。恰好相反，如果以看守所关押的特殊人群作底色，以社会对“10.5湄公河惨案”凶犯穷凶极恶的印象为背景，该案主犯糯康属于“很听话、很乖巧”的那种类型。
在某种程度上，糯康等人之所以“乖”，其实也是杨健宁等民警付出了巨大心血的结果。只不过，这种付出不是显性和激烈的，而是隐性而舒缓的。
273天，瞳孔对视瞳孔。
杨健宁清楚地记得，糯康刚进看守所那夜，紧张恐惧得彻夜未合眼，“他是怕警察或同监室的人虐待他”。
其实，不仅糯康紧张，负责看守他的杨健宁也很紧张，“因为媒体报道说糯康是一个大毒枭，杀人如麻”。
“10.5湄公河惨案”的主犯糯康。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天，杨健宁赶紧找他谈话，通过翻译告诉他需要遵守的管理规定，并郑重告诉他绝对没有虐待，“我还教他使用监室内的受虐报警器，那是一个对讲装置，可以直接找到我。我告诉他24小时有民警看护他，让他尽管放心休息。”
糯康曾经“呼啸山林”。没有规律的生活和作息，让他患上了高血压和胃病。看守所医生每天两次给他做检查，遇到提讯，在讯前、讯中、讯后都要给他测量血压。
刚进看守所，由于饮食不习惯，糯康吃得很少。看守所领导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根据他的饮食习惯调整了饭菜。
糯康不识中文，但可以讲简单的中文词汇，杨健宁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用图书与他沟通。
“我找了300多本画册，涉及风景、汽车、餐饮、服装等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交谈时，指着图画，再用手势交流。第一个月，对他的审讯比较频繁，每次办案机关对他提讯完回到监室，哪怕两三分钟，我都要和他交流，疏导他的情绪。就是看到他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但又必须舒缓他低落的情绪，我才想到用画册‘看图说话’的。”
约3个月后，糯康渐渐熟悉了环境，熟悉了杨健宁。有了基本的信任，他甚至主动和杨健宁搭讪聊天，“他指着画册上的日产普拉多汽车和别墅，对我说两个中文单词——‘我，有’”。
6
临刑前，糯康要把照片交给他
“他常常是笑容可掬，每次提讯他，戴着手铐的两只手总是要双手合十，行礼如仪。”令杨健宁惊讶的是，糯康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每天都要礼佛，很讲卫生，衣服洗过后要让太阳暴晒，要求定期理发刮胡须。
糯康犯下的罪行与现在的“温文尔雅”，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是人性的两面，是对现在羁押生活的顺从和接受。”
但杨健宁不敢懈怠，“虽然客观上糯康一次麻烦也没找过我们，但我心理压力大，毕竟你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
在看守所待了半年后，案情逐渐明朗。通过律师，糯康收到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糯康有两个老婆，12个孩子。他拿着照片，指着小的孩子说‘3（岁）’，指着大孩子说‘大，学’。我跷起大拇指对他说，‘儿子顶呱呱，女儿漂亮’。”
这张照片，从此成为糯康在看守所里唯一的、可接触的、最重要的物质性财产，“他平常放在枕头下，或者揣在衣服口袋里，经常拿出来看”。
除了糯康，杨健宁还管着同案“4号”嫌犯扎西卡。
杨健宁比较过扎西卡与糯康的不同：“扎西卡个头矮小，形象较差；糯康则相反，气质很好、个头中等，在男人堆里，长相属于俊朗那种。”
2012年11月6日下午两点，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糯康等4人死刑。
糯康被押回看守所，杨健宁照例找他谈话，发现他情绪明显低落。
“你是否知道结果？”杨建宁问他。
他说：“死，刑。”
“知道什么是死刑吗？”
“知，道。”
“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糯康再无其它的话语。
一审宣判死刑后，按规定要给他上脚镣，糯康的脸色骤变。杨建宁对他说了“规定”两个字后，他点点头。
杨健宁安慰他，“不，怕。”他还是不说话，只是点点头。杨健宁指指天，说：“你可以上诉。”
双脚加了镣铐，担心镣铐磨脚，杨健宁等人找来筒袜，把镣铐扣包住。糯康看出杨健宁他们对他的关心，就一一作揖致谢。
从一审判决宣布到终审判决后最高法院下达执行死刑命令，其间有两个多月。杨健宁发现，这段时间，糯康明显寡言少语了，“以前他还会和我们开开玩笑。”
糯康的生命进入倒计时阶段，杨健宁等民警的压力更大。他们专门找了不少泰国民俗风光人情方面的书籍来看，掌握泰国的节日，遇到节日，给他做过节的准备。
“糯康来时，基本没衣服。他在所里这9个月时间，所穿的衣服全部是我们给他添置的，季节入秋入冬变换时，还要及时给他添置厚衣服。”杨健宁说。
2013年3月1日上午，糯康早餐吃米线，午餐杨健宁给他端来了米饭、鸡蛋炒番茄、炒肉、水果，他吃了四五口就不吃了，“平常他从不剩饭，总是吃得干干净净。”
在绑缚刑场之前，他从身上掏出了他唯一的财产——那帧“全家福”照片，递给杨健宁，意思或者是要赠送杨健宁，或者是请他代为保管。杨健宁通过翻译告诉糯康：“我拿你的照片不合适，还是你自己带着。”
“他点点头，又把照片揣在衣服里。”杨健宁语速放缓，陷入回忆中，“本来照片是搁在枕头下的，那几天，他天天揣在身上。”
糯康之所以有如此动作，现在已经不能求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过9个月的朝夕相处，或许糯康觉得唯一可信赖的人就是杨健宁了。即将赴死之际，他才把他最珍贵的唯一财产交给杨健宁，但双方关系太特殊，杨健宁在当时的确没有更好的方法或恰当的理由接受他的照片。
中午12时，在媒体实况直播中，糯康和另外被判死刑的罪犯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被呼啸的警车载出看守所。约两小时后，4个人被法律结束了生命。
云南省看守所的外景。
273天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就此解除，杨健宁终于可以用散淡的心情，好好打量昆明阳春三月的明丽天空。
“天空有几朵云，像白絮一样，轻盈地飘。”
他想家了。
（除署名外，本文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来源：工议微言（ID：grrbgywy）
本期编辑：曲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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