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推动力，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得马克思能够在特定社会科学形式中构建一种切中“现代的特定现实”的哲学新形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理解为一种从普遍到特殊的“推广”和“应用”式的演绎推理，而应理解为从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上升到更为具体深刻的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综合过程。《资本论》的思想逻辑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内核展开为浅层表现的生成过程，能够总体再现本质与现象的共时性结构与历时性进程，因而是一种特定社会存在论。这种特定社会存在论聚焦于诸种“社会定在”何以历史地可能的具体存在论问题，并蕴含“社会存在一般”何以可能的一般存在论问题作为抽象环节，因而仍然属于哲学思想范畴。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了历史特定性和开放性维度，真正基于时代变迁和社会差异，把握住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历史性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将自身凸显为一种越出整个传统哲学视界的新型“特定性哲学”，从而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理论启示。关键词：《资本论》哲学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 特定性哲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者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2）。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P27—P45责任编辑：李潇潇 王志强马克思之所以被全球知识界公认为“千年思想家”，主要是因为其《资本论》所体现的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当前学界研究中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性难题：《资本论》本身直接呈现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形式和理论形态，但又在何种意义上意味着哲学世界观层面的根本革新？换言之，当前流行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阐释性研究的合理性、正当性根据何在？显然，出现这一难题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明确区分《资本论》所采用的话语表述形式与其本质性的问题形态。不少研究者往往拘泥于僵硬的现代学科划分，将《资本论》所直接采用的政治经济学话语表述形式简单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与学科建构，而忽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批判”所具有的超越学科界限而对学科建构本身的“历史先验性条件”进行追问的哲学维度。如果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采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话语表述形式来追问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那显然错失了马克思思想的本旨。然而，如果承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追问的是“一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何以历史地可能的”这一社会存在论问题，那就必须承认《资本论》具有比政治经济学建构更深一层的、哲学高度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
随着近年来马克思哲学研究重心从早期马克思文本向《资本论》及手稿的拓展和转移，一些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定位和发展趋向的根本性问题也从幕后提到了前台。其中的关键性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产生了何种内在性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形态？其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何种理论启示？
传统的哲学史解释模式倾向于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思想阶段，甚至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哲学革命及其哲学方法论的“应用”和“验证”。这种解释模式可能会遮蔽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互生成的总体性关系，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视作单纯的社会科学理论，实质上并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去哲学化”诠释路向，并且为各种形式的“哲学空场论”或“哲学补充论”留下了余地。其实，马克思哲学革命不是完成于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一次性事件，而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持续深化发展的思想历程，甚至是在马克思身后仍未完成的一种思想趋势。而这一持续深化的哲学革命的内在推动力，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
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自身显然已经不能被传统哲学理论形态或学科概念所囊括，已经越出了传统哲学视界而内在地“切中现实”。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学科分化视域来看，政治经济学日益呈现为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非哲学学科”，与“哲学”学科并无从属关系。然而，马克思本人却主要不是在“哲学”学科内部，而恰恰是在“非哲学学科”的特定社会科学内部开展了哲学思想活动。要理解这一悖谬之处，关键在于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同于“哲学”学科形态，也不等于政治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形态，而是内化在特定的社会科学中的否定性、超越性的思想维度，它在切入“现代的特定现实”的根基处越出了整个传统哲学的视界，开启了“历史特定性”这一新型哲学思维的可能性空间。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哲学革命的推动作用，使得马克思能够在特定社会科学形式中构建一种切中现实的“新哲学”。
所谓切中现实，并非思辨地把握某种“现实一般”概念，而是要切中“特定现实”的本质与现象之间历史的、特定的关联。反过来说，历史地产生的特定社会现实，首先成为特定社会科学形式的认识对象，进而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对象，构成了这种“新哲学”的有效性界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蕴，恰恰来源于并受制于特定历史前提、特定研究对象及其在特定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中呈现出来的特殊性。对此，本文首先从思想史上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革命的特定化逻辑，再从中引申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特定化哲学理论形态的建构，并将之阐释为一种特定化社会存在论，进而在这种“新哲学”所开启的历史特定性视野中阐发其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蕴。
何以理解特定社会科学与“新哲学”的深刻关联？或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可以从思想史发展逻辑上进行初步分析。观念史的诠释模式，历来就遮蔽了马克思从“意识”范式向“实践”范式的转换，从而无法把握“理论—实践”总体性的“现实”概念。然而，在破除观念史迷雾并确立“实践观”“生存论”诠释模式之后，我们也没有真正触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而是仍然在“哲学人类学”或“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固执于“现实一般”或“历史一般”。这似乎暗示出，马克思以前的传统哲学思维形式，都不可能真正达及规定着“现代本质”的那一“特定现实”。而通过将政治经济学指认为“市民社会的科学”并进而展开研究和批判，马克思才能触及自在地呈现于特定社会科学中的“特定现实”，并将之转化为自在自为的“历史特定性”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恰恰是社会科学的勃兴给哲学革命提供了走出传统哲学的思想空间，而正是对特定社会科学形式的批判与超越，推动哲学革命实现了更深刻的范式转换。政治经济学批判推动马克思哲学革命实现了思想史上的两次“范式转换”。从思想史上看，正是这两次范式转换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内核。马克思哲学革命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包含两次“范式转换”，因而表现为两个思想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自我意识”范式转到“实践”范式，理论形态上从唯心主义、市民社会唯物主义转到一般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第二阶段从“实践一般”范式深化为“特定实践体系即资本生产体系”范式，理论形态上从一般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化为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其中，实践范式及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最高最终成果，而仅仅是哲学革命的中介环节和阶段性成果。并且，促进上述两次范式转换的内在动力，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哲学革命的推动深化作用。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处，马克思哲学发生了第一次范式转换。在《巴黎手稿》特别是笔记本Ⅲ的“黑格尔”部分，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扬弃黑格尔主义思想场域而重新理解人的感性存在与历史性本质。虽然黑格尔绝对理性的主体性哲学崩溃了，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自我意识”哲学变革阶段也被超越了，但是“自我意识”概念的创造性因子却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得以保存和生长。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性”固然是近代哲学人类学的基本原则，但主体性已经不再表现为近代哲学所理解的“意识”范式所囊括的“我思”“统觉”“精神”“自我意识”等抽象范畴，而是更深地表现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个人所从事的劳动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活动并不是单纯满足人类直接需要的工具性行为，它本身更是主体的积极创造性活动，是主体的本质与存在的生产性统一的过程。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中的“人的自我生成”意蕴的理解，剔除了其纯精神性的抽象规定性，把原初的“精神”“自我意识”对于“劳动”的外化关系，颠倒为原初的“劳动”对于“意识”的奠基关系，以劳动活动的具体主体性原则置换了精神、自我意识的思辨主体性原则，从而实现了主体性哲学的范式转换。可见，巴黎时期的马克思力图基于人本主义哲学立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探求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化合的最初尝试，可以理解为一个急剧的范式转换期或双重范式叠加期。而《巴黎手稿》可以理解为这一新旧范式转换、双重范式叠加的典型思想实验场域。国内学者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着先验性和历史性的“双重逻辑”的论点，其实质意义正是指向这种新旧范式转换和双重范式叠加。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又发生了马克思哲学的第二次范式转换。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深化，使得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及人的存在的研究重心，从“自我意识”转换到“劳动实践”，进而又特定化为“资本生产”（或者从“生产逻辑”转换到“资本逻辑”）。目前学界对于从“意识”向“实践”的第一次范式转换，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并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实践生存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多种解释路向。然而，学界对马克思哲学是否发生第二次范式转换仍未达成广泛共识。即使是赞同发生了第二次范式转换的学者，关于何时发生、如何发生等问题也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换发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相较于后者来说，前者仍然受“生产逻辑”支配。其实，《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这一范式转换。这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一般”逻辑起点论，并将“劳动一般”和“生产一般”范畴还原到现代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体系的历史语境中，并进而追溯到更深刻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即“资本生产”：“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紧接着，“五篇结构计划”又明确将“（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即“生产一般”“劳动一般”范畴纳入以资本为起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作为第一篇。对于这些一般的抽象的规定，马克思特别指出，“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这正是为了强调这些“生产一般”“劳动一般”范畴绝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独立逻辑起点，而是从属于“资本生产”范畴的抽象环节，并有待于通过范畴运动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和雇佣劳动范畴。而这一“资本生产”起点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首先表现为“货币”章中更为抽象的商品起点论。马克思在“货币”章中采用（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生产作为直接出发点，并进一步展开“资本”章的“资本一般性—资本特殊性—资本个别性”的叙述主线。应当看到，从商品、货币再到资本的辩证推演，虽然明显导向了“劳动解放”与“主体生成”的主题，但却始终没有脱离“资本生产”这一支配性的总体逻辑。应当指出，这里所谓范式转换并不等于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认识论断裂”，而是通过总问题和基本范畴的连续转换，发展性地重构了理论总体。新范式不仅能够解释旧范式的总问题，并且能够容纳旧范式的理论视野，甚至吸收旧范式的基本概念。例如，在第一次范式转换时，马克思确立的科学实践观就能够解释黑格尔的“精神”和“自我意识”范畴所处理的人类史问题，并容纳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甚至吸收改造了实践等核心概念。在第二次范式转换时，资本生产这一特定实践体系范畴不但没有取消实践一般范畴及其人类发展的问题视域，还将实践范畴（生产一般、劳动一般）纳入自身，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特定整体的一个内在环节即受价值增值支配的劳动过程。如何从思想逻辑上把握两次范式转换呢？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哲学革命的推动作用，在思想的内在演进逻辑上主要是“特定化”进程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对于哲学革命的思维逻辑，必须摆脱传统哲学史解释模式的“推广论”或“应用论”。“推广论”将“自我意识”向“实践”的范式转换理解为从一般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而“应用论”将“实践一般”向“资本生产”的范式转换理解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应用”“验证”或“丰富”。上述传统解释模式在根底上是一种从既成的一般性原理向特殊对象的“演绎”思维。然而，深入的思想史阐释和文本研究表明，哲学革命或两次范式转换的内在理路，不能理解为普遍原理向特殊理论的“演绎”推理：既不能从一般唯物主义推广或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推导出或应用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说，哲学革命或两次范式转换的逻辑应理解为一种广义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过程。这里所谓“抽象”和“具体”不是凝固的绝对范畴，而是就其规定性复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言的相对范畴。所谓“综合”是思想对现实的再现式综合，在概念运动上是指，规定性的不断增多丰富；而在再现过程中则是指，思想跟随特定现实的自身展开进程，对现实特定性内涵的切中越来越内在，对现实本质及表象的各个层面展开得越来越丰富。这种“综合”是一般性概念即抽象范畴通过特殊化而上升到特定概念体系总体即思想具体的过程。上述特定化逻辑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集中体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研究对象从“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化过程。具体来看，一是从“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化。尽管二者是同一术语（德文词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但中文版却常常在不同语境中将之翻译为两个术语，以表明二者是不同的概念。词语相同，何以概念不同？显然是二者所指称的马克思批判对象的现实深度不同。市民社会批判更多指向《莱茵报》时期、“克罗茨纳赫时期”至《德法年鉴》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及货币的统治（所谓“犹太精神”“犹太性”）的批判。而资产阶级社会批判则产生于“巴黎手稿”时期首次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语境，更多指向形成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统治的能动机制即异化劳动、异化交往的批判。二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化。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概念的名词形式，只使用过“资产阶级社会”等概念。这种观点已经被文本学上的证据所反驳。实际上，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的名词形式。进而，在《资本论》中大量使用“资本主义”的形容词形式作为“生产方式”等概念的限定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资产阶级社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也发生了进一步的深化。资产阶级社会批判主要停留在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表层关系上，还有待于深入资产阶级社会更深层的“生产域”，从而对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进行更具体的剖析，由此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呼之欲出。总体上看，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内核即市民社会的批判思路是不断深化发展的：从私有财产批判到异化活动批判再到资本统治批判。从关注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即私有财产，进展到其活动性根源即异化劳动和异化交往，而后在历史特定性视域中透视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分离与结合，深刻触及现代社会的根基即资本统治。从成熟马克思向青年马克思进行思想回顾，就可见出，市民社会概念仅仅再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表象”，异化劳动和异化交往概念则再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动运行机制，而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才真正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内核。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哲学革命的深化与发展，在概念逻辑上表现为规定性不断增多丰富的综合上升过程，在认识逻辑上就表现为思想对现实的特定内涵的再现不断深刻化的思想体系建构过程。一旦表象深化为实质，环节就发展为总体。正是对呈现特定现实的社会科学的批判，助推了特定化的“新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扬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化中，从“实践一般”到“资本生产”的范式转换，显然比从“自我意识”到“实践”的范式转换更为深刻。这一新视角也对传统哲学史解释模式提出了一系列疑问：我们是否可以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成果仅仅归结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关于“历史过程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从而将马克思哲学主要理解为由上述普遍原理构成的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或称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是否必须借助传统哲学的普遍主义思维方式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从而不得不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普遍性原理的二级应用形态？解答这些疑问，关键是深入探究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而发掘《资本论》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所蕴含的“特定化”思想逻辑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建构意义,尤其要阐明《资本论》自身的哲学理论形态。从“自我意识”到“实践”的范式转换的理论成果是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而从“实践一般”到“资本生产”的范式转换的理论成果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暂且称之为“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或“具体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政治经济批判通过将哲学思维“特定化”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对象上，从而塑造出了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的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形态。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逻辑形成后，《资本论》自身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以历史特定性为原则、以特定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新哲学形态。这种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表现为一个作为综合结果的具体理论总体，而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则表现为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抽象侧面或抽象环节。进而，从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到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从“实践一般”到“特定实践体系总体”的范式转换，其思想逻辑如上所述可以理解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过程。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范式的规定性越来越丰富，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的把握越来越全面，比较抽象的范畴体系本身获得了质的飞跃，上升为更为具体的范畴体系。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仅集中体现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体系建构中，而且是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历程的一个总体趋势：关于生产、实践及历史过程的一般性研究必须以特定生产方式或特定社会形态为中介才能得以深化，并产生出一个关于特定社会生产形态的思想具体。理论发展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进程，并不意味着现成的普遍性范畴先于并应用于特定范畴体系的演绎进程；而是意味着从范畴运动趋势上说，普遍性必须特殊化，普遍性必须寓于特殊性之中，普遍范畴从属于特定范畴体系总体，特定规律体系从总体上规定着作为环节的普遍规律范畴。我们不能脱离《资本论》的特定历史性语境而合理抽象出先验普遍的、形式化的“历史哲学原理”。马克思曾反复在不同语境中强调过这一点，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大篇幅摘引俄国学者伊·伊·考夫曼专谈《资本论》方法的文章《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对于这一评论，马克思明确给予高度肯定：“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可见，马克思的理论自觉在于，《资本论》是对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的科学再现，而不是对先验地、超历史地适用于任何社会时空的“普遍规律”的验证或应用。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论及普遍范畴正是由于特定社会时空条件的中介才获得其实质内涵，而须臾不能脱离这种历史特定性本身而获得某种“伪独立形式”。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理解为一种从普遍到特殊的“推广”和“应用”式的演绎推理，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从一般范畴特定化为范畴体系总体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与飞跃。由此，作为思维成果的“理论总体”是受特定性规定的，而初始的普遍性范畴则成为这一“特定总体”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按照范畴的发展逻辑，从“实践一般”经历“特殊化”“个别化”而发展为特定实践体系的“具体总体”即以资本生产为轴心来运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总体。进而，一旦“实践一般”范畴发展为“特殊的实践总体”，“实践一般”本身就从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转化为“特殊实践总体”这一新理论体系的一个侧面、局部和环节。从《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总体“从后思索”地反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述的基本原理就“下降”为一些不能独立自存、不能单独抽象出来的环节和侧面。具体来说，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进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中得到典型的文本表现。《序言》历来被视作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表述形式，然而其文本位置本身就生动体现出，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定位。历时性地看，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强调的是先得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再“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但共时性地看，《序言》中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恰恰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总体中抽象、提炼出来的形式性方面。一言以蔽之，《序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著作的附属性“前奏”，而不是一部独立的“哲学原理纲要”。《序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表述，有待上升综合为更为具体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总体。一旦脱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及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的整体内容，《序言》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传统教科书体系恰恰存在一种“不合理的抽象”，将《序言》的原理内容单独凸显出来，进行过度体系化、过度普遍化的抽象阐发。《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体系建构都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范本。如上所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其《导言》中放弃了“生产一般”“劳动一般”的独立起点论，进而在“货币”章中采用“货币”即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生产作为直接出发点，从而展开了“资本一般性—资本特殊性—资本个别性”的逻辑结构。而《资本论》从商品生产中的劳动二重性上升到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再上升到资本生产的二重性即价值增值与劳动过程，进而经过流通、社会再生产、分配及至总过程，不断综合上升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象结构。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马克思就深入浅出地揭示了这部伟大著作的核心逻辑：“在第一册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册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册中，特别是在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介来考察的第三篇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册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册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其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册中将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这意味着，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不仅放弃了“实践一般”范式，而且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体系建构，逐步把“实践一般”范式纳入“特定实践体系总体”中成为一个环节。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总体范畴中，“实践一般”这个抽象范畴就转化为一个终将被扬弃的初始范畴。在资本生产、物象化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的多重生产体系中，“社会生产一般”范畴仅仅表达的是这个生产体系总体的一个侧面的规定性。在资本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范畴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范畴就转化为一个特殊要素。在资本、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范畴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范畴就转变为一个局部环节。要言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表现为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环节要素。政治经济学批判推动马克思哲学革命经历了从“意识”到“实践”再到“资本生产”的两次范式转换，由此推动着马克思哲学不断从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上升到更具特定性、更为具体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恰恰是通过对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科学的内在批判，哲学革命才能为自身赢获充足的“特定性”规定，从而越出传统哲学普遍主义的内在界限，开启了新哲学的门径。既然政治经济学批判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特定形态建构，那么这种新形态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换句话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如何呈现出哲学维度，如何深入特定社会科学之中，而又不同化于社会科学，反倒能够建构“新哲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导向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提出并研究现代社会的特定“本质”与特定“现象”的特定存在论关系问题，从而形成了《资本论》的哲学形态。《资本论》本身的逻辑结构，正是对资本逻辑及其支配的现代社会存在结构的批判性再现，再现出了特定社会存在从内在联系发展出外部联系、本质内核展开为浅层表象的生成过程。从《资本论》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运动进程，首先是从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分配向各种收入形式（表现为“三位一体”公式）的转化生成过程。进而，随着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及转化生成过程，发展出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的层叠高涨，在每一阶段都产生了独立化的“物象”；这些“物象”将自身表现为价值源泉从而遮蔽了价值生产的真实源泉。从哲学层面上看，《资本论》逻辑也相应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资本逻辑的展开，即社会存在论的本质层面的生成过程，集中表现在剩余价值生成和转化的过程。二是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物象化逻辑的展开，即从社会存在的内在本质向外部表象进而向社会意识的颠倒表现过程：物象化以剩余价值的生成转化为基础，实质上是特定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的主客复合效应。要言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可以理解为，社会存在论层次上从特定社会存在的内部联系、本质内核逐渐生产再生产出其特定的外部联系、表象形式的历史生成论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本质向表象的生成，是一种特定性的、交互生成、再生产式的关系。例如《资本论》第三卷接近结尾处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在“三位一体”中，资本、土地和劳动三种物质因素分别表现为产生利息、地租和工资三种收入的独立源泉。马克思指出，在“三位一体”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这就集中体现出“资本拜物教”中物象化发展到了物化的深度：特定社会联系颠倒地表现为物本身的自然物质属性，特定社会属性直接与自然物质属性合二为一。这种商品的物质属性，是感性直观可以把握到的，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回复到了《资本论》第一卷开篇所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这种贯穿《资本论》始终的“表现为”结构，恰恰源于物象化和物化效应。因而，《资本论》一至三卷对于资本逻辑的再现，不仅是线性顺序的演进，更是一种“再生产”式的循环演历：本质（剩余价值生产）转化生成出现象（物象），而现象（物象）又反过来参与到本质（剩余价值生产）的再生产之中，不断循环、扩大、上升。由此，对《资本论》的阅读也要打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直线性思维，而遵循《资本论》本身的再生产逻辑，采取首尾交互、循环往复的阅读方式，从中真正读出一种交互生成性的哲学思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本质向表象的特定生成论，是不是近代西方哲学“表象论”甚或“先验论”传统的一种单纯延续？《资本论》的哲学逻辑并不完全服从近代表象论中本质与现象二元论中的现成性一般关系或者先验性普遍关系，而是一种再生产式的特定交互生成关系，它将看似先验的社会本质与社会现象的二元结构重新历史化。《资本论》的逻辑，与其说是“先验性的”或“先天的”，不如说是“历史地先验性的”。共时性地看，它恰恰是一种看似先验的或先天的范畴体系和系统结构，似乎是现成地统摄着各种经验实证材料。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述，“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而历时性地看，这种似先验或先天的结构又被置于不断革新的历史生成之流，而转化为似先验结构混合着经验实证材料的往复运动和自身扬弃。这种“历史的先验性逻辑”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总体，并将之再现为彼此交错的“历时性过程”与“共时性结构”。这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阐明的，特定历时性过程生成出特定共时性结构，而后者又规定着前者的再生产。社会结构的共时性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并不像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者理解的那样是抽象对峙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历史性并不等同于“历时性”即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性，而是指历史规律、历史趋势。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特定社会的共时性结构，其本身就是先前历史发展趋势的产物，是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共时性结构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历史性；特定共时性是与历史特定性相统一的。由此可见，当代学者之所以提出了《资本论》中先验结构与历史生成、体系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之间的悖论冲突问题，或多或少是因为他们拘泥于近代哲学的“表象论”或者“先验论”二元结构，而没有深入把握《资本论》所特有的历史先验性逻辑。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本质与现象的交互生成来看，《资本论》已经不属于传统存在论或认识论的二元论范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释视角是否在根本意义上不属于哲学范畴，而是一种“去哲学化”的、实证地承认特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阐释？与此伴生的当今研究方法论的疑虑在于，是否会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凸显而冲淡甚至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视角？ 要回答上述疑问，就不能仅仅拘泥于现代学科分工模式而外在地解读马克思哲学。《资本论》的思想逻辑实际上再现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内核展开为浅层表现的特定生成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够总体再现本质与现象的共时性结构与历时性进程，因而是一种特定性社会存在论，并且内含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身的抽象维度。这种特定社会存在论聚焦于诸种“社会定在”何以历史先验地可能的具体存在论问题，并蕴含“社会存在一般”何以历史先验地可能的一般存在论问题作为抽象环节，因而仍然属于哲学思想范畴。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马克思哲学，不是“去哲学化”“部门哲学化”或“实证科学化”，而是超越现代学科分工藩篱，更为内在地把握《资本论》的新型哲学理论总体。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学科建制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对现代学科的社会前提的实证性认同，而是对特定政治经济学及其特定社会存在基础的整体性批判。因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并不能理解为用实证的社会科学取代或冲淡哲学的实证科学化，也不能理解为仅仅针对现代社会局部领域的部门哲学化。因为历史境遇的剧变，社会现实的本质的不断再生产，日益使得经济关系成为现代人类生存的本质性层面和支配性结构，促使哲学思考焦点及存在方式不得不发生“位移”，聚焦于现实的这一新生成的内在本质层面。由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这一总体性本质的历史性切中，就不表现为现成性的社会科学或领域性的部门哲学，而是构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一言以蔽之，青年马克思从哲学逐步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成熟马克思则把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体做成了一种新哲学。两千年来，哲学都具有相对于其他科学的普遍性、独立性甚至支配性。通过科学实践观进而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取消了哲学的普遍性、独立性外观，将之与社会科学理论形态相化合而生成出一种新型“特定性哲学形态”。如果说马克思在社会科学话语中建构出新哲学形态，那么这种哲学形态何以可能，究竟“新”在何处？对于我们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何种理论启示？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马克思哲学革命所遵循的历史性原则和“特定化”逻辑，所建构的“特定理论形态”和“特定生成论”，最终都指向了内在切中“现实”的“历史特定性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抓住了哲学形态自身流变以及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变迁的历史性维度。只要“现实”仍然被把握为“现实一般”，“现实”概念所再现的就不是现实本身，而是对现实一般共性的抽象。正如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把握到的，“作为现实的现实”只能是“特定现实”，而不是在传统“意识”范式中表象出来的“现实一般”。如果要真正切入规定着现代社会的“特定现实”，就必须走出传统哲学的“现实一般”概念，通过历史地理解社会科学中呈现的“特定现实”才能批判传统哲学的历史前提与先验根基，从而真正打开新的哲学视野，推进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哲学革命的历史性原则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化为“历史特定性”概念，才使得马克思哲学革命能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哲学范畴的“新”哲学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化哲学革命的关键逻辑机制是对历史性视野本身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顾名思义，核心原则是历史性。历史性范畴本质上不应该只停留于“历史性一般”，而应该深化为一种“历史特定性”“历史性定在”或“社会定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一次范式转换，仅仅达到了“实践一般”范式基础上的“历史性一般”视域，而只有第二次范式转换，才真正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达到了“历史特定性”或“社会定在”视域。马克思的“社会定在”（德文词Die gesellschaftliche Dasein）这一历史性概念的深刻意蕴在于社会存在本身的“特定性”或“限定性”，特别是其时空限定性：一方面是时间维度上的特定历史阶段的限定性，另一方面是空间维度上的特定地理境遇的限定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仅仅以历史过程一般、社会存在一般、社会结构一般、现实的个人一般、物质生产一般形式出现的历史性原则，只有在《资本论》及手稿中特殊化到当下这个社会形态，具体化为受这个社会形态规定的特定历史过程、特定社会存在、特定社会结构、特定个人、特定生产时，才真正获得其现实性和丰富性。《资本论》中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则的真正实现。历史性原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维度；然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一次范式转换只达到了“实践一般”范式和“历史性一般”视域，与后黑格尔的现代欧陆哲学基本上处于同一思想地平线上。在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主流大都发生了“生存论转向”，即哲学思维由“意识”范式转向了“生存”范式，并沿着不同思路表现为权力意志、此在生存、意义诠释、符号结构、话语文本、交往行动等问题域。青年马克思从“自我意识”范式向“实践”范式的转向，并不外在于这一整体脉络，甚至还是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源头，因而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定意义，还具有西方哲学史的普遍意义。这意味着，仅仅从“意识”向“实践”，从“存在一般”向“历史性一般”的转向上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就会一直停留在现代西方哲学生存论视域的同一思想深度。换言之，如果仅仅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生存论、实践辩证法诸形态，那仍然停留于西方现代哲学的一般性视域和外部解释模式中，无法内在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实质。实际上，只有哲学革命的第二次范式转换才真正实现了历史性原则，通过“资本生产”或“资本批判”范式达到了“历史特定性”或“历史性定在”。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将一般范畴作为环节从属于特定范畴体系总体的思维方式，体现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性深蕴。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恰恰实现了哲学存在论的思想视域、理论主题和提问方式等的根本转换：扬弃抽象的“存在（者）一般”的形而上学探究，直接追问“特定存在物的特定存在方式”的历史性问题。不仅将历史性，更进一步将“历史特定性”置于哲学存在论的核心，这是对整个存在论的普遍性执着以及认识论的确定性执着的扬弃。《资本论》已经不属于传统存在论的“纯存在”“存在一般”的范畴，也不属于传统认识论的“表象论”“主客二元”的范畴，甚至不同于现代生存论传统对于“此在一般性演历”的执着。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实现历史性原则切中“特定现实”
真正实现了历史性原则，才能内在地切中“特定现实”，而非仅仅抓住停留在抽象普遍范畴中的“现实一般”。虽然《资本论》的理论形态直接呈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本身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现实”及其特殊逻辑、特有本质的思想再现和科学认识。正是这种思想再现或科学认识意义使得批判本身又能够呈现出一种“特定化”的理论建构指向。政治经济学批判锚定了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及其特定社会结构，因而在具体再现这一社会结构的历史特定性的同时，内化了这一社会结构的特殊规定性，综合了这一社会的特定本质内涵，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一般形态通过“综合”进程而发展为特定形态，使后者无论在思维对象、批判方式、问题视域、理论主题、范畴体系等各方面内含一种“历史特定性”。切中现实根本地说是切中特定现实的本质与现象的特定的历史性关联，而非仅仅逻辑地把握其本质与现象的一般形式关联。“新哲学”之所以能够切中现实，在于其以历史性进而特定性为原则，穿透了超历史性的普遍性原则，探究特定现实何以历史地可能。现实的特殊性定在，孕育着普遍性的规律；普遍性的规律和趋势正是扎根于特定性的实存。对于科学来说，任何现实对象首先都是“特定现实”，进而才能被合理抽象为“普遍现实”。不预设特殊性的普遍性或宣称超离于特定现实的普遍法则，都具有僭越现实界限而导向思辨形而上学的危险。反过来说，历史地产生的特定社会现实，首先成为特定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进而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对象，也就构成了这种“新哲学”的有效性界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蕴，恰恰来源于并受限于其特定历史前提、特定研究对象及其在特定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呈现出来的特殊性。这种“新哲学”之所以真正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在于其以历史特定性为原则，而非以超历史性的普遍性为原则。历史地产生的特定社会现实构成了这种科学认识的有效性界限。无边界的、绝对化的认识只能是一种思辨形而上学。而这种有效性界限，受到历史地给予的特定对象的特殊规定和特殊限制。历史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同样来源于并受限于其特定历史前提和特定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由此可见，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维度并不是科学实践观，而是资本逻辑批判，其内涵不是实践一般范式的确立，而是资本逻辑批判范式的确立。这一新范式将旧范式纳入自身整体，并将之转化为自身的一个环节。如果我们认为实践生存论是一种哲学形态，那么资本批判论就应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实践存在论总体，在其中，一般性的实践存在论下降为一个抽象侧面。要言之，在扬弃“存在一般”进而扬弃“实践一般”范式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非哲学的”；而在集中关注“特定存在物”的“历史性特定存在方式”问题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是在社会科学形式中实现的“新哲学”。《资本论》新哲学形态的主题只能是资本逻辑的“历史性批判”，而不是某种被看作“历史性一般”或“主体一般”意义上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批判是从暂时性、自身否定性和开放性角度把握资本逻辑这一特定存在物的。资本逻辑批判说到底，是对现代社会中“现实的个人”的存在方式与实践方式的特定理解和历史批判。历史性原则内在切中特定现实的方式，不是一种特殊对象的本质主义化和固定概念化，而是导向一种辩证地扬弃自身的历史开放性维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呈现的现实，是一种内含矛盾并具有历史开放性的生成性、过程性的“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赋予哲学革命的历史特定性维度，本身就意味着由资本逻辑的“自身否定性”所产生的“历史开放性”。根据两次范式转换，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核心逻辑可以笼统归纳为：从青年马克思的人类生产这一“实践一般”逻辑发展为成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特殊实践总体”逻辑，并且以“特殊实践总体”为中介而再生产出人类生产的“新实践逻辑”。要言之，实践范畴的发展逻辑呈现为如下线索：“实践一般—以资本为中介的特殊实践总体—扬弃了资本中介的新社会实践形式”。这种发展逻辑以实践发展的自身否定性为基本动力，从自身运动中持续绽放出历史可能性与开放性。特定现实的自身扬弃趋势，保持着对普遍化趋势以及新生成的特定现实的历史开放性。由资本逻辑批判引导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内生出历史开放性的新哲学理论。所谓资本逻辑，并不是黑格尔置于体系顶端的自我复归的绝对理念，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我划界的理论理性，而是一个始终蕴含无意识的自身否定性的过渡性范畴。《资本论》的旨趣不在于描绘资本逻辑，而在于超越资本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学新体系，而在于扬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这种理论体系的自我批判性、自身否定性，恰恰意味着哲学革命一直在路上。《资本论》所再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导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资本论》从第一卷至第三卷就表现为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持续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扩大再生产的、首尾交互的、没有完结的。由此，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未完成性或开放性就体现在：其一，对资本逻辑本质形式及其扬弃趋势的再现是开放的。例如《资本论》第一至三卷再现产业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的同时，保持向信用、虚拟资本、股份制和合作制等资本积累新形式及其自我扬弃的开放性。《资本论》及手稿对革命主体在资本结构化中的客观生成条件的揭示，也保持着对于革命主体在特定情境和偶然条件中具体生成过程分析的开放性。《资本论》的批判与超越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其社会批判中始终蕴含着社会建构的指向，由此全面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向度”。其二，对资本逻辑支配社会的总体效应的再现是开放的。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未完成性及其不断落实、不断修正本身就是向着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复杂形式的开放性。其三，对资本逻辑的历史起源与多种可能发展形式的再现是开放的。例如《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向资本逻辑一般形式之外的多种可能发展趋势的开放性；《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晚年笔记”开启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之前时代回溯和向东方扩张的开放性。当然，这种历史开放性视野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方向是完全偶然的或不确定的，而是特定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基础上表现出一种“大势所趋”。上述历史开放性又如何与历史规律性相互兼容，从而凸显出这种哲学的新意蕴呢？《资本论》及手稿处理资本主义社会及以前社会形态问题的方法论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蕴含着对人类历史同时开启“后思”和“预见”的“历史视差”或“双向开放时间性”的新哲学思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待资本的永恒论和自然主义倾向，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确研究方法：“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从前思索”地看，即从过去世代向现在状况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所有的历史进程都表现出单纯的“历史变易性”，历史进程仅仅依赖和受限于特定历史境遇变迁而发生变化。而“从后思索”地看，即从现在矛盾运动趋势向过去世代回溯式研究，就可以基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趋势合理抽象出“历史必然性”维度，并对历史分析本身提供批判性指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开启的后思与预见的“历史视差”中，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基于历史特定性，形成跨越不同历史性定在、甚至超乎历史性定在的历史普遍性和历史必然性维度。为什么《资本论》本身具有历史开放性视野，但同时又能够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一种客观趋势来指引这种历史开放性视野呢？“从后思索”地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基于特定社会形态的内在趋势，并在可能性上越出了这个特定社会形态的客观范围，因而具有历史必然性内涵。这种 “历史必然性”本身是基于“历史性定在”的内部发展趋势，并对这一历史性定在进行“特定超越”，而不是对普遍的历史进程总体的“全盘超离”。这种历史必然性其实是一种基于社会形态演变的“跨历史性”，或者说一种基于历史特定性而生成和超越出来的“历史普遍性”。真正的历史必然性只发生在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转变的过渡趋势与转换缝隙中。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是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中并超越每一特定社会形态的这种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自身不断地提出新的尺度来规定和发展自身，总是表现为对旧社会形态的批判和对新社会形态的指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种历史特定性定向，使得其在整个哲学史上都卓尔不群。传统的哲学变迁大多是以新的普遍概念来拒斥或取代旧的普遍概念，而马克思走向特定性的新哲学却破天荒地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社会存在论来改造和扬弃黑格尔的普遍概念辩证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来发展和扬弃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了历史特定性和开放性维度，真正基于时代变迁和社会差异，把握住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历史性辩证法，从而将自身凸显为一种能够内在切中“特定现实”的新哲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究竟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何种可能的思想道路与哲学未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哲学思维在社会科学中的特定化与具体化，恰恰意味着传统的哲学形而上学的终结和超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定性”境遇，以“实现”哲学的方式越出了“哲学”并消灭了“哲学”。从近现代哲学的界定及其形态变化来看，一直存在一个哲学转型或如海德格尔所言的“哲思的迁居”问题。19—21世纪的哲学之思是否必然要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形态，因为人类世界的存在方式本身已经由于资本统治发生了从政治生存向经济生存的根本性位移和转化？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近现代哲学思想最能直接再现时代精神的理论存在形态也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从认识论、政治哲学转变为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产生于从认识论批判、政治哲学批判到历史哲学批判再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思性发展过程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一种更宏阔的思想史境遇和“超学科”视野中重新看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形态和思想性质，将其理解为一种在社会科学中内在超越出来的新型“特定性哲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动下，马克思哲学革命展现出一种向着多种学科和多元现实开放的未来向度。今天，我们要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应当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精神形式为中介，切入诸种社会科学形式中呈现出来的自在的、实证化的“特定现实”，开启“特定现实”的内在历史性、辩证性与开放性，继承和深化哲学革命的精神内核，在当代真正开启哲学维度。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切中“现代现实”而非“现实一般”的根本优势既不在于纯粹思辨也不在于经验实证，而是在于扬弃了“思辨”与“实证”二元对立的“超学科”的总体性思维。而这种超学科思维正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历史特定性”视野中达到了高峰。继续推进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进程，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通过内在批判社会科学而切入“当代的特定现实”，将会在现时代极大激发哲学的生命力与创新潜能。在历史特定性的新哲学视域下，所谓“当代现实”就是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诸种条件制约的“特定现实”。切中这一“当代现实”的任务，要求我们继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开放性建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和问题性思索中持续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