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丨毛泽东与胡适的情谊之痛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非常喜爱文学，终其一生，都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特别浓厚的兴趣。他极为重视和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很多作家保持密切联系。他与这些作家的友好谈话、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在文坛上留下不少动人的佳话。
从友谊走向决裂
一一毛泽东与胡适
武在平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毛泽东还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不仅具有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且曾经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对当时胡适的所作所为是衷心表示“钦佩”的，以致视为自己的“楷模”。史实说明，毛泽东的这些自我表白，是符合他当时的思想实际的。也是从那时起，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交往以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联系、分歧与斗争，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痛迹。
……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后期，毛泽东经杨昌济的介绍，成了《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那时的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对胡适的名字并不陌生。特别是他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参加了几个学会，旁听过胡适的讲课，还去拜访过胡适。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如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创办文化书社、成立自修大学等，也都受到了胡适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勘工俭学。为此，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主要负责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在这些会员即将乘船赴法时，毛泽东则决定不去法国了，这很出乎大家预料。对此，毛泽东当时做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着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做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非留学篇》（一）（二）（三）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号。文章主旨是呼吁设立国立大学以救国中无高等学府之失。胡适不曾想到，他这篇只印发了数百份的文章在5年后会被毛泽东引为同调。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暂不去法国，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想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更为有利，但与胡适的赞同、支持和影响却是分不开的。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说，1919年他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去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当时不仅答应给予支持，而且实际也这样做了。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论文，胡适看后便在他主办的《每周评论》第36期《新刊评介》中做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有人说，胡适的这段文字，既是对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支持与鼓舞，也是胡适的政治思想火花最明亮的闪烁。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虽多，但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判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面对如此巨大的恶势力，加上来自反动军阀的政治迫害，胡适当时敢于那样义无反顾地肯定和支持《湘江评论》，热情地赞扬毛泽东的文章，视之为自己的“好兄弟”，应该说这是异乎寻常非同一般的！
……
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毛泽东为了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虚伪性，批评国内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的幻想，在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这样短的时间里，他接连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5篇文章。
在第一篇文章里，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胡适，直言不讳地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这是抗日战争以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第一次公开指名道姓批评胡适，明确指出他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一段话实际上也是对胡适在1945年8月所发电文的回答，说明了胡适提出的所谓“建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通过和平手段而取得政权等建议，全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违背的，并且已为历史所证明是错误。尽管如此，该文在最后还是明确地宣布，对于那些“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的思想的人”，仍然是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态度，号召先进的人们，应该“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最后，还是以“争取、团结”为主旨，再次宣称“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这里所说的“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人，显然是把胡适包括在内的。可见，即使这个时候，胡适已离开大陆，并且在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的言论，毛泽东仍然是从统战观点出发，着争取团结的愿望，期待像胡适“这样的人”，弥合裂缝，消除分歧，回归大陆。
事实说明，在毛泽东统战策略的感召下，像翁文灏这样与胡适有过密切来往，而且身居国民党要职的人，终于在1951年从国外回到大陆。相反，胡适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在到达美国或台湾地区后，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系列反共的言论，表明了他所坚持的反共立场。
1954年，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这对于清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古典文学及其他学术领域的影响，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重要作用的。当然，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胡适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是不对的。胡适也极力为自己申辩，对毛泽东思想多方诋毁，可见其政治成见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实际上，毛泽东对于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有所肯定的。这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著作的有关论述中可找到答案。
（本文节选自《毛泽东与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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