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在非洲反盗猎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从1979年的130万头，到2012年的不到50万头，象牙贸易让非洲象陷入50年内可能灭绝的危机。
砰！砰！砰！……
3月13日，津巴布韦的马纳普斯（Mana Pools）国家公园里，骤然响起了一阵枪声——两名意大利籍反盗猎人士被误认为是盗猎分子，遭公园巡逻员开枪打死。
这些子弹仿佛飞越了一万多公里，“打”在了一个中国人的胸口上。
“原来危险离我们这么近！” 3月16日上午，在北京一家安静的咖啡厅里，坐在记者面前的王珂拨弄了一下手边的杯子，长叹一口气。
3个月前，也是在马纳普斯国家公园，在这次误杀事件中倒下的意大利籍反盗猎志愿者，还与王珂的队员们一起合作，为他们提供帮助。
作为非洲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津巴布韦约有8万多头大象，是拥有非洲大象数量最多的国家。然而，据估计，仅在津巴布韦，每年就大约有1200头大象被猎杀。多年来的象牙盗猎让非洲象陷入50年内可能灭绝的危机。
为了填补中国民间组织在海外反盗猎领域的空白，也为了展示中国民众保护环境爱护动物的意识和行动，在民间志愿者组织蓝天救援队中长期负责海外救援的王珂，发起了非洲反盗猎项目。
2015年5月，反盗猎项目第一期的5名志愿者，远渡重洋来到地处非洲腹地的津巴布韦。
蓝天救援队供图
早上6点30分。
看着天际处的太阳一点点地爬高，光脚从远方一步步走来，高弘感觉到脚下的马纳普斯国家公园正在从睡梦中苏醒。
这个占地2193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拥有密集的野生动物种群。由于位于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交界处，国际盗猎分子经常利用这里的管理漏洞，从事非法盗猎。
这是蓝天反盗猎项目第一期队员到达津巴布韦的第二个月。队员高弘脚蹬漆黑户外皮靴、身穿深蓝色冲锋衣，紧握着手里的霰弹枪，警惕地注意着四周。在他身边，谢培亮和另外3名队友正在刷牙、洗脸。
在公园内，无论是洗漱、烧水，还是洗菜、做饭，甚至是上厕所，这个5人小队里，只要有人暴露在帐篷之外的地方，都会有队友在周围持枪戒备。
三四个月以前，高弘还在有“人间天堂”之称的中国苏州过着舒适的生活。尽管随救援队参加了多次灾害救援工作，但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即使是睡觉，也要把枪和刀摆在枕边。
2015年初，同在蓝天救援队的王珂找到高弘，询问他有没有兴趣到非洲参与反盗猎项目时，出于对非洲的好奇，高弘决定接受为期3个月的任务。即使在执行任务期间，在非洲吃喝拉撒的生活费用、购买设备的钱，都得自掏腰包。“只有往返的机票是靠募捐来的。”
第一批队员在津巴布韦合影留念。 蓝天救援队供图
经历了菲律宾风灾和尼泊尔地震这样的突发性灾难救援，王珂开始尝试在海外参与常态化的公益活动：“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国际化的公益组织能够在海外落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长期的海外生活，王珂注意到一个“有趣又尴尬”的现象：外国人能够很放心地把救人的任务交给中国志愿者，可对于拯救动物的任务，却对他们始终有所防范，因为很多外国人都有“中国人什么都吃”的偏见。这让身为中国人的王珂，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最终，他与项目的另一位发起人王英颉决定从保护非洲象入手，组织中国人参与非洲的反盗猎活动。
现在，高弘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狒狒和疣猪近在咫尺的打闹声。他一边向前来接班的谢培亮示意一切正常，一边把霰弹枪交给了他，其他人则开始准备早饭。
“就像矗在面前的一堵墙。”高弘用一个朴素的比喻，形容自己第一次见到非洲象时的感觉。
这种被称作“森林园丁”的动物，在非洲的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它们开辟林地，客观上形成湿地和防火带；它们挖取藏在地表下的水，使其它动物也有水喝。
在马纳普斯国家公园，看到大象，就像在马路上见到迎面走来的行人一样稀松平常。晚上在帐篷里休息时，象群会迈着步子从旁边经过；早上起床时，在帐篷边捡野芒果的大象，会堵得队员们出不了门；甚至还会有好奇的大象，直接把长鼻子伸进帐篷里，摆来摆去。
来非洲之前，高弘对非洲大象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地铁通道的公益广告。广告里，一大一小两只非洲象走在广阔的草原上，小象兴奋地报告着：“妈妈我长牙了”、“妈妈，我长牙了耶”……妈妈却始终沉默。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因为一次亲眼目睹被盗猎大象尸体的经历，高弘再次想起了这句公益广告词。
取出一根完整的象牙，盗猎者要么直接砍掉大象的头，要么就割掉它的鼻子和大部分的脸。因此，大象的遗体被发现时，场景都非常血腥。 蓝天救援队供图
在万基国家公园的一次巡逻中，高弘等人靠近一处低洼的水源。但还未到达，一股浓烈的腐臭味道已经弥漫在空气里，高弘和同伴很快发现了大象的尸体。
它侧卧在水源旁，周围有明显挣扎过的痕迹。不难推断，盗猎者在水源里投入了氰化物，这只大象喝水后中毒身亡。在津巴布韦的旱季，往为数不多的水源里投毒是新兴的盗猎方法，有的时候甚至一次性就会毒死十几头大象。
这头大象的脸被削去了一大半，在非洲烈日的曝晒下，这原本在高弘看来“强壮如一堵墙”的动物，变成了只剩一副骨架与一层外皮的无脸怪物。
终于有人忍不住，悄悄转过头去。
成年非洲象的门齿一般长达2米，三分之二露在口腔外，剩下三分之一牢牢插在头骨里。为了取出一根完整的象牙，盗猎者要么直接砍掉大象的头，要么就割掉它的鼻子和大部分的脸。因此，大象的遗体被发现时，场景都非常血腥。
队员在马纳普斯国家公园内发现大象的骸骨。蓝天救援队供图
随着近年来盗猎大象活动的猖獗，非洲草原上无头无脸的大象尸体越来越多。据统计，1979年时非洲象的数量为130万头，但到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不到50万头，其中仅在2010年到2012年这三年间，就有10万头非洲象死于盗猎。即使在象牙盗猎已引起全世界关注的2015年，仍有2.2万头大象惨遭砍头割脸的劫难。
1940年，野生亚洲猎豹灭绝；1980年，西亚虎灭绝；2007年，白鳍豚灭绝……由于人类活动或疯狂捕杀，这些生猛灵活的动物都相继消失。
目前，非洲象每年生育率不足5％，死亡率却高达6％，如果维持这一现状，只需不到50年，非洲象就将成为下一个消失的物种。
在第一期的5名队员中，有包括谢培亮在内的3名退伍兵。
他们想象中的反盗猎，就是拿起枪与盗猎者对峙。但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后队员们才发现，自己与盗猎者之间隔着的“远不止一杆枪”。
在大使馆和中津动物保护基金会的帮助下，项目组本来已经与津巴布韦环境部签署合作备忘录，获得了在国家公园开展工作的许可，也有西方反盗猎志愿者愿意带领他们熟悉环境。
但当队员们出现在国家公园时，却有一些西方NGO组织认为，这些中国人是“借着反盗猎的名目来盗猎的”，甚至提醒津巴布韦相关部门要提高警惕。
迫于压力，津巴布韦一度暂停了合作备忘录，带路的西方志愿者也选择退出。这使得第一期队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能以游客的身份，独自到各个公园里调研。
2015年8月，3个月的轮值时间已到，这支志愿者队伍不得不离开津巴布韦返回中国。此时，反盗猎的工作还没真正开展。
直到两个月后的2015年10月，蓝天救援队非洲反盗猎项目第二期的3名队员到达津巴布韦，这一项目才得以继续。
然而，消除了敌意，信任的建立却没那么容易。
羚羊。 蓝天救援队供图
在第二期队员轮值的第一个月，反盗猎项目的当地合作伙伴、在津巴布韦生活了近30年的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几乎不允许他们做任何事情。“如果你们单独活动，可能5分钟不到，就会被动物吃掉！”调皮的朱磊惟妙惟肖地模仿着老弗的口吻。
在老弗看来，对这群完全不了解丛林的“菜鸟”来说，不要说深入其中反盗猎，丛林本身就是死亡陷阱。这让这个由一位动物学博士、一位野外生存专家和一位急救专家组成的3人小组，一度想要脱离他的指导，独自闯荡。
直到2015年11月底，王珂赶到津巴布韦，与弗朗西斯科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你们能带来什么？”弗朗西斯科问道。
“来自中国的资源，包括蓝天自己提供的人员、设备和技术协助。”王珂回答。
弗朗西斯科一直面无表情，大多时候不置评论，只是偶尔点头。这让王珂和队员们一直摸不清他真实的想法。
直到王珂说：“虽然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必须承认我们在反盗猎方面的经验几乎为零。所以我们不仅要投入财力和物力，还要真正参与到反盗猎的链条中去。”这位骄傲的意大利人，才豁然露出笑容。
经过这席对谈，蓝天救援队为津巴布韦带来了能用于水上巡逻的橡皮艇和空中巡逻的三角翼动力机，以及若干枪支、服装、帐篷；弗朗西斯科也终于同意带领队员们深入丛林进行反盗猎巡逻。
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驱车前往马纳普斯国家公园的路上，目之所及，除了裸土，就是枯岩，剩下的则是一片荒凉的旷野。等转过一个山岗，一片精灵之绿的马纳普斯，忽地跃然于眼前，仿佛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20年前，津巴布韦经济繁荣之时，公园里有路有桥，有车有船有直升机，人员与设备匹配周全，管理高效，也不存在严重的盗猎问题。而如今，在满目绿色的公园内，早已是桥塌路陷，护林员们连最基本的交通和通信工具都很缺乏。该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面临资金、设备、人员等各个方面的不足，再加上国际盗猎武装化、集团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盗猎案件近年来在津巴布韦层出不穷。
王珂说，2016年3月16日发生的误杀事件，很可能就与近期盗猎猖獗以及护林员缺乏足够训练有关。
此时，走在前面的弗朗西斯科突然放轻了脚步，伸手摸了摸背上的长枪。朱磊知道，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虽然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磨合期，但在三名队员看来，老弗无疑是一部“行走的丛林百科全书”。根据一个脚印，他就能判断出动物的种类、公母、体型，甚至它的大致去向。因此，见他变得如此小心，队员们也紧张了起来。
果然，顺着弗朗西斯科缓慢抬起的手臂所指的方向，队员们看到了不远处的狮群，以及旁边一只被猎杀的大羚羊。
这是半夜里一场捕食的结果。弗朗西斯科一面轻声警告大家，千万不能拔腿就跑，一面继续信步向前。
尽管有老弗护航，面对狮群，朱磊和自己的两个队友还是心怀忐忑。没有人再说话，甚至连喘气的声音都听不到。朱磊只听到穿越平原的风，在耳边呼呼地刮着；鞋子踩在枯黄的野草上，窸窸窣窣地响。
离得最近的一头狮子，已经支起身体向这边张望，老弗先是止住了大家的脚步，自己却像散步似的，迎着它悠闲地走去。等他走了一段，队员们才学着他的样子，跟了上去，一起靠近这群吃饱了肚子的狮子。最近的时候，他们离狮子的距离只有30米。
危险不仅来自深藏不露的丛林，还有变化莫测的水下。赞比西河位于公园的北部，对岸就是津巴布韦的邻国赞比亚。2015年12月初，国内捐赠的橡皮艇获准进入公园，队员们立即投入到赞比西河沿线的巡逻中。
有一次，队员张广瑞熄灭了橡皮艇的发动机，与老弗用望远镜四处查看。突然，一只潜在水里的河马，直直地向他们冲了过来。好在老弗及时发现，发动橡皮艇逃离了那片水域。“因为脾气古怪，在非洲，河马是造成人身伤亡最多的动物，当时如果橡皮艇被它撞翻，人落到河里，只怕是九死一生。”
在国家公园巡逻中，这种与大型野生动物的邂逅，时常发生，危险也常常不期而遇。
更可怕和致命的危险，还是隐藏的盗猎分子的枪口。
一天夜里，公园管理处十万火急地向弗朗西斯科借用汽车。打听后才知道，3名护林员在丛林巡逻时与盗猎者撞了个正着。枪战中，双方都有人员受伤，但盗猎者还是丢下象牙逃走了。借车赶去增援的人，正准备顺着盗猎者留下的痕迹继续追踪下去。
像这样的差事，公园管理处都不允许护林员以外的人参与，朱磊只能和同伴站在营地的高处干着急。对他们来说，直接参与反盗猎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还未获得飞行许可证的三角翼动力机上。
或许是因为没有引路人，驻扎在位于津巴布韦与赞比亚边境的卡里巴湖时，第一期的队员曾经“误打误撞”地与盗猎者擦肩而过。
津巴布韦现有8.3万头大象，据有关机构估计，该国每年大约有1200头大象被盗杀。 蓝天救援队供图
一天上午巡逻时，高弘和队友在一个靠近湖边的小岛上，发现了一个还冒着热气的火堆和一顶搭着树叶的小帐篷。队员们判断这可能是只有一两个人规模的盗猎者。他们盗猎成功后，在小岛露营了一晚，不久前刚搭乘接应的船只，回到了对岸。
错过并不算坏事。大多数盗猎者都是组织程度较高的团伙，正面冲突的话，高弘他们根本没有胜算。
在象牙非法交易的链条上，与获得象牙同样重要的，是将盗猎的“战利品”成功转运到消费国。只有在那里，在非洲本不值钱的象牙才能带来暴利。
在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中国项目主任周非看来，近年来象牙走私之所以如此猖獗，源头国的政府腐败，执法不力，中转国的国际合作的欠缺，目的国象牙价格的虚高以及民众对象牙制品错误认识造成的消费欲望，都难辞其咎。
成堆象牙。 蓝天救援队供图
在黑市中，一公斤象牙大概可以获利2000美元，而一根象牙大概重达10到60公斤。也就是说，一头大象可以为盗猎者赚来最多24万美元的收入。
王珂在2015年11月就带来的三角翼动力机，经过繁复的程序审批，终于在2016年1月底进入马纳普斯国家公园。
此时，第二期队员的轮值也要结束了。离开的当天早上，对中国反盗猎者向来不闻不问的公园工作人员找上门来，主动请求用空中力量协助侦查已被发现的一伙盗猎者。随行的飞行教练胡英健立即放下行李，驾驶三角翼与工作人员一起升空飞行。
这一幕让留在地上的队员感慨万千：“我们终于承接了重要的反盗猎任务。”
虽然没有发现盗猎者的行踪，但落地后，工作人员对三角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种视野无死角的飞行器很适合空中侦查”。他们甚至希望队员们可以多待几天，教会他们使用三角翼再回国。
“多待几天。”这对于所有参与反盗猎项目的中国志愿者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句话。“中国人出现在反盗猎场合本就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况且外界还了解到我们是可以提供实际帮助的。”回头看过去的一年，王珂的语气里充满了骄傲。
非洲反盗猎项目第二期队员回国时，一向讨厌应酬的弗朗西斯科，特意拿出一张VIP卡，亲自把队员们送到了飞机上。老弗动情地说：“希望你们再回来！”
从津巴布韦回到苏州，高弘发现，每次在地铁站里看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公益广告，他都会多停留几秒。那些广告上的斑马、犀牛或者猎豹，都不再是遥远的存在，而是曾与他朝夕共处的生命。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也不再是空洞的流行语，而是大象尸体散发出的血腥味和盗猎者留下未冷却的篝火。（原标题：非洲反盗猎的中国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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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赵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