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地方军阀与北洋政府之间、地方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革命派与军阀之间、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新旧政治派别之间……民国乱世中，蒋介石异军突起，横扫天下，最终取得民国政府控制权。这里有几多尔虞我诈、血雨腥风，给人留下的是历史的喟叹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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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美华文丨大潮暗流下，看蒋介石暗算别人、壮大自己
《谁与争雄：1925——1932年的民国》
邱若桐
第四章 大潮暗流
大潮澎湃，泥沙俱下。北伐军攻下长沙，旌旗直指武汉时，革命阵营中的暗流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涌动不已。
第一节 暗算别人，壮大自己，蒋介石开始对付潜在对手
长沙，将星云集。
为讨论北伐第二期的战略计划，8月12日，北伐军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代理总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首席军事顾问加仑、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陈公博、第八军军长兼西路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及各军参谋长和各师长。
经过激烈的争论，长沙会议决定，迅速进攻湖北，主力直趋武汉，对江西方面暂取守势。其部署为：唐生智指挥第八军正面进攻；李宗仁指挥第四、七两军侧出平江，北取蒲圻、羊楼峒，合力歼敌，然后分别渡江，与沿武汉岳阳铁路北进之主力并力规复武汉；朱培德指挥第二、三两军集结醴陵、攸县、茶陵防备江西；袁祖铭指挥第九、十两军出荆（州）、沙（市）取宜昌与襄阳。
蒋介石因为北伐节节胜利而精神焕发。
7月23日，蒋介石下令总司令部机关出发，三天后，蒋介石与加仑、白崇禧、邓演达等开赴北伐前线，当天从广州乘火车抵达韶关，次日从韶关出发沿公路前进，沿途均受到老百姓箪食壶浆的欢迎。8月10日夜，总司令乘轮船北上，在株洲换乘火车，翌日凌晨3点抵达长沙。长沙5万余欢迎群众从炎热的中午直等到次日凌晨。蒋介石在车站向群众发表了感激的演说：“此次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发至长沙，沿途民众，放炮致敬，商店公平交易。迷路者为之指引，任重者则为之分担，疲者设凳，渴者给茶，饥者援食。”
北伐进军如此神速，出乎蒋介石之预料，双方的力量对比自不待言，此次进军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气候酷热，疾病流行，灌满水的稻田中的狭窄小路非常泥泞难走。
北伐的胜利进军，震惊全国。
召开长沙会议时，国民革命军已由出发时的八个军增加到了十一个军，贵州袁祖铭的部下彭汉章、王天培两部被编为第九、十两军，袁本人在长沙会议上被委任为左翼军总指挥；江西的方本仁暗中受委为第十一军军长。队伍虽然扩大了，但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非常清楚，投奔革命的这些将领中，不少人是出名的滑头，他们并非要真正的参加革命，而是投机取巧，脚踏两只船，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所以，他对实力颇大又处在北伐军侧后的黔军尤其不放心。
彭汉章部师长罗勤光、贺龙、杨其昌已发出就职通电，而彭本人却迟迟不发，而且吴佩孚委彭为湘黔边防督办，给其步枪1万支、子弹1000万发、款100万元和应用器材。袁祖铭的态度更可疑。他被杨森、刘湘联合赶出四川后，由于贵州地瘠民贫，养不起他这支七八万人的庞大军队，遂向湘西方向发展，一面与广东国民政府接洽，一面又向吴佩孚表示效忠。1926年5月，叶开鑫秉吴佩孚之命赶走唐生智占领长沙后，袁决定援湘，并以“一、承认彭汉章为湘黔边防督办；二、湘西辰、沅、永、靖地区为黔军及其部属驻地；三、湘西特税为黔军军饷”等条件，与叶进行谈判。同时，又有恃无恐地于6月18日发出巧电，声称黔军五路入湘是“适因吴玉帅有援湘之命，湘人亦自动欢迎”。及至湖南战局逆转，叶开鑫节节败退之际，袁祖铭又迅速向广州靠拢，连连示好。7月7日、8日，袁连发两电给广西黄绍纮并转至广州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说：“弟对湘事，现令彭会办仲文率三混成旅协同贺云卿（贺龙）部前进，已达沅、辰以上；何总指挥厚光率三混成旅出永、保、大庸；李总指挥晓炎率三混成旅暂驻秀山，兼驻鄂西，王督办植之（王天培）率四混成旅出宝庆，已达麻、晃一带；弟随即率五混成旅赴洪江策应。兄等具体计划如何，……望随时示知为何。”并公开表示绝情不会有欺诈行为，但在发就职通电时不伦不类的来了两句：“幼承庭训，长与孙中山晤于海上，相与讨论国是。”他提出加入北伐的条件是：一、任命袁为川、滇、黔、陕、甘五省联军总司令；二、每月给军饷200万元；三、先给步枪1万支，子弹100万发。7月底，袁还派了代表到吴佩孚那里去联络。袁的态度扑朔迷离，引起了北伐军方面很大的怀疑和忧虑，怕他拊北伐军的侧背；留守广西的黄绍纮发急电到军中，担心拥有重兵、态度暧昧的袁祖铭或侧击北伐军，或乘虚而入桂、粤。蒋介石的意见则与此相反，他胸有成竹地说，正是袁的这种趋利避害的思想可供利用，只要我们不遭受大的失败，袁的算盘打得再响，即使不跟着北伐军走，也定然会按兵不动。
北伐战争帷幕初启，孰胜孰负，变幻莫测。袁祖铭可能会在北吴（佩孚）南蒋（介石）之间游移，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基于这样的估计，北伐军方面给袁以西路军左翼总指挥的头衔而拒绝了他的其他要求。
长沙会议作出的战略部署有违蒋介石初衷，但形势的发展，迫使他收起了自己的一套打算，听从了加伦和李宗仁、唐生智等人的建议：联络孙传芳，使其继续保持居心叵测的中立，对江西方面采取监视的态度，而以主力进攻武汉。但是，蒋在这次会议上并非一无所获，实际上，他获得了非常重大的东西。他提出并通过了如下方略：占领武汉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主力则施太平天国洪秀全之故伎，沿长江而下，西、中、东路北伐军形成对孙传芳之五省三面包围之势，从而底定东南。进而占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是蒋素所期盼的。他否定了在广州制定的北进中原、直捣幽燕的计划。他用自己小小的让步，攫取了根本的目标。
蒋介石在入湘途中已有这样的意图：对湖北方面取守势，主力折向江西。这虽犯了分兵进攻之大忌，但基于对付唐生智、李宗仁及其“保定帮”实力迅速壮大的一种策略，也有价值。
唐生智的实力和野心都膨胀得太快了！
唐生智从一个小小的师长，因为参加北伐，一跃而为军长兼前敌总指挥。革命伊始即给其这么大的权力和这么高的地位，虽为给身在敌方阵营而心中已活动的人增大诱惑，树立个榜样，却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很多人担心：唐生智占领长沙后，将成为湖南的新主人，而且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及一帮保定军校毕业的师长，在实力增强和抱成一个紧密的集团后，必成为祸患。事实证明，这种担心不无道理。7月30日，湖南省政府成立，唐生智担任主席兼军事厅长，而且省政府中的主要职位均为其支持者所据。同时，据密报，唐生智在逐渐向左转，他在尽力设法争取苏联顾问的支持，并通过一些国民党人向苏联顾问提出建议：派他那个系统的共产党员去苏联学习领导工农运动。他在同顾问们谈话时不止一次暗示愿和苏联缔结武器供应的条约。更有甚者，他要求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会晤。蒋介石认为，这个信佛的将军现在也许并非真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是要想借助苏联和人民的巨大力量飞腾上天。这不是和他自己在广州时所玩的把戏如出一辙吗？！
他怎么能容忍唐生智迅速崛起，成为比书生汪精卫更难对付的强大对手呢！？
蒋介石前思后想，认为要除掉唐生智这个实力和地位迅速上升的潜在对手，有缓图和急攻两策：缓图即是对此置之不理，等到底定东南后，再回头举着已磨得更加锋利的刀剑与其算账；急攻则是对武汉方面采取守御战略，主力东移，吴佩孚之主力南下时，势必与唐生智硬拼，待其两败俱伤，而我之主力已肃清江西时，再北取武汉，那就既削弱了唐生智之势力，也消灭了吴佩孚之主力。但急攻显然不是上策，一旦北伐军主力陷在江西战场无重大进展，甚或遭到重大失败，而唐生智又顶不住吴佩孚的进攻，则全局坏矣！所以，蒋介石最后决定把防唐生智及其“保定帮”势力壮大的打算暂时搁置一边，全力消灭吴佩孚。
本文节选自邱若桐《谁与争雄：1925——1932年的民国》
华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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