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星空，凝望心灵（上）

本文发表在《当代》杂志 2019年1期

作者简介

孙德宏，报人，文学博士，高级编辑，著有《底线理想》《温暖平和》《新闻的审美传播》《孙德宏社评选》《新闻演讲录》等，曾六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作品《寻找时传祥》入选全国高中、初中语文课本。现供职于《工人日报》社。

一

读着那些厚厚的专著，累了，就常常或散漫地，或定定地，凝望着书里那些作者的肖像画或照片。

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几位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师——著作太厚，太不好读。字都认识啊，可说些什么实在难懂。

但我知道，被我凝望的这些人，他们也在凝望，他们一生都在凝望头顶上的星空，凝望人类的心灵。

所以，我的目光最后往往就聚焦到了他们那平静、清澈，或者坚定、决绝，抑或还有忧郁，甚至游移的眼神上了。

当然，还有海涅所说的，我反反复复想象中的，黑格尔的那个“怪怪”的眼神……

不错，他们那些艰深的理论与他们鲜活乃至古怪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甚至，理论只是他们的表象，而血肉情感的生命才是他们的本质。

作为一个“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是什么使他们成了这样的人呢？

他们殚精竭虑、前赴后继地搞出来的那些文字、理论，到底要干什么呢？

……

这念头一旦从心底升起，便久久挥之不去。

二

故事还是要从康德这里说起。

1791年春的一天，德意志哥尼斯堡小镇。

29岁，大学毕业后做了几年家庭教师，而且还专门给学生讲授康德哲学的费希特，来到了他心中的圣地，而且来到了他最为敬仰的康德教授的课堂上。

终于，可以亲耳聆听康德大师的讲授了。

哥尼斯堡小镇，依然安静悠闲。

春天的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斑驳地洒在讲台前康德的身上。

此时的康德教授，已不是十年前刚出版《纯粹理性批判》时很少有人重视的一般学者，而是在德意志思想界、学术界众人敬仰的大师了。

不过，几节课下来，费希特大失所望。

这不像我心目中的大师呀！

此时已经67岁“高龄”的康德教授的课，实在无法令费希特激动起来。但是，在费希特心中，康德教授的思想是怎样的大江大河呀！

他决定去登门拜访这位自己心目中的大师。

就是在康德每天午后散步时走出的那座“康宅”里，年轻的，未来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费希特，终于单独见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康德教授。

但是，结果也没好到哪里去。

大师的表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康德，这位“疲惫的老人”，对他的“继任者”看来明显地心不在焉。整个拜见过程极其简短，康德大师对费希特“非常冷漠”。这位已经完成了“三大批判”的教授先生，对此时尚一文不名的后生学子费希特的问题，似乎没什么兴趣，或者可能干脆也没什么心思倾听吧。

朝圣般的费希特的内心又是一片失望。

好在还没有绝望。

从“康宅”出来这天起，费希特在他租住的简陋小旅馆里闭门奋笔疾书35天。结果，他写成了一篇长长的论文——《一切天启之批判》，也有译者把这个题目译为《试评一切天启》。在这篇论文里，他以几年来研读康德思想的思考，对被称为“天启哲学”“批判哲学”的康德哲学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实也完全可以说，他相当深入地解读了康德的思想。

费希特把这篇论文作为拜见并向康德请教的“介绍信”。

附在送给康德的这篇论文前面还有他的一封短信：

我到哥尼斯堡来，为的是更切近地认识一位为整个欧洲所尊敬的人，然而全欧洲只有少数人像我这样敬爱他。我已经向您作了自我介绍。后来我明白了，希望认识这样一位人物而不出示任何证书，这是孟浪无礼的。我应该有一封介绍信。但是我只承认我自己写的介绍信。我此刻就把它附上。”

费希特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这篇论文和这封短信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的剧情，连费希特本人可能都不大敢相信。

读了费希特的长篇论文之后，已经“老迈”的康德教授精神大振，心情十分喜悦——自己遇到了一个思想出类拔萃，而且也确实相当懂自己的青年学人！很快，这一次是康德主动邀请费希特来家谈谈，而且还邀请费希特参加了自己晚年时经常在“康宅”举办的“令人愉快的午餐会”。而且，康德还把费希特的《一切天启之批判》这篇论文推荐给了出版商。

关于《一切天启之批判》，以及此时费希特思想与康德思想的关系，后来的德意志观念论哲学史家拉松说得相当明白：“费希特在这本处女作中尚非完全独立，但他以此充分地证明了他能完全把握康德的体系。尤其，他首先表明的是：他像康德大师一样非常善于把握外部的框架和诠释的技巧，在此书的思想进展上，费希特还完全站在康德的系统的观点上。”

显然，当时的思想界，甚至康德本人都兴奋地把费希特看作是康德哲学的继承人。

很快，这部小书被匿名出版了。因为其思想很像康德的思想，于是，学界的很多人竟误认为这是康德的一部新著。

康德当然不会做那种掠人之美的事，他很快就公布了这位学界新秀的名字。结果，青年费希特声名大震，并从此走上了他那辉煌的哲学道路……

此后的几年里，在康德的鼓舞下，费希特的创作喷涌而出、势如破竹。先后出版了《论知识学的概念》《论学者的使命》《知识学第一导论》《对公众的呼吁》《人的使命》等等。

故事总是曲折的。虽然费希特拜见康德的故事已经比较曲折了，但从两人一生交往的角度讲，这只能说是曲折的开始。更后一些时候的故事，那可不是曲折，而是大逆转了。

三

1799年初春，费希特首次拜见康德的八年后。耶拿。

初春的耶拿，大地已开始复苏，但空气依然凛冽。

此时37岁的费希特，已经在耶拿大学做了五年哲学教授了。

这位此时在德国哲学界的声望已是如日中天的重要人物，遇到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

此时的耶拿大学，正是时光从十八世纪进入十九世纪转折点时刻的德国精神生活的中心——席勒、费希特、荷尔德林，还有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等，先后都在这里任教或者学习。可以说，此时的耶拿大学几乎聚集了当时德国文化界最精英的人物。他们生活在这片绿荫覆盖的安静校园里，畅快地交流讨论，甚至合作和翻译。当然，最令后世学人们向往、怀想的是，在这里有各种思想的热烈交锋，然后这些各式各样的新颖的观点，乃至思潮又被源源不断地推向全国各地乃至整个欧洲。

费希特遭受这次挫折的前一年，1798年，意气风发的天才少年哲学家，23岁的谢林经歌德介绍也来到了耶拿大学任教，这更是壮大了耶拿哲学家阵营的声势。

继承并不断阐发康德哲学思想的费希特，在这群人中已经是绝对的精神领袖了。谢林、荷尔德林、小施格莱尔、诺瓦利斯等，对费希特都是极为崇敬，甚至执弟子礼的。费希特的名言——“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目的”，更是热烈地鼓舞着这一班思想者和艺术家们。诗人荷尔德林更是尊费希特为“耶拿的灵魂”。

还有令人振奋的事。1801年元旦一过，刚刚30岁出头的黑格尔也来到了耶拿大学，成为耶拿大学哲学系的一位讲师。

这种情况，很像我国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的北京大学，群星荟萃、思想纷呈。

费希特的这次挫折，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费希特的一个学生，在费希特主编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宗教概念的发展》的论文。该文被指责为宣扬“无神论”，当局把责任连带算在了费希特的头上。在当时的欧洲，宣扬“无神论”，那绝对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此时中国大清朝某人敢于明目张胆地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

以“行动哲学家”著称的费希特的火爆个性，处理此事的方式当然是抗争，也有的材料说是“极大的不理智”。总之，是与当局闹掰了。

结果，费希特只能是抢在被免职之前，主动提出辞职，这也勉强算是保全了一点点颜面吧。

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史上十分著名的“无神论争论”事件。

当然，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也不得不说，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位“关键先生”，这位“关键先生”也是一位世人、后人都极为景仰的大师，他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的作者，也是我这组文字的下一篇将重点讲述的人物——时任魏玛宫廷大臣的歌德先生。

有材料说，歌德在暗中支持有关方面对“宣传无神论”的费希特采取“强硬措施”。

歌德的故事当然波澜壮阔，但声名显赫的歌德先生在哲学家费希特、诗人荷尔德林被大学“辞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世人似也非议不少。

不过，从歌德自己的表述来看，一向以思想自由激进，而且乐于助人著称的歌德，在这些事情上似乎也颇多“为难”。

歌德后来所说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人们指责费希特，既不是因为他真诚地考察了自己的信仰，也不是因为他说出来了，而是他公开地去表达自己，不加迂回，无视法律，坦诚得让人无法忍受。他应该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隐蔽”自己的意图……

可是，以“行动哲学家”著称，脾气火爆的费希特，又怎么肯去“迂回”“隐蔽”自己的意图？

于是，从耶拿大学辞职，便也只能是费希特教授的唯一选择。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或者也可以说，费希特教授也并不想挽回。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费希特辞去了耶拿大学的教席，远走柏林。

出走之前，这位个性十足的“行动哲学家”，一如既往地“战斗”着。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言辞十分激烈地指出了事情的“实质”：

“我不相信他们是在追究所谓的我的无神论；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开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自己见解的自由思想家（康德的幸运在于他那晦涩的文体）和一个声名狼藉的民主主义者来加以迫害；他们害怕独立自由性，就像害怕幽灵一样，他们暗暗地感到我的哲学在唤起这种精神。”

不错，费希特绝对不肯“迂回”或者“隐蔽”自己的观点！

与其说这是费希特的性格，不如说这是费希特的原则。

自由，追求自由，这是费希特的原则，是费希特的生命。

虽然诗人海涅等很多人对歌德的“为难”之处大多表示理解，但性格倔强的费希特显然并不领情。在费希特看来，这不是世俗的做人技巧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原则问题，因为此事关涉人的自由……

耶拿大学，始建于1558年，是德国最为古老的大学之一。（图片来自网络）

四

后来的情况表明，对费希特而言，从耶拿大学的离去，固然颇为令人惋惜，但这还算不上太大的挫折。

真正的大挫折，紧接着“无神论争论”事件，没几个月就来了。

这一次，费希特遭受了他人生差不多是最大的一次打击。

这一年秋天的时候，沉寂了几年的康德教授，突然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批评费希特的理论。而且语气极为严厉，甚至也可以视作康德与他的追随者、学生费希特在学术思想上的彻底决裂——

我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体系。因为纯粹的知识学不多不少就是纯粹的逻辑，它并不能够把自己的原则提升为认识的材料；作为纯粹的逻辑，它和认识的内容是脱离的……而且我必须指出，那种骄妄的做法，即认为我只是想提供先验哲学的一个基础准备而不是这门哲学本身的体系，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本人把《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纯粹哲学的完满体系看作这个哲学的真理的最好标志。

康德教授的公开声明一事，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对费希特而言，更不啻晴天霹雳。

想想，作为当时二十年来德意志思想界的“第一人”，对始终称自己是其学生和阐释者的德意志思想界的“第二人”的公开声明，乃至“决裂”，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而且，原本的“学术之争”，却又因被冠以“那种骄妄的做法”之类的定性，这就把事态上升到关乎个人品质，至少是学术品质的高度了……可以想见，老师对学生的震怒，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也可以想见，“学生”面对“老师”的如此震怒，将是怎样的惊慌失措！

想想八年前的1791年，也就是29岁的哲学青年费希特去哥尼斯堡拜见康德大师的那个场景吧——那是怎样的毕恭毕敬，怎样的欣喜若狂，结果又是怎样的师生相见甚欢呀……

现在，情况变了。

而且，变得连一直自以为最了解康德，并始终按“康德之路”奋勇前进的费希特本人也惊慌失措，措手不及。

可是，这一变故的主动权实在是不在费希特手中。

我设想了很多种可能，去理解、想象此时费希特教授的心情：震惊、懊恼、绝望？自己的体系，完全是老师康德的呀，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

遭此重击的费希特，只能慢慢地自己消化，自我疗伤。

或许，当他冷静下来客观地捋捋学术主张，再来想想老师康德的愤怒，似乎应该明白它们之间逻辑上的某种关联吧？

康德心目中的“体系”，是以“三大批判”为基础的详细展开。在康德的内心深处，“三大批判”当然是令人放心、不容置疑的基石。

但是在费希特的研究中，康德的那些“基石”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放心，更非不容置疑。在费希特看来，康德的体系预设了不少前提，而这些前提里有太多的不可理解、无法澄清的元素。比如，物自体（自在之物）、不可知的先验自我、心灵的结构和组成、可以思想但不能认识的理念等等。所以，费希特后来的诸多理论成果，无形中恰恰是触动了康德思想的这块“基石”。

是啊，老师，你的一些东西真的说不大通啊！

因此，费希特的理论演绎、思想前进，当然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而这种解决，自然也就得去碰康德体系本身的那些“不可知”的前提，即康德哲学那个最根本，也是最高的出发点，以及从这里出发，康德哲学的各类范畴、原理，显然应该还有更合理、更具体的科学分析……结果，费希特的“阐释”便不知不觉地湮没，或走出康德的体系了。

这到底是进步，还是谬误呢？

抑或，还是“骄妄”呢？

当然，以普通人的想法看来，老师与你翻脸，说到底是你先不按老师指引的路走。不仅如此，你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老师的学生，而且还始终坚定地自认为确实也是按着老师指引的路前进，但事实上你已经把老师理论的“基石”都动摇了，你指出老师“三大批判”中很多东西有太多不可理解、无法澄清的元素，并且你还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学“理论体系”……这，你还能怪老师翻脸不认“学生”吗？

但是，这种“普通人的想法”，对以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为最高目标的学人而言，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否则，还说什么“真理愈辩愈明”？还说什么“发展”和“进步”？

费希特深深地敬爱着康德，努力地研究着康德，全心全意地阐释着康德。但不知不觉中，他已走出了康德，发展了康德，甚至他已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康德。

换个角度——从费希特思想演进的过程来理解“康德声明”这件事，如何？

或许，费希特会有些另外的感受。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费希特在几年前似乎也应该预料到这一点的，或者准确些说，从他意识到康德的“一些东西真的说不大通”的那一天起，他应该就知道，自己的思想迟早会有一天可能与他敬爱的老师的思想发生“决裂”。只是那时意气风发的费希特教授，更多地还在认为自己是在更深入、更圆满地阐释康德呢。

在“决裂”前两年的1797年，费希特在自己的《知识学第一导论》一书的序言中，是这样表述自己与康德及康德哲学的关系的：自己是这个时代唯一了解康德哲学“实质”的人——从这也可以看到费希特的个性，就是这么鲜明，就是这么张扬，张嘴就敢说自己是“唯一”——费希特说：“在他（指康德）的大量继承者之中，根本没有一个人指出他的论述的实质是什么。知识学的作者（指自己）认为自己是知道这个实质的，他决心奉献自己的一生，对这个伟大的发现做完全独立的阐述，并且将不放弃这个决定。”他接着又说：“我的体系不外就是康德的体系，也就是说，它包含着对于事物的同样观点，不过在它的阐述方式上却完全独立于康德的阐述。”

在这里，费希特坚定地认为，自己确实与康德不同了，只不过这个“不同”，仅仅是“阐述方式”的不同，而非“体系”“观点”的不同。

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谢林写信给费希特，又从一个新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而且是完全地支持费希特：“显然，康德只知道您的知识学名称，所以他是对自己完全不理解的东西表示了非议。”

……

我相信，“决裂”之后冷静下来的费希特教授，这么一路地想下来，他的内心或许会平静一些。

因为，费希特应该明白，即便仅从“阐述方式”这一点来说，老师康德与自己“决裂”的“种子”，也是他自己在几年前就种下了，只是他自己当时也不那么清晰罢了。

所以，虽然思想上的导师和生命里的伯乐分离了，但信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费希特，应该会释然的。

康德所著的“三大批判”

五

费希特先放一放，再来想象一下康德大师吧——

这里，我有一个更大的关注：

康德又是基于怎样的心态来发表这个激烈的“公开声明”呢？

我很想知道，康德的“翻脸”，到底是因为真的“不了解”费希特的“知识学”，还是“了解”而对费希特理论的不赞同？还是因为费希特动摇，甚至推翻了自己的体系？到底是“学术体系”“思想主张”之争，还是“阐述方式”之争？到底是因为费希特对自己的“骄妄”，还是自己确实老了，而难以容忍学生对自己的超越？

应该说，在阐释、发扬康德哲学的同时，费希特确实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康德，虽然费希特自己也并不那么清楚地觉察到这一点。或者说，在阐释康德哲学体系的同时，敬爱着老师的费希特按着科学自身必然的“内在理路”，已经走出了康德体系，并建立起了自己的体系。

哲学史公认的事实是：费希特哲学体系的建立，也正是从这次“师生反目”开始，才真正自觉起来的。

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如果没有这次“师生反目”，或许，康德还是康德，但费希特也只能是“康德第二”，或者只能是“康德的影子”，德国古典哲学的四大代表人物恐怕至少要减去一人了。

由此，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了：如果没有这次超越，没有类似的更多次的超越，德国古典哲学何以“经典”？近世人类思想何以进步？

……

虽然深研经典、探究学理十分重要，但我觉得，关注创造出这些经典的大师们的创作过程，尤其是生命过程，可能更加重要。所以，我们不妨先把理论问题放一放，还是来说“过程”吧。

认真想想，费希特教授在哲学史上的“运气”确实差了些，甚至有些“生不逢时”的意思——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的1781年算起，到黑格尔去世的1831年，前后一共也才50年。在这短短的50年中，你看，在德意志那块小小的地盘上，竟然摩肩接踵地拥挤着四位既有传承，又各成体系的哲学大师！对费希特而言，在这一思想史上罕见的“梦幻时刻”，确实有些气喘吁吁：前有大自己38岁却又大器晚成的康德，后有小自己13岁偏又少年早慧的谢林，而且，小自己8岁的黑格尔还紧随其后，势如破竹……你看，留给费希特的时空阈值还有多大？

再回到康德。

我特别愿意相信，以一个大思想家的智慧和胸怀，面对这次“师生反目”，进入晚年的康德老师一定会释然的。甚至，对已经发展和超越了自己的费希特同学，康德教授应该会十分欣慰。

或者，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在康德看来，探索真理原本就该如此，所谓的“公开声明”，不过是实事求是，或者是对“对手”的尊重而已，原本也不是什么“反目”，更谈不上什么“决裂”。

于是，我就又想起了康德对“星空”和“内心”的那个“凝望”。

康德在言说“道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结论”的一开头就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这个“凝望”“思索”还被刻在了康德的墓碑上——我以为，这既是康德的生命追求，也是后人对康德一生的评价。

在康德这里，在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这里，没有什么比“星空”和“内心”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上述这个“可能”，似乎更符合康德教授的本意。

康德晚年画像

六

从耶拿大学出走后的费希特，日子过得很不舒畅。

这位一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思想界领袖人物的哲学教授，为了生计，在柏林断断续续地做了近十年的私人教师。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四大代表人物中，费希特是唯一可以称得上贫寒出身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制带匠，他的母亲是另一个制带匠的女儿。只因自小聪慧，八九岁的他受到了一位贵族的青睐，并被资助进了贵族学校，从此才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进入社会后，像他的老师康德一样，费希特也做了几年家庭教师，直到1791年拜见康德，开始了他的哲学家的生涯。

可能是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特殊的人物性格吧，费希特与康德、谢林、黑格尔很有些不同。他个性倔强、脾气火爆。在学术主张及其理想的实现上，更是表现出极强的“行动”乃至“战斗”的特征。在一些学院教授的眼里，他甚至明显有些“偏激”。比如，他认为理性就是一种精神，“唯独有精神，绝对不掺杂任何感情冲动的精神，指导着人类的事业”。而且，为了实现这种精神，他不惜“流血”——“我们流血，就是为了使这个精神能够自由地发展，能够取得独立的存在。”

精神的自由存在，是费希特生命的全部意义。

所以，诗人海涅对费希特和康德有这样一个对比性的分析：“关于康德我们只需要考察一本书就行了。但对费希特除了书以外还要观察他这个人，在这个人身上，思想和信念是统一的，并且以这种伟大的统一性作用于同时代的人。”

在生命的后几年里，“行动哲学家”费希特著述极少，演讲很多，他要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地作用于社会变革。与他同时期的德国伟大人物谢林、黑格尔、歌德、贝多芬对拿破仑的景仰所大为不同的是，费希特多次强烈抨击拿破仑。在他看来：“拿破仑通过压制在法国革命中产生的自由思想，而把世界这份崇高的财富骗到了手。拿破仑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是拿破仑最严重的罪过。”

费希特的这一点，与他同时期那位东方中国乾嘉学派的大师，也就是我在上一篇《从1724出发》里说的戴震，极为相似。

他们都是：从学理考据出发，把知识上升到思想，再作用于人心和社会。

同时——一生倔强，一生坎坷；常被误解，常被攻讦。

所不同的是，面对误解和攻讦，戴震以“沉默”应对，费希特以“行动”应对。

不错，像倔强的戴震一样，倔强的费希特和学术圈朋友们的关系也弄得乱七八糟。

在耶拿大学任教期间，费希特与席勒、歌德关系不睦；从耶拿大学出走的第二年，他与曾支持他的，几乎也算自己学生的谢林也分道扬镳。三年里，他又先后与昔日的学界朋友，莱因霍尔德、雅可比、尼古拉等纷纷绝交……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都对费希特避之不及，相反，也有很多人对费希特的学识和为人很是尊敬。

1810年秋天，柏林大学创建。费希特被聘为首位哲学教授，同时还被选为首任校长。对的，你没看错——费希特是今天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

但是，此时才48岁，本可宏图大展的费希特，却已进入生命的倒计时了。

三年后，他的妻子因为护理抗击拿破仑军队而负伤的伤员，染上了伤寒，他又从妻子那里传染上了此病……

此时的思想者费希特，与其恩师康德的“决裂”和“超越”都已结束。现在，他正在与自己的生命诀别。

后来的思想史证明，发生在费希特与康德大师之间的“拜”与“别”，毫无疑问，是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后来人类思想演进中，绝对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环节。“行动哲学家”费希特绝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

因为费希特的存在，使得德国古典哲学在凝望星空、激荡心灵的同时，又有了一抹极接地气的“行动”“战斗”的炫目色彩。

1814年1月17日。凌晨。

寒冷。柏林的大街上空无一人。

不满52岁，西方德国的“倔强思想者”费希特，走了。

此时的费希特，比东方中国的“倔强思想者”戴震走的时候还小一岁。

柏林大学（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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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贺少 曹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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