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怀疑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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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科学，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求我们去热爱它，但你是否想过，科学也应该反思的呢？
作为一本理论普及读物，《你不了解的真相——江晓原说科学》向大众揭示了科学不为人知的一面，虽是高屋建瓴，却也轻松易读，对于没有专业背景的读者同样友好。
作者江晓原教授是一位资深的科学史专家，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将自己在学界的积累付梓成书，并且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诸如气候变暖、核电安全、人工智能、转基因食品等等。
作者文风活泼犀利，其观点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本书从批判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深刻剖析了科学技术在现代世界的真实面目。
首先，科学不等于正确。
我们对科学最大的误解，就在于将其视为完善的知识或绝对的真理。
但若深究其历史，就会发现，科学是由相对正确的范式取代不那么正确的范式而发展的。
譬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说，爱因斯坦相对论取代牛顿经典物理学，都在于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强的解释世界规律的效力。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宣称托勒密和牛顿的理论就不是科学了，因为错误的或者过时的学说仍然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
同样地，我们也无法肯定哥白尼与爱因斯坦的理论就是终极规律，更确切地讲，它是现阶段科学共同体商议出来的结果。
何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而相对论的预言也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证。
科学的进步，不管是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所言的“范式之间的转移”，还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认为的“在猜想与反驳中迭代”，任何科学理论，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可错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必然的确信。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坚持相对主义原则，而是说，对科学结论的接受要尽量谨慎，就像霍金在《大设计》中谈到的那样——科学对真实世界的描绘是一种“依赖于模型的实在论”。
其次，科学不是纯善的，很多时候它还会威胁到人类的安全。
以本书谈到的人工智能为例，作者认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危险在于，人类可能会毁于对技术的失控，一切等我们回过头来想要刹车就为时已晚了。
早在二战时期，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就曾预言：“未来世界将是一场智能机器与人脑极限之间进行的艰难的战争。”
如果换到今天，当他目睹互联网技术发展之迅猛，或许此番论调也会更加悲观一些吧。
但是，暂且不论智能机器的文明入侵何时到来，至少人类自身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已经发展到了足以使整个地球生灵涂炭的地步。
科学的危险性并非危言耸听，作为一名服务于美国军队的科学家，维纳曾参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目的是帮助英国人防御德军的空袭。
为了击落纳粹的轰炸机，科学家们被要求解决更复杂的弹道计算和通信反馈等问题，当然，这些实战需求也促发了控制论作为一门重要科学理论的问世。
然而，二战结束以后，维纳对人机混合的赛博战争又有了新的看法，他在之后的回忆中写道：“任何科学秘密的传播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从长远来看，武装我们自己和武装我们的敌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每次骇人的发现只不过加强了我们的屈从性，屈从于从事新发现的需求。”
可见，那时维纳已经觉察到了新一轮的军备较量正在美国悄然兴起，而另一方面，他对科学参与战争的正当性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此外，本书想说明的是，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尤其是在技术和资本紧密结合的今天，许多“科学问题”已经不再是科学问题了，它的背后牵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
举个例子，谈到气候变暖，我们都会不自觉地想到环保的重要性，这当然没有错，可问题就在于我们还无法确证气候变化就是由于人类行为造成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减少碳排放会压制工业国家的发展。因此，很多科学问题若是从利益的角度去深究，就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纯粹了。
然而，既然科学已不再纯真，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爱戴它？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对科学没有一个深入的认识。
这让我想到前不久韩国学者Soobum Lee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传播》上的文章，该研究对韩国民众的科学观做了详细的调查，其结果显示，科学知识与科学态度之间是负相关的，而这种联系的差异性程度还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密切相关。
在工业化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支柱，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对科学持有的态度也越乐观。
但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却是相反的，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日益增强，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变得更为谨慎。
不管是在西欧还是东亚，一些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进程中，都面临着从“理想型科学文化”转向谨慎的“怀疑主义文化”的变化，其原因就在于科技所显露的弊端已逐渐被人们认识到。
最后，我们要认清“科学是工具，不是目的”这一点，这也是作者在本书中反复呼吁的。
总的来说，科学的诞生为现代世界带来了普罗米修斯之火，但与此同时，它也将我们置于深渊的边缘。
如今，对科学的崇拜正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演变成一种现代宗教，科学家像是教皇，他们掌握着解读“自然之书”的无上权力，任何对权威的质疑都会被视为是对真理的不虔诚。
与此同时，科学的进步还成功地营造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所有的问题都将被未来的技术解决。
这种乐观的判断反过来又加速了科学的发展，于是所有人都要被迫搭上这趟不知道去往何方的“欲望号快车”。
对此，我认为生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是需要一点马丁·路德的反叛精神的——新教的产生瓦解了天主教的权威，知识通过印刷术和《圣经》的普及传播到了平民阶层。
最开始人们质疑教皇的权威，于是欧洲深陷30年战争，分裂出了现代国家体系的雏形；接着人们质疑上帝的权威，于是大量的自然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这个宇宙的规律，形成了近代科学的基本范式；再接着人们怀疑国王的合法性、怀疑男权至上的性别不平等、怀疑主流精英主义的话语体系……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就像是最初的那一条裂缝，一旦开了口就无法再收回了。
当然，伴随着这些思想演进的还有我们的物质技术，工业革命以降的科学发明已彻彻底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世界。
过去我们只能按照自然时间耕作，现在我们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生产我们需要的生存资料；过去我们只能被迫囿于自己的小村庄里，现在我们可以乘坐火车、飞机去往几千公里以外的世界；过去妇女要饱受生育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胁，现在她们不仅可以安全分娩，甚至可以选择不生育……现代的进步不仅是物质的丰富，还有选择机会的增加。
然而，选择就意味着要承受巨大的诱惑，如果只是任由贪欲恣意增长，这样的选择很快就会变得没有意义。
譬如，现在我们有选择与亲友即时通讯的网络条件，但若一味地沉迷其中，不仅不会增加我们的自由，反而会破坏掉原先的沟通渠道，最终使得我们沦为工具的奴隶。
因而，现代性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可选择性”：它的精神是路德式的。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仍旧沉迷科学的诱惑而未能作出有效的选择，我们就还未真正迈入现代世界的门槛。
文章转载自《中国科学报》 (2019-08-30 第7版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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