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事物的诞生，我们需要寻找与其相适应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应从旧文化中继承有益于当下且与当下共存、适应当下发展的精华。新世界的构建不仅需要注重经济、政治和安全建设，更需要文化的推陈出新。中国作为世界变革进程的引领者，提出了满足当今人类需求的全球文化新愿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背景下，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杨航（Ad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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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概念，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开启。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建构和学理化阐释，弄清其“何以提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米特里·M.邦达连科（6·145)前现代治理的比较研究:从分类转向关系和网络加里·费曼（6·166)1768年叫魂案再审视与解读茆巍（6·185)“古国”“酋邦”之争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路径陈胜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的相契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但对这种相契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辩证思维、人本思维、人格修养、社会理想等具体观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设定的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与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共产党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之相契同样极为重要。这种深层逻辑的相契首先是整体框架性的：都有一个超越性的原则发挥统摄作用，都有一个集中性的政治主体发挥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都有一个现实性的民意基础发挥人心向背作用。在这一整体框架中，三个构成要素又一一相契：天道对应规律，都是超越性的原则；圣王对应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都是起中枢作用的政治主体；传统民心对应人民愿望，都是政治权力的民意基础。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相契性：天道显现于传统民心，规律体现于人民愿望。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需要提供了两者相契的机遇与平台。当然，相契并非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在一种新的现代文明的视域中阐发共产党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这一逻辑的科学性与历史意义非中国传统文化所能相比。这样一种相契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具有普遍意义与时代价值的思想精华得以被有效继承、改造、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时代化；另一方面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并开花结果，实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一个重大决策，在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表明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步入新的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未来文艺评论理论研究与评论实践工作提升了站位、明确了立场、理清了脉络，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论和路线图。使命担当：“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习近平总书记已经不止一次用“极端重要”一词来评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十年前，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在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和形成过程中，文学艺术是关键环节。文学艺术，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文心即人心，人心即民心，文艺能够直通人心、直达灵魂。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展现民族特色文化、发扬民族精神气质、促进国家发展繁荣的重要精神力量。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理论的原创性、时代性、主体性、体系性和实践性极强，体现出大格局与大智慧。比如，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和其内涵的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理论，“两个结合”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立场观，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人才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等。这些论述涵盖了文艺创作与文艺审美的理论基础、审美特征、创作立场、创作目的、创作要求、评价标准等，涉及文艺创作、审美鉴赏、传播传承的全过程，主客体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形式与内容相统一、问题与路径相统一，具有鲜明的原创性、体系性和时代性，可以说为当前与未来文艺创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指引。文艺是文化、精神、思想传承与传播的载体，更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与灵魂。立足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更要勇担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利的文化条件，首要任务就是建设文艺的高原和高峰。互联网时代，特别要给予新文艺形态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如网络文艺、融媒体视听艺术等。新文艺形态传播力更强、更广、更为迅速，影响力更大，应加大跟踪研究，更为全面有效地发挥好文艺评论的引导作用，确保文艺界各个领域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和中国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用文艺之火点亮思想之光。鲜明特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也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体”指本体，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优秀文化，亦指科学的思想理论；“用”指实践。“体”与“用”指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指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阐明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意义。要实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首先要彻底学懂弄通“体”，并在文艺评论理论研究与评论实践过程中全面打开“体”与“用”的通道。具体到文艺工作中，“体”就是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这一庞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高瞻远瞩、深惟重虑，内在逻辑性强，每一个理论观点都能做出大文章，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做深入的研究，具化为一个个研究成果。“用”，就是要把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运用到文艺评论理论研究与评论实践过程中，把握住实践应用的广度、深度和准确度。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完备、内涵丰富，可应用于文艺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人才教育培养、文化艺术管理以及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等。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学懂弄通，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各自的领域进行践行。实践是理论的目的，强调实践运用、解决实际问题、取得切实成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要义之一，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性的内在要求。在文艺评论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中，要不断深刻研究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发挥好文艺评论方向盘的重要作用，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分析，做好宣传推广；对有问题的作品也要进行直接大胆、有理有据的批评。同时，对热点文艺现象和文艺趋势也要高度关注、准确把握，既要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创作环境，也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全面的视角对文艺作品进行客观评价，保证文艺创作健康生态，发挥好引导创作、引领风尚、提高审美的重要使命。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指引文化强国建设创造新辉煌“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纵观当今世界，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是领导着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巨大人口规模、广阔疆域国土的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屋建瓴、精辟深邃的判断，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文化繁荣、文明兴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文化建设作为重要方面，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等。这些系统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究其原因，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现在，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定的信心、统一的意志，更加需要文化的引领、精神的支撑，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了力量之源。深化了文化建设规律新认识“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主持召开或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每一次都重点强调相关领域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强调“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要求“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鲜明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等重大创新观点；指出“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根中华文明，接续传承、守正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与此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发展。确立了中华文明复兴新指南“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上指向的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厚滋养。标明了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新高度“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文化建设成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可以说，坚持运用大历史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自觉所在。“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结合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守好魂脉和根脉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如何肩负起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切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为不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21世纪深入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使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彰显了人类文明进步新气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公认的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包容的胸怀、和平合作的姿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不断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对全球文化、文明发展和交流互鉴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中国方案，提出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我们党传承中华文明、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为丰富人类文明作出了新贡献。（作者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END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化是支撑民族进步的脊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广大社科青年更好领会坚持“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中国社会科学网共同举办社科青年“指尖点亮文化”视频与摄影作品征集活动。现将部分优秀作品予以展示，以飨读者。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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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必须学习在前、思考在前、研究阐释在前、贯彻落实在前，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争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奋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实践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理性的理论基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决定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建设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聚焦中国问题、中国实践，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构建集继承性、民族性、科学性于一体的三大体系。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指导思想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但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实践证明，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特别是在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大踏步地迈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离开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会迷失方向。进入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下，才能科学研究阐释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思想动力，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跨越、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和思想解放。我们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在新中国成立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都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入新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健全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不断壮大研究队伍，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深入研究和回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党和国家发展和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不朽贡献。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一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等亟须解决的问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入脑入心，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存在的“失语”“失踪”“失声”问题；要加快完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要坚持体现特色、结构合理、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的原则，注重发展优势重点学科；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努力开创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的学科建设新局面。二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重要基础，包含理论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理论知识体系侧重于概念、思想、理论、观点、学说、知识、原理等方面，研究方法体系强调解题思路、策略、技术、程序、工具等方面。每门学科都有自成系统的学术体系，各门学科的学术体系共同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要坚持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瞄准学术前沿，着力提升原创能力，着力推动重大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创新，着力提高学术品质、学理厚度，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的、专业化的学术命题、学术范畴、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注重构建基本理论，提炼标识性概念，努力形成自成一体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体系。三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达。要坚持建立、熟悉、贯通和发展学术话语、理论话语、智库话语、国际话语等话语体系，每门学科都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和范畴，都要着力构建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展现出中国学术话语的特色和优势，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声音还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局面。要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一是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领域、全过程，使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二是必须坚定不移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只有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才能做到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才能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齐奋进，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大发展。三是必须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研究导向。要做人民需要的学问，用人民群众的需求引领自己的学术追求，以学术精品奉献人民，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要到人民中去做学问，深入基层和一线调查研究，善于拜人民群众为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做到群众心坎里。四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脚到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脚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把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综合性重大问题的研究，真正拿出富有深刻洞见、独特创见、战略远见的研究成果，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服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五是必须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理论只有与实际紧密联系，回答解决时代课题，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只有面向党和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面向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储备性研究，提出先进的理论和科学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六是必须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人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资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特别注重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争做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钢铁战士，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可堪大用的栋梁之才。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进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我们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必将给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提供理论创造、学术繁荣的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END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新的中国力量，是我们承担的新的文化使命。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其根本在于坚持“两个结合”。

Economy）致力于引入“数据生产者权利”（data

本文系《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原文PDF截图封面图片来源：CFP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理论特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价值品格，在“六个必须坚持”中一以贯之。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深刻领悟、准确把握这一科学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特别是贯穿其中的人民至上这一重要立场观点方法，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事业推向前进。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点与价值底色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时代表达。人民至上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科学揭示了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科学揭示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科学揭示了人民是价值的主体。可以说，人民至上这一重要论述坚持了人民作为实践主体、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直接体现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当今中国的时代表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性的理论升华，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实践展开。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不是“个人的偶然凑合”，而是靠科学理论、性质宗旨、严明纪律凝聚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诠释、雄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是由党的这一性质宗旨所决定的。早在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性质宗旨，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始终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保证长期执政的根本之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到让人民在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尽管各个领域的使命任务、内外形势与环境条件有着巨大差异，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相统一，始终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相统一，始终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相统一，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新征程上，我们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底色。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人民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作为一个逻辑缜密的理论体系，“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个必须坚持”的价值底色，像一条生命线贯穿于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中。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要义，就要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人民至上这一重要的立场观点方法。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人类历史进步的时代解答与中国智慧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中把握人民至上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多年来，历经革命的炮火与烽烟、建设的热情与执着、改革的激荡与突破、新时代的创新与飞跃，中国共产党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把“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根本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让每个人都享有尊严、幸福和荣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可以说，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的辉煌历程，就是人民至上理念在百年时空坐标中构建、传承、凝练、绽放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的历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把握人民至上的精神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不仅创造出享誉世界的灿烂文化，也塑造出独特的精神气质与精神品格，成为滋养人民至上理念生成、发展的精神沃土。从其生成来看，人民至上理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璀璨夺目的明珠，也是中华文明精神宝库中的瑰宝，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的生动体现。《周易》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坚持人民至上就要珍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要幸福就要奋斗，坚持人民至上就要珍视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精神，在逆境中奋发、在奋斗中自强。从“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朴素道理到“五方之民共天下”，伟大团结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同心同向的强大精神力量，坚持人民至上就要珍视人民的伟大团结精神，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形成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喜欢仰望星空、开天辟地的民族，坚持人民至上就要珍视人民的伟大梦想精神，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接续奋斗。可以说，受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滋养的人民至上理念，既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历史地位的独特思考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风貌，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了中华民族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既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赓续传承、创新发展，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丰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万古长河，拓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航道，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不朽精神丰碑。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把握人民至上的天下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的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架下关注人类命运，放眼人的解放，思考人民至上，将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天下情怀。世界历史是人类不断打破地域限制和克服各种局限而获得完全解放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遵循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理论，从共同体的架构关注人类命运、人的解放，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应对国际复杂挑战、着眼人类发展前途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光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世界历史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相结合，饱含着对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睿智思考与独特创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引领划时代变革、解决全球性难题、反映人类普遍性追求的世界意义，推动着各国人民共同坐上新时代的“诺亚方舟”，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牢牢把握人民至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坚持党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创新相统一。一切历史都是人民创造的，但人民创造历史绝非盲人摸象、随心所欲，必须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实践要求。新征程上，应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党的理论武装创新，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依靠人民不断取得胜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离不开党的领导。新征程上，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才能切实践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人民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才能实现。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与一切依靠人民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新征程上，应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切实夯实以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问题，坚持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相统一，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相统一，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不断把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日子的向往变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新征程上，应全面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与首创精神，充分释放人民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先行先试与整体推进相统一、人民智慧与专家意见相统一，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在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中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和把握，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将基层实践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人民的自觉行动，热爱人民、相信人民、植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的历史伟业。（作者张政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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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紧密联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形成了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系统完备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权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在21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的权力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权力制约监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行动指南。在4月3日召开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思想、见行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对于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勇于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为坚持依法治权、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增强依法用权的法治意识“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正确对待和运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使党的事业充满蓬勃生机和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确保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切实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因而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对加强公权力监督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教育引导广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应有之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广大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行使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才能彰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在不同国度的社会条件下，必然形成不同的现代化类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展现中国特质的现代化法治新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就必须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将公权力的行使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断增强依法用权的法治意识，努力养成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的法治习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坚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教育引导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在当代中国国家生活和法治发展领域，法治的根基在人民。坚持人民至上，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的精髓要义，也是坚定不移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立场。一是要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权力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同资本主义权力观的根本区别。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权力观，就必须始终牢记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属于人民的，始终牢记作为在全国执掌政权的执政党，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牢记党员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敦煌莫高窟壁画

摘要：世界主义有着久远的学术传统。马克思对世界主义的关注，是在同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开始的。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伪善的世界主义，马克思给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时阐明了自己的世界主义立场。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世界主义，而反对的是虚假的世界主义;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民族主义，而反对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世界主义有多重面相：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的世界主义，用于价值批判的世界主义，用于现代社会描述、考察的世界主义，用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人类解放理论阐发的世界主义。马克思考察世界主义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坚守的立场是人民主体，秉持的思维方式是“具体的普遍”,运用的主要方法是矛盾分析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坚守世界主义的文明价值，建构新的世界主义，重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关键词：世界主义；世界历史；世界主义的多重面相；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1期“世界主义”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古老话题，今天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这是由当代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引发的。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大变局的出现，给世界格局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引起国内外学界对“世界主义”的高度关注。在其讨论中，尽管谈论的角度、重点、方式不同，但都程度不同地涉及马克思，对其有关世界主义的观点予以相应的解读和评价，以致形成“世界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看到，在多年来的研究中，学界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较少关注其“世界主义”的观点;而从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确实对“世界历史”的阐述较多，对“世界主义”的论述较少，这是事实。但也应注意到，在注重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又不能轻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观点的探讨，因为后者不能完全为前者所代替，而是有其独特的价值。面对今天的世界乱象，面对全球化发展的现实，重温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论述，把握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历史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研究的缘起世界主义有着久远的学术传统。按照学界的通常看法，世界主义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随着城邦国家的解体，人们逐渐融入一个更大的帝国之中，由此导致世界主义思潮的兴起。斯多葛学派将自然法、理性看作是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基础，认为正是由于自然法、理性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从而有可能将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凝聚为一个整体，即统一的世界或统一的“世界国家”，所有人都是统一世界的公民。在中世纪，世界主义在基督教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典型的表现。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又称普遍主义，其主要思想来源就是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作为一种试图超越各种民族界限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的上帝论、神性论、人性论、救赎论、至善论、唯实论等，就是其世界主义的具体体现。基督教的世界主义观念和理论体系不仅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社会民众根深蒂固的普遍信仰;特别是随着教会组织的发展，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又被制度化，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世界主义在启蒙时期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深入讨论，在其发展中，康德尤其具有代表性。在1795年所写的《永久和平论》中，康德明确地提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构想，并以此作为基本准则，用以保护人们的正当权利和正常生活，其世界主义是以自然权利和道德法则为基础的。康德之后，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又从“绝对精神”的实现和演进触及到世界主义，将以前看似孤立的历史发展视为一个世界性的整体发展，其世界历史思想体现了许多世界主义的观点。应当看到，近代以来世界主义虽有研究，但其研究还是较为零散的、局部的，并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到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思想界悄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就是“世界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但这种兴起并不属于正常的理论探讨，而是如马克思所说，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狂热”。当时的德国思想界，一方面盛行的是思辨哲学，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世界主义的抬头。好多学者都借助“批判”的名义高谈阔论“世界主义”，把德意志装扮成世界主义的代表，同时把自己打扮成“世界主义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闹剧，原因就生发于德国当时发展的现状。19世纪40年代，德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而只有在哲学上可以站在同时代并有所超前发展，即德国人只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页）。当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和政治解放、法国通过大革命已经称霸欧洲大陆时，德国则在经济、政治上都处于双重落后的局面。这种落后的现状带来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激发了德国普遍存在的哲学幻想，即把英法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形式当作抽象的哲学观念，并沉湎于这种哲学思辨的自我满足之中，其自我满足又逐渐演化为世界主义的自夸。德国的现实发展越是落后，德国的哲学“幻想”就越是盛行，“世界主义”也就越是易于助长。这就是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态狂热”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世界主义自夸”的狂热中，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最为活跃。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德国的现实，而是以激进的方式夸夸其谈，“用适合自己的夸张形式去表达普遍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4页），表面上鼓吹的是“世界主义”，实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一开始从事理论研究，接触最多的就是以鲍威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因而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思考也正是从分析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始的。无论是讨论的话题，还是针对的对象，都是由此切入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借助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全面清算，对其在世界历史观念上的狭隘民族观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者们都津津乐道世界历史，但在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看法上表现出巨大的民族狂妄，认为只有日耳曼民族才是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只有具有“批判”精神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对此，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直到现在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但是，如果批判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将不会具有某种长处，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衰败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4页）这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狭隘民族观的猛烈回击。如果说《神圣家族》重点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回击，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则重点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驳。在该著中，马克思专门对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中所宣扬的“世界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篇文章使我们再一次认清，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在此文中，泽米希在谈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从所谓的“人道主义”出发，认为共产主义是法国的现象，因为共产主义主张用公有财产代替私有财产，把人引导到对物的依赖上，人依然是奴隶，而不能达到自由的活动，只能产生专制主义的平等;而社会主义是德国的现象，它保证每个人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实行无政府主义制度。（参见泽米希，第227-228页）所以，泽米希所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人的本质”的王国，并把这种王国作为世界的楷模和目的，赋予其世界主义的意义。泽米希的意图就是要把这样的幻想普遍化，把德意志的意志世界化。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世界主义的态度是明确的。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世界主义，而反对的是虚假的世界主义，因为这样的世界主义借的是“世界主义”之名，行的是“狭隘民族主义”之实。与此相应，马克思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民族主义，而反对的是狭隘民族主义。正因为马克思强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因而事实上就突出了真正的世界主义立场。也正是由这一立场所决定，马克思当时对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就提出了尖锐批评，其思想主要体现于1845年3月写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一卷，就是专门论述国际贸易和德国关税制度的。为了论证德国保护关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李斯特吹嘘“要把迄今为止的世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即古典经济学）同他的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仿佛以前的经济学强调交换价值只是为了追求财富，而他的理论强调生产力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马克思断然否定了这样的观点和论证，认为只要实行商品经济、实行市场竞争，就无法封闭起来发展。否定交换价值、反对自由贸易，实际上就是“德国庸人想使竞争规律、交换价值规律、买卖的规律在他的国门之外丧失自己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6页），试图用否定和限制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方式来寻求发展，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行为。而且，交换价值也不是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同上,第254页）。因此，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拒斥交换价值、实行关税保护，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就明确表明了马克思的世界主义主张。二、“世界主义”的多重面相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因和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论战开始涉及世界主义问题时起，马克思一直根据实际需要对世界主义予以关注，并形成了不少论述与评论。在其著述中，“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往往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来阐发的，因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呈现出多重面相。有时是作为批判对象的指代，有时是作为观察、思考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法，有时是作为对特定社会现实的描述等等，因而很难对其作出唯一的解释，需要多视角、多维度的理解和把握。也只有这样的理解和把握，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世界主义观点。综其所述，马克思的“世界主义”主要是以这样一些方式或面相呈现出来的：一是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的世界主义。近代以来，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伴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尤其是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经济领域中最初出现的。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自由经济的普遍发展，不仅会带来个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而且会促进自由、理性的世界性传播，从而推动世界性文明进步。这就是经济学世界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这种世界主义，马克思一方面肯定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对它的伪善性予以否定。马克思认为，自由竞争和世界贸易固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自由竞争和世界贸易产生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人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9-170页）。世界主义之所以是伪善的，就在于它虽然标榜自由，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并不是人的自由，而是资本的自由。在揭露自由贸易世界主义伪善性的同时，马克思也对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世界性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说明。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各个环节的世界性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考察和说明，从中阐发了许多有关世界主义的观点。如生产和消费，伴随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发展，日益具有世界性。一个国家新的工业的建立，不再是延续古老的民族工业。生产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世界性，说到底是由于这种生产属于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追求交换价值的需要，因而它远远不会满足于民族的和地方的限制。流通也是如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流通的扩大，无论是市场的占有还是交换价值的实现，都要求流通渠道、流通范围不断扩大，这就是流通的世界化。在其流通过程中，作为流通工具、交换工具的货币的世界化尤为明显。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职能时曾经指出，当货币在执行铸币职能时还保持有某种特殊民族形式，而当它作为一般货币时则使这种形式丧失了，“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21页）。当生产和货币成为世界主义时，商品也就自然具有了世界主义属性，各地的商品成为“世界主义的黄金”。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以及各种经济现象都具有世界性，那么作为这种经济的主体和当事人资本家也就相应成为“世界主义者”。“我们的资本家发现他的资本在国外比在本国增殖得快，——而我们的资本家也和货币本身一样，是世界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23页）资本家之所以成为世界主义者，原因就在于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受利益的驱动，它不会限于民族的、地方的限制，而是要把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所以，资本和资本家成为世界主义者，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二是用于价值批判的世界主义。马克思的各种批判，不仅仅是对象性的理论批判，同时也是一种价值批判。有关世界主义的观点就是在这种价值批判中形成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仍以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例，马克思在分析批判他们的基本理论观点时，就对其理论主张所持的伪善人道观念进行了揭露，从而从价值角度阐明了有关世界主义的基本看法。李斯特反对斯密等人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倡导贸易自由只是为了追逐物质财富，而没有考虑人本身。为此，他提出了一套生产力理论来与贸易自由的交换理论相对立，认为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无限的，而交换价值则是有限的;交换价值对人来说总是表现为外在目的，而生产力则是由人自己本性中产生出的目的，即目的本身。因此，关心生产力就是关心人本身，关心生产力就必须摆脱交换价值。对于这种平庸的、浅薄的、感伤的论调，马克思予以揭露和批判，认为李斯特似乎关心生产力，实际上关心的仍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财富，他是在生产力的幌子下体现了对财富的追求。所谓生产力，无非是“致富的手段”“致富的生产力”。资产者从不把无产者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这种对人的“赞扬”，其实就是对人的“贬低”。这样的分析、批判，实际上从价值角度揭穿了李斯特生产力论的实质，显示了对待交换价值、贸易自由以及世界主义的价值立场。与李斯特不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世界主义所持的是另外一种观点。他们自认为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代表的是真理的要求，代表的是世界所有人的利益，因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立论的基础，就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基本的观点和方法，就是用人的本质的实现来说明社会主义和世界的普遍化，并扮以“高尚”的外观。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就成了“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而“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页）。实际上，法国的思想和批判恰恰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决不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呼唤和吁求。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一方面铲除了这一思潮的伦理道德基础，另一方面又在价值语境中阐明了应当正确确立的社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所体现的价值批判是多方面的，有关世界主义的许多看法和主张就体现在这样的批判之中。这样的批判既是对批判对象的理论回应，又是对世界主义的价值论阐释，从而为世界主义注入了新的价值内涵。三是用于现代社会描述、考察的世界主义。现代社会是和“世界历史”相生相随的。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传统社会因其生产方式、交通条件和交往方式所限，其发展基本上是孤立进行的，即使一些国家相互间也有某种来往，但来往的程度是有限的。现代社会恰好是在打破这种局面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是世界市场、世界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普遍交往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形成了现代社会。所以，只有到现代社会，才真正具有了“世界”的意义。有鉴于此，马克思在研究现代社会时，总是和“世界历史”融为一体的。在其各种著述中，只要讲到现代社会，总要涉及世界历史，既把世界历史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背景，又将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内在要素或内在规定。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是从“世界历史”意义上看待“世界主义”的，“世界历史”和“世界主义”表达的是同一个内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4页）世界历史的序幕是从15和16世纪之交开始拉开的。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打开了东西方的通道，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发展﹔继之而来的西欧国家海上商业扩张和早期殖民掠夺，使得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以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各国之间的交往。自此，民族历史逐渐走向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同世界体系的关系不再仅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器官与机体的关系。这样的发展现实，必然强化世界主义的观念。而马克思也正是借助这一观念来分析、描述现代社会及其基本特征的。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世界性以及社会发展世界性的考察，对现代社会及其发展作出了深刻说明。对于世界历史产生的社会影响，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中作过大量阐述。其中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摆脱这种联系的制约，必须在同世界的普遍交往中来寻求发展。马克思也以相反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如印度社会从遥远的古代直到近代，社会状况几乎没什么变化，这与它实行的封闭制度直接相关。印度社会长期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封闭落后的社会结构，必然会阻滞社会发展。又如中国，马克思一方面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掠夺给以无情揭露和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也对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落后状况予以深刻的分析。所有这些分析说明，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世界主义立场、观点。四是用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人类解放理论阐发的世界主义。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始终是和他的理论主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其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主题所决定，马克思的理论探讨一直关注工人运动的发展，关注国际主义问题。有关世界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就是在这种探讨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和普遍性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伴随世界市场、世界贸易的扩展和大工业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缩小，无产阶级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由于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所以无产阶级开始形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阶级。在这样的条件下，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的民族性，显然不合时宜。如果还要讲工人的民族性，那也是另外一种方式了。这样理解的民族性，显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性，而是世界主义视野中的民族性。正由于无产阶级日益具有世界性，因而其解放也必然具有世界性。就其解放的方式而言，“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0页）这就客观上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求全世界工人政党之间团结、协调，要求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相互支持、配合。这些要求就是鲜明的国际主义。就此而言，马克思所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同共产主义原则是一致的，因为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对于与工人运动相关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也持同样主张。三、考察“世界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不同的世界主义有不同的哲学观念。马克思所讲的世界主义之所以有别于历史上和同时代各种不同的世界主义，原因就在于所持的哲学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同。1.依据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在历史上，世界主义尽管有不同变种，但大多是以理性观、人性论、观念论作为立论基础的。如古希腊的斯多葛派就是以自然法、理性、人性来作为世界主义的理论支柱;中世纪的神学家则是用神性、超理性的信仰和神秘主义来阐述人类社会的普世性;康德是用先验的自然理性和人性来阐述其道德哲学，进而论证世界主义的正当性;黑格尔是用绝对精神或世界精神来解释世界历史，将世界历史看作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和实现。对于这些解释和说明，马克思都予以否定。这是对世界主义阐释的根本颠倒，将其根源从天国拉回到尘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历史的形成，主要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据此，马克思重点从两个维度展开分析。一是从生产力维度来看，世界历史的形成主要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交往普遍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引起分工的扩大，随之引起交往的发展;交往的发展使得商业贸易普遍繁荣，进而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刺激和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由此打破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界限，开创了世界历史。二是从生产关系维度来看，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由资本推动的。资本要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必然要扩大市场、贸易。近代以来出现的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可以说，这是对世界历史根源的深刻揭示。世界主义的现实基础和实践依据就在于这样的世界历史。应当注意到，当代一些世界主义代表人物如贝茨、博格、赫尔德等，虽然根据全球化的新情况新变化对世界主义作出了某些新的分析与解释，但他们基本上还是以“普遍理性”“共同人性”作为阐释世界主义的理论依据。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仅用这种抽象的理性、人性是很难把普遍性、普世性问题说清楚的，必须有唯物史观的“出场”。2.坚守的立场：人民主体各种世界主义所提出的观点、主张不同，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其所持的基本立场不同。站在何种立场上来说话，实际上就反映了世界主义的真实内容。是否坚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的世界主义区别于其他世界主义的分水岭。马克思的人民立场同样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世界主义自夸”是其反人民立场的极端表现。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只有具备批判精神才能称得上先进的民族，才能代表世界主义。但是，并不是一个民族的所有人都具有这种批判精神，只有少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才具有这样的精神。所以，他们把自己与群众截然对立起来，并主张只有“克服”群众才能把历史推向前进。这显然是一种反人民的立场。世界历史就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则是从人的本质来看待世界主义的，并用人道理论来反对革命和实际斗争。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德意志专制政府用来镇压工人运动的帮凶，“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页）。正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的是德国小市民的利益，所以它不可能真正有助于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切实推进。资产阶级经济学更是如此。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理论贡献，但其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反映的立场和利益也是明显的，即完全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和要求，为资本服务，为资本鸣锣开道。不管这些观点讲得多么诱人，终归不能完全遮蔽其真实的本质。如在自由贸易中所宣扬的友爱，就是一种剥削的伪装。可以看出，同样讲世界主义，体现的是不同立场。马克思之前的各种世界主义，尽管其具体主张、观点不同，但其基本立场是相同的，即都反映和维护狭隘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所主张的世界主义则完全反映和代表的是人民的立场和利益，坚持无产阶级解放与坚持人类解放是一致的。而且，在世界主义问题上，马克思的价值观与其历史观也是一致的。在历史观上坚持人民主体，在价值观上必然坚持人民立场。正是坚守这一立场，马克思同各种世界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对其作出合理的分析和评判。3.秉持的思维方式：“具体的普遍”谈及世界主义，不可避免涉及普遍性和普遍主义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不少世界主义基本上是用抽象的同一来解释普遍，普遍就意味着排斥特殊。当代社会出现的某些普遍主义、全球主义，也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全球性、世界性问题的。所谓普遍主义、全球主义，就是某种理念、价值、模式向世界的推广和运用，是在世界范围的具体实现。这样的观点显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当年黑格尔就对此有过批判性的评论和解释。在黑格尔看来，普遍并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具体的普遍”。“概念的普遍性并非单纯是一个与独立自存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毋宁是不断地在自己特殊化自己，在它的对方里仍明晰不混地保持它自己本身的东西。”（黑格尔，第334页）简言之，普遍性是包含特殊性于自身之中的普遍性。对于这一观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的、个体的、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列宁全集》第55卷，第83页），马克思的世界主义秉持的就是这样的观点。如在讲文化问题时，马克思就认为，随着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文化上“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文化开始变为世界文化。但是，世界文化并不是要超越或否定民族文化，而恰好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承认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并不是要否定其特殊性，而恰恰是要以特殊性为前提的。失去了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世界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存在独立于各种民族性之外的世界性。对于其他问题的分析同样如此。坚持世界主义与坚持民族性是一致的，既不能以前者虚化后者，又不能以后者排斥前者。真正的普遍性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历史的。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普遍性，也是马克思世界主义观的一大特点。在马克思看来，普遍并不是完全超时空的，普遍并不意味着不变。同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和文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往往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不能用知性的方式来对待普遍性。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各种现象以至整体的分析就是这样，对其产生、发展以及未来走向均予以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以致对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和现代性作出了深刻的说明。4.运用的主要方法：矛盾分析法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由、理性、民主等现代性因素的简单扩展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伴随商品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资本一方面开创了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带到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世界性的对立和分裂。所以，世界历史的真实发展并不像自由主义所宣扬的那样轻松愉快，而是始终伴随着矛盾、冲突。马克思就是用这样的矛盾观点来看待世界历史和世界主义的。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发展固然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但现代文明又是在血与火、刀与剑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繁荣辉煌的背后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严重扭曲。就其实际发展过程来看，早期的世界历史主要是通过殖民掠夺、海外贸易、奴隶贩卖等方式形成的。随着资本的扩张，整个世界又形成了不平等的格局，这就如马克思所说，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对于近代以来世界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和世界性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许多著述中借助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世界贸易、世界市场等问题的分析，都给以了深刻的揭露。对于西方列强的野蛮殖民行径，马克思在1853年到1862年期间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就以大量事实材料和严谨的理论分析，揭露了英、法、俄、美等国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谴责西方列强通过极不平等的贸易、虚伪狡诈的外交和凶残酷虐的暴力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掠夺和蹂躏。这些论述和评论，都体现了马克思矛盾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矛盾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也常常用于对世界主义各种伪装的揭露。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对德国与波兰的关系问题给以高度关注，并为此发表了不少评论，尤其是恩格斯对德国议会中伪善的世界主义进行了详细的批判性分析。事实的真相是：当时普鲁士政府要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实施镇压并对波兹南土地实行瓜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其相关政策予以批准，一些议员还竟以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观作为粉饰。如议员威廉·约丹宣称：“我认为我们应该提高到世界历史观点的水平，应该从这一观点来研究波兹南问题这个波兰大悲剧的插曲。”（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04页）对于这种伪善的论调，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种同情’的基础‘与其说是对波兰性格的真正赞美，不如说是某种世界主义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06页）因为德国的民族压迫政策不过是黑格尔唯心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实际运用和发挥。本来是强权政治，非要吹嘘到“世界历史”的高度以至人类的高度，可见其虚伪至极。四、研究“世界主义”的当代启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审视世界主义，重温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论述，其意义与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弄清世界主义的来龙去脉，也不在于弄清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基本原意，而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考察、研究，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正确认识世界发展大势和当代世界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合理应对世界大变局，以引导全球化和人类文明健康发展。1.坚守世界主义的文明价值。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主义问题再度凸显，同时又遭遇诸多困境。一是真与假的问题。当年马克思在同各种对象讨论世界主义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真假世界主义。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就像当年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西方一些国家口口声声高喊的是普遍主义和全球主义，实际上从来不是真正的普遍主义和全球主义，而是十足的狭隘民族主义，虚伪的背后表现出的仍是“巨大的民族狂妄”，而且是登峰造极的“民族狂妄”。二是名与实的问题。美国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鼓吹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以公平竞争的“倡导者”和市场经济的“维护者”自居，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动辙一改全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秩序“捍卫者”的面目，毫不掩饰地搞“贸易霸凌”，对竞争对手实施围堵打压，完全是一副霸道的面孔。特别是近年来世界主义在美国得到的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运用，世界主义不再是作为全球化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理念、要求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而是完全被作为工具来运用，需要时就高扬，不需要时就丢弃，有利时就认同，不利时就拒斥，世界主义既成为图谋赢利的手段，又成为实施霸权的借口。面对这样的现实，确实需要回到马克思，坚持真正的世界主义，反对虚假的世界主义;坚持名副其实的世界主义，反对有名无实的世界主义，特别是反对世界主义非理性的运用。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坚定世界主义观念的客观前提和基础。环顾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引领下的生产力快速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在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互联网的发展，客观上会加速突破各种人为的限制和壁垒，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增强各国间的紧密联系和依赖关系。因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制造出来的。“逆全球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就不能简单拒斥世界主义。现代文明与世界历史是同生共济的。坚持现代文明，就必须坚持世界历史的观点，坚持全球化。世界主义所体现的文明价值就在于：文明意味着交往、交流，文明标志着开化、开明。不管对世界主义怎么看，其所内含的这种文明价值是不容否定的，是必须坚守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更是如此。“逆全球化”就是背离人类文明大道，就是拒斥人类文明。近年来，美国接连推出各种禁令，设置各种关税，肆意退群、废约，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使国际交往规则和多边主义原则遭受严重破坏。这是与世界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单边主义思维、国家至上主义思维、狭隘民族主义思维，都是没有希望和出路的。这些观念和行为可能得逞于一时，但终归改变不了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坚持马克思的世界主义观，是顺应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2.建构新的世界主义。历史上不同形态的世界主义，均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作为时代的产物，世界主义一方面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存有各种局限，因而不可能直接用于今天发展的现实。这就客观上要求坚持马克思关于世界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紧密结合当代世界发展实际，建构新的世界主义。新的世界主义涉及的内容很多，需要凝聚共识，集中智慧，以形成能够代表人类文明、引领世界发展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但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新的世界主义的核心和灵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共同体思想和人类解放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世界主义的核心和灵魂，原因就在于它与以往的世界主义有着本质区别。首先是主体不同。以往的世界主义尽管强调的重点和包含的内容不同，但就其理论基点和基本倾向来看，大都突出个体主义。像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在谈论世界主义时，就强调个人权利、地位、价值的优先性和终极性，并试图在个人与世界之间建立某种和谐。此后，个体主义一直成为世界主义的主流。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博格在1992年发表的《世界主义与主权》一文中提出世界主义三要素：个体主义、普世性、普遍性，排在首位的就是个体主义。（参见蔡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要关注个体，但它并不奉行个体至上、个体主义，而是将个体与人类融为一体，通过突出人类主体来保障和发展个体。因为只有解决人类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个体问题。因此，突出人类主体，这是世界主义的应有之义和本质规定。其次是视野不同。历史上不少世界主义者虽然高谈“世界”，但其视界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像近代以来欧洲出现的一些世界主义思潮，其话语均冠以“世界”，实际代表的则是狭隘的“本民族”。一到关键性时刻、关键性问题，就露出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马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不同，不是囿于狭隘的民族视界，而是切实的世界眼光。在对待和处理有关重大问题时，不是仅仅考虑本民族的利益，同时要考虑全球利益，不能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而损害全球利益。再次是目标追求不同。同样讲世界主义，因维护的利益、运用的思维方式不同，其目标追求也自然各异。以新自由主义、霸凌主义为代表的世界主义，所维护的利益是资本的利益，运用的思维是零和思维，因而追求的目标必然是“你输我赢、一家通吃”。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代表的是人类利益、全球利益，坚守的核心理念是命运与共，故其追求的目标是合作共赢。在合作共赢中推进各国社会发展进步，这是坚守的人间正道。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各方面体现了新的世界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实践中贯彻新的世界主义。3.重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不同的世界主义总是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有其制度基础。要使新的世界主义生根落地，必须培植相应的土壤、条件和基础。当年马克思在分析评价各种世界主义时，就不是仅仅局限于思想观念和话语层面，而是直指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状况，从而从根基上对其作出了深刻的理解和说明，并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引。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是完全必要的。要推进世界主义的合理发展，进而引导世界正常发展，必须从根基上予以强化，免于空谈。在这方面，重要的是重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政治秩序。这种秩序对于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它又不是完全合理公正的。就总体而言，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强权国家设计、制定的，基本上体现的是强权政治、丛林法则、霸权逻辑。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国际局势动荡不宁，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阴魂不散，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断泛滥，人类越来越进入一个不确定性时代、风险时代。面对这样的时代大变局，必须重建国际秩序。重建国际秩序并不是要把原有秩序推倒重来，也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好反映各个国家的意愿和诉求，以不断推进世界健康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要重建国际秩序，必须首先是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是交往、合作的前提。没有这样的前提，就无法谈及正常的交流，无法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要重建国际秩序，同时要确立合理的制度、规则和运作方式，加强全球治理。每个国家都有权参与治理，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40页）要使世界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是长期和艰难的，但它显示的方向和价值是不容质疑和否定的，只要坚信人类文明、坚信社会进步，就必然会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马克思的世界主义观也必然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彰显出独特的价值。参考文献[1]蔡拓，2017年：《世界主义的新视角：从个体主义走向全球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2]黑格尔，2016年：《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3]《列宁全集》，2017年，人民出版社。[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1958年、1960年、1979年、1985年、1995年、1998年，人民出版社。[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7年，外文出版社。[7]泽米希，1982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周志军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4期。本文转自“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封面图片来源：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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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作者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上海201620）。·文明起源、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三星堆考古与中华上古文明孙华

中亚在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东西方世界贸易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有效连接和沟通了丝绸之路贸易，中亚自产和中转的货物丰富了东西方贸易市场，中亚古代民族也发挥了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中亚货币经济流通形成了最早的“国际贸易流通区”。诚如季羡林先生曾讲，“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丝绸之路沉淀的不仅是一种文化，更多的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经验和东西方文明的智慧结晶。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为古代世界文明交流提供了条件，带动了商贸发展，沟通了中外关系，促进了文化交往，扩大了人们视野，丰富了各国历史文化，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连接东西方贸易中亚深居内陆，远离海洋文明，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隔离了其与中国、印度、伊朗等文明的联系。但是，中亚的古代商路为同周边诸文明联系提供了渠道。此外，由于中亚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受丝绸之路商业环境的影响，故而产生了浓厚的商业意识，较早开始了跨地域的商贸经济活动。中亚的商业和贸易活动也繁荣了沿线的城市，在中世纪，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地区商业、手工业和文化成就非常发达，这些地区云集了大量的穆斯林学者、艺术家以及技艺精湛的工匠。由于中亚的河中地区地处连接远东、中东等商业网络，故它在中世纪的历史上具有显著地位。中亚的商业贸易有许多不同线路，其中最重要的是连接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道路。然而，对于商业贸易行为来讲，任何时期的政治环境都会影响商队的安全性以及商路的繁荣状况，因此，从事贸易的商队一般会考虑选择相对安全和有利的线路。东西方物品与技术的中转站中亚地区物产丰富，手工业、商业繁荣发达，当地自产输出的商品和货物通过成熟的商业线路遍及东西方世界各贸易市场，也奠定了其在丝绸之路贸易上的影响和地位。中亚的商队从印度运来香料、宝石、珍珠、金线等，从中国运回丝绸、瓷器、茶叶等，从波斯运回糖、布匹等，这些商品通过中亚的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商业重镇集散、转运，再远销至欧亚各大贸易市场。东西方商品之间极强的互补性和丝路贸易的丰厚利润，使得贸易的商品结构呈现出高度稳定性。通过中亚的丝路贸易，产于西亚、中亚的土特产传入中国，产自中国的物品也经中亚传至西方世界。借助中亚的贸易市场和交流，中国的纸制品和造纸术西传，丝绸之路还为中亚和欧洲世界带去了中国的活字印刷、冶铁术和水利灌溉技术以及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各项技术。借助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中国文化也影响着中亚、西亚以及西方国家。与此同时，随着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欧洲、西亚、中亚的科技文化和艺术也传入了中国。故而丰富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繁荣了东西方文明。中亚古代民族促进丝绸之路贸易繁荣中亚是古代民族起源、迁徙和融合的舞台。据考古学家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中亚地区的一些部落和当时居住在西伯利亚、乌拉尔、中国新疆地区、黑海沿岸、伊朗以及印度洋沿岸的一些部落之间就存在着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中亚中部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地区，这些民族在语言系属、宗教信仰、行为准则、思维方式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不同的地方。草原是理解中亚在世界史上作用的关键，而大规模的养马为此提供了基础，马是草原经济的支柱，也是商品和国家财富积累的来源。此时，借助商贸活动，中亚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发生了交往和联系，并且形成了固定的“经济文化模式”。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迁移活动虽然扰乱了农耕世界的文明进程，但在经济和文化上却使游牧民族融汇于农耕世界，促使农耕世界不断扩大，而且这种移动也为丝路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活跃在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因为其游牧经济的特点，踏出了一条贯通亚欧大陆的草原通道，他们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了经营西域和东西方贸易的使者，进而开辟了早期的青铜之路、玉石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了东西方互通有无、交流互鉴的通道，古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代东方文化交叉其中，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由于地处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交流的必经之地，中亚的古代民族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并扮演了中介者和桥梁的作用。形成国际贸易流通区欧亚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是由丝绸贸易而引起的。中亚特殊而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决定了它在东西方贸易市场上的地位。在古代中亚市场上流通和使用的货币便是最好的历史见证。当今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世界拥有四大货币体系，而这四大货币体系交汇、融合的地区便是中亚。受其影响，形成了特色鲜明、融汇多元的“中亚货币体系”。货币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也是代表信用的符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国家政治稳定与否决定了贸易市场的繁荣和货币流通种类和数量的变化。古希腊、波斯、大食都对中亚进行过统治，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生活和货币流通。因此，在中亚的货币市场上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固有价值基础上的货币流通传统，各种货币都在流通和使用，且仅在特定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交换媒介和支付方式的作用。古代中亚境内流通的钱币种类主要有：古希腊式样钱币、波斯萨珊银币及仿制币、仿唐“开元通宝”式样钱币以及各种中亚本土钱币。中国的“开元通宝”钱币以及丝绸是中亚贸易市场备受欢迎的硬通货。丝绸之路是贸易交往之路，也是钱币流通之路，东西方货币在中亚地区汇聚、融合，形成了最早的“国际贸易流通区”，进而为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亚是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碰撞和融合的重要节点。从世界史的视角侧观中亚经济在丝绸之路贸易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可见其反映了世界史、整体史和区域史间的互动和对话。对此开展深入的探索，可以拓展中亚区域国别史研究范畴，丰富世界史和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内容。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肇始地和优先发展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该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上合组织发展、中国周边外交等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此历史契机下，需要发挥学术研究的历史担当和时代责任感。积极开展中亚经济史研究，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破地区贸易壁垒，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启发价值。（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课题“重要国家的中亚政策及其涉华动向和举措跟踪研究”（21VGQ024）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图片来源：CFP

粟特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在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的铭文中，粟特（Sug（u）da）作为古波斯的东方行省之一，承担着缴纳赋税和服兵役的义务。在西方古典文献中，这一地区被称为“索格底亚那”（Sogdiana）。《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和《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暗含了粟特地区。《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栗弋”国是汉文文献对粟特的首次单独介绍，但“粟特”一词最初出现在《魏书·西域传》中，同时还详细介绍了包括康国、安国和史国等在内的粟特诸国纷纷向中国派遣使者进贡的历史。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人们对粟特的认识更加清晰，粟特所指日渐明确，出现了“昭武九姓”之说。随着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对粟特地区的征服，粟特逐渐融入了伊斯兰文化圈。粟特文明是古代丝路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粟特钱币则是粟特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正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造就了粟特地区独特且能反映东西方交融的钱币语言文化。不断模仿与创新希腊化钱币是粟特造币的最初原型。随着希腊—马其顿人的军事征服，粟特直接或者间接地卷入了希腊化世界。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粟特一直受希腊人的统治和影响，这为希腊化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公元前3世纪初，粟特的康国、安国和史国分别以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一世钱币、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泰德姆斯一世钱币和亚历山大式钱币为原型，进行了造币活动。安条克一世仿造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马前半身像。欧泰德姆斯一世仿造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坐着的希腊神赫拉克勒斯。亚历山大仿造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坐着的宙斯或站立的赫拉克勒斯。在大月氏—贵霜帝国时期，康国、安国和史国在原来的基础上，分别发行了阿诗塔姆钱币、希尔科德斯钱币和弗赛格哈雷斯钱币。阿诗塔姆钱币正面是国王半身像，背面是弓箭手。希尔科德斯钱币正面是统治者半身像，背面是手持长矛、站立的士兵像，两侧是垂直平行的希腊字母或马前半身像。弗赛格哈雷斯钱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站立的赫拉克勒斯像和希腊字母。此三类仿造币以银币为主，有一德拉克马、半德拉克马和奥波尔三种币值，赫拉克勒斯依然出现在钱币上。根据纳克希·鲁斯坦姆的沙普尔一世铭文可知，公元260年左右，萨珊波斯帝国的东方疆域到达了粟特一带。尽管萨珊波斯帝国是否真正统治粟特依然存有争议，但是萨珊波斯对粟特钱币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康国出现了以萨珊波斯国王卑路斯一世钱币为原型的钱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祭火坛。安国的马瓦克钱币和阿斯巴钱币上体现了鲜明的伊朗文化特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祭火坛。安国大规模仿造萨珊波斯钱币是以萨珊波斯国王瓦赫兰五世钱币为原型的布哈拉·胡达特钱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徽记或者祭火坛，这一阶段的粟特钱币见证了萨珊波斯帝国的影响。7世纪中期，唐朝在以康国为中心的粟特地区设立了羁縻州，粟特诸国纷纷以“开元通宝”圆形方孔钱为原型，开展了造币活动。康国的早期中国式仿造币面文是“开元通宝”，背面是Y型徽记和βγy，后演变为正面是粟特字母书写的国王名字和头衔，背面是Y型徽记与其他徽记组合的圆形方孔钱。安国的中国式仿造币正面是“开元通宝”，背面是徽记，之后安国的钱币正面是骆驼图像，背面是祭火坛。史国的中国式仿造币正面是国王半身像，背面是当地徽记和粟特字母，但未铸中国钱币上的方孔。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从希腊化时代到唐朝中期，粟特钱币借鉴了东西方两种造币方式，整体上经历了从希腊式仿造币、萨珊波斯仿造币到中国式仿造币的演变。每一类型钱币的演变既有继承又有变化，甚至同一文化因素也体现了不同的时代印记。最早的三类仿造币采用了打制生产方式和阿提卡标准，材质以银币为主，均出现了希腊字母，币值有四德拉克马、一德拉克马和奥波尔三种，希腊神宙斯和赫拉克勒斯也出现在钱币上，整体而言，属于希腊式钱币的范畴。希腊式仿造币的形制、宙斯和赫拉克勒斯以及希腊字母都是希腊文化传入粟特后对当地的影响在钱币上的反映，大月氏—贵霜帝国时期的仿造币依然出现了希腊字母书写的名字，其造币方式、图像、币值以及币文等方面都延续了此前希腊式钱币的特征。然而，与早期希腊式仿造币相比，大月氏—贵霜帝国时期的钱币图像逐渐模糊，钱币变小，重量减轻，希腊字母变形，甚至难以识别。从4世纪70年代到7世纪初，粟特先后受到萨珊波斯、嚈哒和突厥等王朝的统治和影响。钱币正面出现的属于嚈哒人的Y型徽记，在之后的中国式仿造币上继续沿用，并最终成为康国伊赫希德王朝的象征，反映了当地政治变化与文化延续并存的特征，这也正是伊朗文明东传和嚈哒人西迁双向活动而至粟特的文化产物。随着粟特同唐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粟特诸国纷纷效仿中国“开元通宝”钱币，以铜币为主。除早期中国式仿造币上出现了“开元通宝”外，大部分中国式钱币的面文是粟特字母书写的国王名字和头衔。此外，钱币上也出现了当地各具代表的徽记，以及表示琐罗亚斯德教和聂思脱里教的符号。粟特钱币的形制和具体信息，反映了深受希腊化、伊朗、中国、游牧民族和粟特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产生了多元一体的钱币文化，最终形成了以康国为中心的“东粟特”钱币、以安国为中心的“西粟特”钱币和以史国为中心的“南粟特”钱币。多元文明交流与融合粟特的地理位置为多元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保障。早期粟特是古波斯帝国和希腊化世界的东部边缘地区，又是张骞出使西域之际大月人所在之地。这种相向而行引发了东西方文明在粟特地区的交流，粟特逐渐从东西方的边缘世界进入了文明互动的中心地带。粟特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往来成为多元文化元素传播的重要途径。历史上的粟特先后经历了古波斯、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承者、塞琉古王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大月氏—贵霜帝国、萨珊波斯、嚈哒、突厥、唐朝、阿拉伯帝国的控制或影响，粟特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因此，在造币过程中，该地区诸国一直模仿统治或者影响较强国家的钱币，开展了以希腊式钱币、萨珊波斯钱币和中国圆形方孔钱币为原型的造币活动。粟特与中国、印度、西亚、地中海世界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使其成为与不同国家和民族互动往来的重要枢纽和多元文明的汇聚点。这一点从粟特钱币的分布可以看出，粟特钱币的发行和流通有着不同的范围，整体上聚集于阿姆河以北到泽拉夫善河流域一带，作为三大造币中心的康国、安国和史国正是位于丝绸之路中段的重要枢纽。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粟特本土和以外的聚居地既是联系东西方的商业通道，又是文化互动的重要纽带。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民族，多元文化因素经由粟特商人传入中国。这为我们思考古代地中海、伊朗、中亚与中国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也为书写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明交融视野下古代粟特钱币的整理与研究”（21BSS050）阶段性成果）（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特聘教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END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陈梦晖（4·179）在新形势下构建中国文论新话语——“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与文论话语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19届年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总目（括号内圆点前是期数，圆点后是页数）学术新论从形式到实质：社会学研究的“更进一步”肖瑛（1·4）隐私、符号与资本何丽野（1·18）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争：规则还是国际法徐崇利（1·28）正史与《今注本二十四史》孙晓

《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总目（作者后面括号内，圆点前是期数，圆点后是页码）发展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本刊评论员（1·4）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及其演进逻辑姜辉

以“为人类求解放”为终极价值，实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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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精辟论述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正确发展道路，使长期以来在构建“三大体系”的探索中徘徊的人们，一下子看到了目标和希望。那么，应该怎样理解“自主知识体系”？从哪些方面进行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呢？我认为，正确理解“自主知识体系”，关键是把握三个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而最终完成这一建构，则要求实现“三化”，即自主化、知识化、体系化。首先是自主化。自主化就是自己做主，就是我们中国自己做主。知识体系方面的自主化，是指从中国大地、中华文化和中国实践中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理工科早就有一种说法，叫作“自主知识版权”。大家都知道“版权”的重要性。对文科或哲学社会科学来说，不太好说“版权”，于是就说“自主知识体系”，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形成一套自己的知识系统，而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知识系统。完全照搬西方知识体系当然不能算自主，而以西方知识为主，只加点注释和例证，起依附的作用，也不能算是自主。自主就是以我为主，这没有什么复杂的。当然，我们强调“自主”，并不只是为了争“版权”，也不只是为了抵御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或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而是有着更高的自我要求，即在21世纪人类科学文化领域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祖先曾在文化创造上为人类文明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代中国人也要在文化创造上继续作出我们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其次是知识化。在这方面，我们要转换观念。因为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派语境中，知识并不是一个通行或层次很高的概念。以往我们在进行思政课教学的时候，强调的往往不是知识传授，而是价值观塑造和思想引领，认为后者是更高的层次，是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这当然是对的，但也可能导致一种不好的倾向，即轻视知识，轻视知识的创造、生产和传播。现在我们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实际上是要把知识当作目标来追求。因此，我们要转变观念，深刻认识“知识”和“知识化”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应该怎么样理解知识和知识化呢？知识化为什么能成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呢？简单来说，是因为知识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晶，本身体现了理智性、客观性、普适性，它是理性的产物，是讲求客观性的真理性认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当然，思想、智慧、境界比知识更高明，也是我们中国人历来追求的东西。但为什么不说自主思想体系、自主智慧体系、自主境界体系呢？这其中是有道理的。而且，这里的道理是最基本最基础的道理，即灵魂不能脱离身体，它与身体是共同存在的。不能离开身体只强调灵魂。否则，灵魂将无处安放。知识体系就好比是“身体”，没有这个身体，就谈不上什么思想精髓和智慧境界。因而，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比较认识成果的层次高低，而是要确立认识成果的基本形式和坚实基础。认识的理智性、客观性和普适性是智慧提升的坚实基础，是不能被忽略的。总之，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无论是思想感情方面的东西，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抑或智慧境界层次的东西，都存在一个知识化的要求。只有把它们知识化，把它们转化为知识系统和知识体系，才能获得普适性功能，进行普世性传播。知识化有两个过程或途径。一是从下而上的过程，即把我们创造性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上升为知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进行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最有创造性的社会变革和实践，积累起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固然是极有价值的，但还没有达到知识系统的高度，因而需要进一步概括和提炼，特别是按照科学规范进行加工和建构，使之学理化，变成系统的科学知识。二是从上而下的过程，即把我们党领导人民形成的治国理政智慧转换成更为基础性、普适性的知识。应该说，我们党百年奋斗和长期执政形成的历史智慧、思想智慧、执政智慧是一种更高的认识形态，比普通的知识更有价值。但是，如果这些智慧不能转换为体系化的知识，就不能在普通民众中传播，也不能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和公认。因而，无论多么深刻的洞见与精妙的智慧，都需要沉淀和凝结为知识形态。这是一个下降的过程，需要放下身段去做。当然，我们有着自己的表达知识化的文体，如文件体。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可谓千锤百炼，表达极为规范精当。但能否说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了呢？恐怕不能这样说。文件作为一种文体，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有所不同。文件是用来指导工作的，它只发号指令，并不作论证和阐释，而知识体系是要求作阐释和论证的。另外，我们有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价值观，也有我们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些也是成系统的。对我们自己来说，这些都是很容易接受和认同的，但对于国际传播来说，也有一个知识化转述或表达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有依托于客观化系统化的知识，才能行之久远。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在其庞大的知识体系中，不知不觉间就得到广泛传播。我们的意识形态也应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作后盾和支撑。最后是体系化。光有知识不行，还要形成系统，形成稳定的知识体系。体系体现着知识的丰富性、全面性，使知识具有最大的稳定性。要想实现知识的体系化，一是要有足够多的知识点，如一门学科通常有6万个知识点。如果知识点不够多，就难以形成体系，特别是完整的体系；二是要有自己的知识架构，有四梁八柱作核心支撑，这要求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逻辑进行建构；三是要在这样一个框架里不断进行增砖添瓦的建设，让这个体系有血有肉，不断完善。

范式作者孙代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路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北京100871）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P89—P104责任编辑：李潇潇

古老的敌意作者袁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北京100732）。对话·遗产阿莱达·阿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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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整体看，新时代十年中国经济实力跃升新台阶，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具体体现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个层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发展取得新成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协调性进一步提升；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经济绿色转型效果显著；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扩大开放形成新局面；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经济发展实践上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财政的本质是国家为满足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共同需要，对资源和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财政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国家财政实力日益壮大，财政职能定位不断深化拓展，财政宏观调控不断完善，财政保障更加精准有效，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财政管理水平持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财政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和论述。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到党的十九大对“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进行全面部署，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党的二十大继续指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财政已深度嵌入、全面参与到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职责使命。财政事业的发展会产生与之相伴且亟待总结的特征事实与一般规律，同时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财政理论作为基础用于预判、规划。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原创性、时代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总体要求，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所强调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内涵，牢固树立“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的奋斗目标。为此，要深刻认识当前财政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全面把握财政学理论的基本特征，着力解决财税改革中的关键性实际问题，积极探索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实现路径。深刻认识财政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学理论研究的特征主要包括两点：一是适应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与体制的发展，二是充分借鉴和吸收了当时国际上的主要财政学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经济管理经验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我国曾以苏联为模板，学习了苏联的财政经验，并由此产生了“国家分配论”。该理论对财政行为主体这一核心问题的解释，与苏联的货币关系论的国家观如出一辙：都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对经济社会具有管控职能。“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化改革前期的影响力巨大，在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原因是该理论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能够较好地指导国家通过财政计划来安排生产和分配。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确立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财政改革目标。当时国内缺乏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财政理论，所以学术界较为直接地引入了以盎格鲁—撒克逊学派为主导的“公共财政学”。事实上，我国较多地吸收继承“公共财政学”，并用其诠释我国具体的财政现象，形成了当前主流的财政学观点和理论，基本特点是以“市场失灵”为理论起点，以当代西方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范式基础，将矫正市场失灵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活动的重要目标。然而，随着新时代“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提出，“公共财政学”的概念和范畴已经难以回答我国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亟须解决的财政问题，诸如财政的行为主体是国家、政府还是公共部门，政府与市场是否存在明确的边界，以及这种边界如何确定与动态调整，如何定位财政部门在货币调控领域的重要角色等。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不同历史阶段的财政理论和观点分别代表着对我国财政发展和实践不同阶段的理论认识。已有财政理论难以回答“时代之问”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不论“国家分配论”还是“公共财政学”都是对特定时期财政实践的理论总结、抽象和概括。在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当下，两种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逐步减弱是理论发展的自然规律。“国家分配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实践进行总结和概括的结果，强调国家的分配主体作用，思想内核适用于计划经济，难以解释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财政现象。“公共财政学”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财政从集中化向公共化转型的目标，但是理论基础——市场失灵理论本身具有严重的实用主义本质与偏狭的政策导向功能，严重损害对财政实践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当然，令人振奋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以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础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财政理论存在偏狭和缺陷，并尝试在更加符合实际的实践基础之上，逐步构建新的财政学理论框架，例如以李俊生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提出了“新市场财政学”，理论框架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核心，以市场平台观和政府参与观为基础性概念，旨在形成具有理论共识同时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第二，现有财政学理论较多地依赖外国财政理论与研究范式，缺乏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当前财政学理论研究的概念和范畴是由“公共财政学”发展而来的，“公共财政学”本身就存在着重大理论局限性，如市场失灵理论中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非财政学研究的最优基准，帕累托最优的评价标准不能准确地概括集体行动的逻辑等。更为重要的是，“公共财政学”与西方国家的基本制度背景、历史文化传统、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度共生，在理论发展、模型构建中已经设定了某些关键的制度条件和约束，简单“借用”这些缺乏中国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社会共识，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的相关理论，自然无法回答当前我国深度攻坚期的财政改革实践所提出的“时代之问”。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的殷切希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知识学习、理论创造和调查研究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和历史性经验。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行稳致远、古今中外知识体系融会贯通、中华历史文明繁荣永续的高度，把握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光辉使命和自觉担当，对深入思考新时代新征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规律性、实践性问题，夯实筑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知识根基具有重要意义。确保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正确方向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命题之所以被提出，就在于自主知识体系的确立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和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离不开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论断在清晰谋划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是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肩负的历史担当的昭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要旨是积极引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律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在思考并回答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现象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对社会发展学理性认知的意义上构建的。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体系，对概念范畴、价值符号、逻辑方法的创造、拓展和运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极为清晰的一条逻辑主线，就是将问题提出、概念阐释、结构设定、思路展开的知识生产运用全过程统一起来，将所关涉的思维演绎、思想表达、方法论证规范化和系统化，理清不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知识脉络、知识轮廓和知识边界，在把握普遍规律和基本遵循的过程中为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强大的知识储备能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寻求的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徒状态”的彻底改变。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巨大社会变革，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但必须认识到，当前哲学社会科学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奉他者思维、理论、话语为圭臬的风气，甚至存在离开西方的学术标准、学术命题和学术观点就无从研究、无从说话的现象。这种“学徒状态”“盲从心态”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一段时间惯于依赖、因循和套用外部理论模型和实践经验，缺乏原创性、自主性的知识主张。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要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生产知识、创造知识的自立自信，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指向的是以中国的知识、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回答并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橱窗里的精致花瓶，也不是书斋中的闭门造车，而是面对感性的历史状态，植根现实的社会生活建构，是立足中国实际、着眼人民诉求、聚焦时代变革、回答人类困惑的大学问、真学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亟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有用、能用、管用的知识体系服务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亟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接地气、有创见的知识理论、知识思想和知识话语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观，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真谛。从鲜活的人民群众实践生活出发，在研究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强起来的有效之举，是今天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责任。实现古今中外知识体系融通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兼具内生性与开放性、继承性与超越性、民族性与包容性的。一方面，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人自己的感性判断和理性认识的集成，因而富有鲜明的身份标识；另一方面，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人类构筑知识的结构范式、思想内核、符号表达的精华，因而也体现出显著的普遍特征。基于此，跨越时空的沟壑，打通整合古代知识体系和外部知识体系的认知资源，在立足中国社会历史的同时观照多样性的外部世界，在创制知识生产运用的中国样本、范式和路径的同时提出被世界欣赏和认同的命题、理念、符号、方法，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逻辑和内在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主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创造性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人们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被历史检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根基所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跨越“空间距”和“时间差”的过程中，融通各种知识资源，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最大增量。实现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革故鼎新、古为今用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课题。依据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知识作为“社会意识”和“精神生产”的一种样态，既是稳定的、厚重的，也是鲜活的、灵动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知识的生产运用及其系统化必须按照积累规律，在历史沿袭和接续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要义是塑造归属当代中国的思维、价值、符号、方法体系，是使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和知识框架再度青春化。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既不能数典忘祖，也不能抱残守缺，而是要在充分整理、提炼和阐发古代中国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观念和治国理念过程中，结合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赋予中国传统的知识精髓以现实意义和未来关怀。实现国外现有知识体系的去伪存真、洋为中用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又一要务。近代以来的中国长期处于知识的输入状态，这种“知识逆差”一方面为中国生产运用现代知识打开了天窗，另一方面，也极易导致中西之间知识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不平等。特别是在西方“知识霸权”和“文化殖民”的侵袭下，不加辨别地照搬西方理论范式、方法逻辑和话语体系，妄图以“西方的花草”嫁接到“中国的木本”，对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危害性会愈发放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要直面西方知识垄断的问题，将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摆在突出位置，铲除盲目照搬、食洋不化的行为心理，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真正成为抵制“知识霸权”和“文化殖民”的中国之道、中国之智，在知识领域为世界上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推进中华历史文明繁荣永续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具有知识生产创造的意义，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明兴衰。焕发中华文明的蓬勃生机，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踔厉奋发的目标，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欧美文明首创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乃至长时间的领跑全球，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西方世界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率先建立起相对全面的科学知识体系。面对1840年以来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精神文化创新，锻造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中华文明摆脱了断层化、边缘化的危机。过往的经验表明，在自身的历史叙事、社会分析和当代实践中建构起成熟完备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谱系，是使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文明傲然站立在世界文明大舞台的“支点”和“阶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致力于中华文明厚积薄发的伟大学术工程，必然以中华文明的涅槃重生为奋进目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中华文明的鼎新是相通共进的。一方面，中华文明丰厚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财富始终滋养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体制制度、运行模式等方面留下了博大精深的精神创造，它们为当今中国知识生产、知识运用和知识评价提供了具有积淀性的“质料”。另一方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以思想、理念、方法的精耕细作不断激活着中华文明。诸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传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求同存异”“协和万邦”的契合等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得到新解和高扬，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内生性的发展力量，充实了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学术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改造和发展，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方面，今天中国所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一次重大飞跃，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发展，但也是从来没有教科书的，从来没有现成答案的，这恰恰为人类思想认知和理论方法的整体更新，为世界知识生产过程、流动方式和评价体系的秩序重塑创造了时代机遇。另一方面，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从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举中获取到活水，也以中国特色、时代本色的知识结构、知识范式和知识谱系为之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同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推进拓展联动起来，着力发挥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的塑造、牵引作用，持之以恒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拓展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知识世界，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新的贡献。（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文化研究”（19JJD71000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图片来源：CFP

国家意志作者何显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311121）。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P26—P45责任编辑：李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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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有用的形式=爱多斯之相），进而通过特殊的有目的的Stoffwechsel（物质变换）物相化为用在性社会历史负熵质的产品。笔者觉得，这个不能直观的brauchbaren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者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89）。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P21—P38责任编辑：李潇潇

Society）计划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北欧国家则形成了“自摇篮到坟墓”的高度普惠的“福利国家”。可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传统以家庭、社区等为主体的“剩余型”社会福利模式（res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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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制是人类的亲族组织与相关制度，包括父系、母系的亲属人群、姓氏称谓、家族宗族及其相关制度。既是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内容，属于“礼”的范畴，也是当代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所关注的课题。对“族制”较早开展研究的有章太炎，他在《訄书》中设“族制”一目。吕思勉于1932年出版《白话本国史》，也列“族制”一章，认为族制为血缘亲属之制，包括同姓和联姻的异姓，族与姓分化的两种组织。族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考察和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视域。族制与秦汉社会的变迁。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受血缘亲属制度的影响比较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殷周之际是一个‘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时代；其兴废之变有三：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王氏所讲的殷周制度之变，主要是在族制内容上。族制的变迁本是个长时段的缓慢过程，但在秦汉时代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因素。学界也注意到了“周制”与“秦制”的变化。吕思勉指出秦汉时有一个由“宗法”到“户法”的变革，指出：“秦、汉以前有宗法，秦废封建，宗法与之俱废，萧何定《九章》，乃变为户法。宗法以宗为单位，户法以户为单位。”邓子琴将自东汉开始的“门阀时代”，与以往解体的“宗法时代”相对应。晁福林以长时段理论审视，认为秦统一标志着“氏族时代”的终结和“编户齐民时代”的开始。诸家所言的社会变革也多发生在族制方面，与新旧制度的承变有关。毋庸置疑，秦汉是自商周以来新旧家族制度和亲属关系规范的又一重大变革时代，汉代族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秦汉族制研究的内容，应该从四个方面考虑。族类意识与亲属群体。秦汉时期三族、九族的族类意识并非专指父系之宗族，同时也包含着外亲的概念。贵族阶层的权利分享，外亲舅党是不能忽视的群体，刑罚的实践也常牵涉到妻族与母族。宗族的贵族特征及其演变。秦汉贵族的特点是由食封贵族向士人之族转化，由此也影响了宗族的变化，宗族组织带有“半官办”特色。宗法活动与宗族制度。宗法开始下移，墓祠祭祖、族内互助、官修牒籍是秦汉宗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族制与王朝政治、秦汉社会。族制与日常生活中的家族，宗法观念、族类意识对汉代制度的影响，爵位和财产继承制度、外戚帷幄政治、地方世家豪族的形成等问题。除了族制自身外，还可以以族制的视角，去探讨秦汉时代的一些事件和人物，那么“老问题”则会有新发现。比如，由秦汉继承习惯看秦始皇的立嗣，从姓氏、称谓制度考察成蛟、子婴的母族和秦始皇的妻族，从属籍制度和刘贺海昏侯“太祖”身份推测“大刘记印”及其无字印的含义，由三族制看战国秦汉时代的太后干政、舅氏擅权现象，等等。“亡秦者胡也”与胡亥母族的研究。先秦时期，妇人称姓而男人称氏。氏从姓而分，得氏的途径很多。姓为族，氏为宗；姓百世不迁，而氏则变化无常。秦汉时期姓、氏合一，其时去古未远，仍然保留姓氏称谓的部分古风。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秦王政“姓赵氏”，是随母赵太后姓而为赵氏（秦汉的文献一般称秦始皇为赵政或秦王政，极少有称“嬴政”的），即“古者因生以赐姓”的原则（《论衡·诘术篇》）；而《高祖本纪》称汉高祖刘邦是“姓刘氏”，随刘太公的父姓。出身贵族的秦王政保持取氏的旧传统，而庶民出身的刘邦则采用姓氏合一的新原则。随母姓，也是秦始皇“姓赵氏”的缘由。姓赵氏，只是秦始皇本人，上不继承，下不延续，不包括他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及其异母同父的兄弟，不会有赵子楚、赵成蛟或赵扶苏、赵胡亥的称谓，因为他们的母族不同。随母姓，也即随外家之氏或以舅氏之姓为氏，正如《越绝书》所言，秦始皇帝“号曰赵政，政，赵外孙”，是以舅氏姓为氏。由于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和兔子山秦简《秦二世元年文书》的发现，秦始皇的立嗣和胡亥的继位又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秦始皇之前秦有舅党擅权和太后干政的传统，秦二世母族的背景怎样？这是胡亥和秦史研究中不可不注意的问题，但限于直接史料的缺失难有进展。然而从姓氏称谓到族制入手，会有新的研究视野。“胡亥”是姓名还是名？人们往往并未深究。由当时秦室贵族随母姓的惯例来看，二世称“胡亥”，与始皇帝称“赵正”（文献上也作“赵政”）意义相同。在《赵正书》简文中称始皇帝为“秦王赵正”，称二世为“秦王胡亥”。“秦王赵正”，赵为氏，正为名。同理，“秦王胡亥”胡也是氏，亥为名。二世皇帝姓胡氏，也有时人认知为证。秦时著名的谶语“亡秦者胡也”，所谓“胡”，秦始皇以为是北方的胡人，所以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以“击北胡”；而秦亡后汉人认为是应在了胡亥身上。《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郑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郑玄说“胡亥”为“人名”，准确地说应该称“氏名”或“姓名”，“胡”是指姓氏。两汉间还有两条谶语见于《后汉书·光武纪》《公孙述传》：“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卯金”“八厶子系”都是指姓氏，即指“刘”姓当再兴，“公孙”氏当为王。胡亥为何姓胡氏？当然是随母姓，与其父赵正姓赵氏一样，也就是他的母亲为秦始皇的胡姬。胡姓的源流，据司马迁《史记·陈杞世家》和《世本》所载，源自妫姓之胡和归姓的胡子诸侯。这两胡氏都是中原古老的姓氏，其与偏西的秦王室联姻的可能性不大。还是根据那个“亡秦者胡也”的谶语，秦人认为是胡族政权，汉人认为是姓胡的胡亥，实际上可能二者皆为有之，也即胡亥的母亲胡姬，既姓胡氏，又是胡族之女。春秋时晋献公曾娶戎族狐姬、小戎子、骊姬，都是以种族为氏。晋文公之舅氏狐毛、狐偃即以“狐”为氏。春秋之“狐”与战国之“胡”，应该都是秦晋诸国对戎狄族氏的泛称。秦立国西陲，杂戎狄之俗，战国以来秦宗室不但联姻楚国，也与戎君保有通婚习俗。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曾与义渠王同居而生子，这是胡人男与秦人妇的通婚。秦国庶民与胡人通婚也是常见的，秦律曾就秦、胡通婚所生子的身份做出界定。《法律答问》：“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按秦律，母秦人、父臣服于秦的胡人，他们所生子则有“夏子”的身份。秦伐夷狄灭六国，秦王政收各国女子置于后宫，自然也少不了胡女，她们会生有子女的。胡姬为胡族之女的推测，还可从胡亥的母族教育背景上看出。《新序·杂事》记载胡亥幼儿时的故事：“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皆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子闻见之者，莫不太息。”胡亥的举止颇值得玩味。胡亥入学后受宫中教育，“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应该是懂得法家的“君臣上下之分”的规矩，不会乱来。秦人及中原各国儿童的教育，一般是七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二十岁左右行成人礼。有时或迟或早，秦王赵政举行冠礼是在二十二岁。所以胡亥践败陈履的举动，应该是他进入宫廷教育前为小儿之时的表现。胡亥践败陈履之举非常怪异，非秦人及六国之风。秦及中原各国的人们席地而坐，入户要脱鞋袜，跽坐或跪坐，自然要陈放鞋履于户外阶下，这是生活习惯，虽小儿也视以为常。胡人住穹庐，旃裘靴，“脱帽徒跣”是匈奴人祈降之礼。如果是出生于胡风生活环境的小儿，头一次出席秦的宫廷宴会，发现这么多的鞋履排列在一起，会感到新奇有趣，做出踩踏鞋履的嬉闹举止非常自然。战国秦汉时期，诸侯贵族出嫁女子仍保持媵臣制和外戚侍帷幄传统，出嫁到夫家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保留着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年幼的子女在入官学前基本随母亲生活而受母族原有风俗的影响。还有大家熟知的“指鹿为马”和“束蒲为脯”典故，也能说明这种情况。潘岳《西征赋》有“野蒲变而成脯，苑鹿化以为马”句，讥讽秦二世的愚昧。中原多鹿，北胡多马。蒲生长于池沼之中，《说文》：“蒲，水草也，可以做席。”席地而坐是华夏族的生活习惯。束蒲、鹿是中原常见之物，而骑马与肉脯则为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日常，二者形似而实非，南北悬隔。秦廷众臣不会马鹿不分、蒲脯不辨，赵高只是以此验证他们是否顺从自己，然而二世胡亥却真的疑惑了。“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直目，而从邪臣之言。鹿与马之异形，乃众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分别是非，况于闇昧之事乎？”胡亥并非愚不可及，为何不能自信其亲眼所见，对蒲、鹿发生认知上的疑惑？赵高对胡亥非常了解，知道其自幼生活在胡人母亲家中，对中原的蒲、鹿认知有限，赵高指鹿为马、束蒲为脯，对胡亥是有针对性的。如果说胡亥的母亲胡姬为胡族之胡女，那么秦人理解的胡人亡秦之说亦能成立，即胡族之胡姬所生之子灭亡了秦朝。回到族制的层面，很多看似不相干的史实，都有相关的因素。举一反三，古代中国何以家国同构，亲属宗法制度如何影响王朝政治，贵族宗族组织又为何庶民化并影响到民众生活？这些都可以从族制研究中找到串联出真相的线索。由此可说，族制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族制研究”负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图片来源：CFP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在推广应用化学农药的同时，提出病虫害“综合防治”理念，并将其付诸实践。到1980年，随着对化学防治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认知的不断深化，中国“综合防治”理念逐步转变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理念。“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是关于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和指导性文件，值得认真学习和领会。新时代的古籍工作需要有新认识、新思路和新方法。为配合学习领会《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本文就出土古籍的整理、出版和应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传世古籍和出土古籍所谓古籍，是指历代的典籍，俗称“古书”。从来源说，古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世古籍，另一类是出土古籍。有些古籍本来也是出土的，但因出土的时间比较早，流传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归并到传世古籍中，如《竹书纪年》即是。一提到“古籍”，很多人观念中只有传世古籍，这是不全面的。出土古籍是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更早更真实的古籍，绝不可忽视。出土古籍可分为广义的古籍和狭义的古籍。广义的古籍包括一切出土文字记载，狭义的古籍指达到一定字数规模、有思想性和知识性的著作。本文所指的出土古籍主要是狭义的出土古籍，也包括部分广义的出土古籍。20世纪70年代以来，山川呈瑞，地不爱宝，地下出土的古籍如井喷式面世，让人应接不暇，尤其是近些年越出越多的战国楚简和秦汉简，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以往不见的古籍和传世古籍更早的文本。出土古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史料”和“语料”，颠覆或纠正了我们以往很多传统的观念和认识，使诸多学科不得不相应改变自己，对以往的很多结论做出修正和改写。毫不夸张地说，目前在从商代到汉代这一时段的研究中，无论是关乎历史、语言，还是涉及思想、文化，出土古籍都成了与传世古籍并重的基本资料，有些情况下甚至比传世古籍还重要。传世古籍和出土古籍犹如车之两轮或鸟之两翼，在研究中缺一不可，不能偏废。与传世古籍相比，出土古籍有如下一些优点。第一，传世古籍浩如烟海，但难以再有大的增加，而出土古籍尚有许多埋在地下。第二，传世古籍经过历代汏选，或经历代传抄翻刻，已经佚失很多，也累积了很多错讹，而出土古籍有很多是埋藏时代的记录，或流传时间短，因此保真度高。第三，传世早期古籍记载的大都是帝王将相、豪族贵胄的事迹，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内容偏少，而出土古籍中这类“小传统”的内容很多，可弥补这一缺憾。第四，传世古籍有许多是后人回忆和追记的，不免带有“逆溯的误差”，而出土古籍有很多是当时的记录，或文本流传时间短，尚未或较少掺入后人的思想观念。第五，传世早期古籍基本都有汉唐人的注释，有的词汇或语句还被翻译转换成汉唐时代的语言，但汉唐人一样会误解误读古籍。虽然出土古籍中那些不见后世传本的古籍没有汉唐古注可以依傍，但正因如此，反倒可以不受汉唐人误解误读的误导，从而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理解。出土古籍的整理首先，关于出土古籍的整理，目前有一项重要工作应该引起重视，那就是出土古籍整理各种规范和标准的建立。与相对简单的传世古籍整理规范和标准相比，出土古籍的整理规范和标准非常复杂。出土古籍的整理规范和标准包括出土古籍在遗址中的摄影、拍照、提取、包装、运送，室内的清洗、去锈、去垢、去霉斑等，还包括室内拍照、X光或红外线拍照，以及字形的提取和摹写、文本释文的释写隶定和各种符号的使用，等等。这是一项前与考古发掘相衔接、后与文物保护相承继的系统工程，每一项工作都至关重要。由于出土古籍所依附的物质品类不一，主要有骨、铜、玉、石、陶、木、帛的不同，每一类物质都需要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所以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就更为烦难。历史上因缺乏出土古籍的整理规范和标准，从在遗址中对出土古籍的提取就开始犯错并造成很多遗憾和损失的事，屡有发生。所以，必须在新技术的支撑下，通过制定和建立出土古籍的整理规范和标准，使得整理有规范可依、有标准可循，从而减少这类遗憾和损失。出土古籍整理规范和标准的建立，与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随着摄影、照相、文物保护等各种技术的提升，这一规范和标准也应变成动态的、可以适时更新的规范和标准。2021年启动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就设置了与出土古籍整理规范和标准的建立相关的研究课题。其次，在历代传世古籍中，有的因流传时间久，会造成很多错讹、误解、误释，需要加以规范和统一，于是就出现了由国家或皇帝指定的所谓“御定”“御选”“御订”一类定本。虽然这些定本也不见得是最好的，有些定本还因被指定而流行，从而出现定于一尊、湮灭其他版本和解释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从减少错讹、确定正解、避免以讹传讹和消除因众说纷杂以致读者无所适从的角度讲，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出土古籍同传世古籍一样，也需要在一段时间的整理研究后，及时推出可以适时更新的定本。这些定本会为出土古籍的编辑、出版、传播和应用提供极大的便利。尤其当出土古籍收入大型的古籍丛书时，就更应该保证其定本的权威性。再次，古籍的数字化和公益化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我们只能顺流乘势，不能逆流阻遏。这方面的工作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在目前大数据、云平台的技术形势下，要尽量避免短小细碎的数据库建设和各自为战的重复数字化工程，要有顶层设计和长远考虑；二是因资金的限制，大型数字化工程必须有国家层面和社会公益捐赠等资金的持续支持，才能保证初期规模、后续养护更新和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三是古籍数字化需要增加科技含量，不能再停留在简单的检索层面，必须进一步智能化。以出土古籍为例，数字化既要有关于文本和文本所依附的物质的各种核心信息和附加信息，还要有研究史上积累的所有成果的要素智能检索，最好还能做到在人工智能和机器自我学习基础上的超出显性信息的隐性信息检索。出土古籍的出版党和政府的重视及社会的关注，加上地下出土古籍的层出不穷，两方面的合力迎来了出土古籍整理研究的热潮。伴随这一热潮，近年出土古籍的出版也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有的出版社关于出土古籍的选题和出版物所占比例逐年提高，有的出版社还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编辑室并引进了专业编辑人才。不过，从全国总的情况看，目前能够出版出土古籍的出版社还太少，熟悉相关专业的编辑严重缺乏。这造成个别有能力出版出土古籍的出版社相关选题积压，编审和出版周期延长，极大地阻碍了出土古籍的整理研究和传播利用，已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启动和部分高校“古文字”强基班的设立，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本、进课堂、进校园”活动的展开，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有可观的出版资助和社会需求为出土古籍的出版带来机遇。在此建议有能力的出版社要提前布局，尽早“预流”，争取在出土古籍的出版上占得先机。出土古籍的出版必须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多地保留古人留下的所有信息”。有些信息在现今的技术水平下可能暂时没用，但很可能在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后派上用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高标准采集并保留信息，打好“提前量”。随着照相、印刷等技术的不断提升，出土古籍的研究对材料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对出土古籍的出版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许。如最新的甲骨著录书，要求拓本、摹本、彩照全具备，最好要有“六面照”甚至“十面照”；青铜器不光要有著录信息，最好还要有如金相检验、器内残留物、器底残留物、器表包裹残留物等附加信息，铭文最好有X光照片；竹木简要有背面照片和红外照片；玺印要有泥蜕和印面的高清放大彩照等。出土古籍的出版比一般出版物要烦难，对编辑的要求也更高。有时会因成本与保存的信息多少之间，准确、清晰与美观之间的矛盾而左右为难。前者如简帛类文字编最好以彩色形式呈现，但全彩印刷成本过高，出版社会有顾虑；后者如文本中的古文字字形有些因结构复杂特殊需要放大，这样就会造成行款混乱，看上去不美观。从研究者和使用者的角度看，当然是宁可成本高，也要选择全彩印刷；即使牺牲美观，也要保证字形的准确和清晰。对待出土古籍出版时的材料处理办法，也有两种冲突的理念，一种是“出旧如旧”的想法，另一种是“一切为了便于研究和使用”的原则。在这方面，笔者是认可后一原则的。如为了按简的原大小设计开本，造成使用的不便，或为了保留原帛的模样，出版的书图版晦暗、文字显示不清等，就都属于不便于研究和使用而需改变做法的例子。当今社会获得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出版社也不能总是停留在出版纸质书上，还要不断探索出版新形式，以适应新技术形势下读者和使用者不断更新的需求。出土古籍的出版，也可以继续采用纸质书与光盘搭配、纸质书与电子本相配合等形式，或是出版高仿实物古籍，如甲骨、竹木简牍等，甚至可以在技术成熟之后，及时引入三维扫描、3D打印技术开发网上收费三维图像和出版3D实物古籍。出土古籍的应用要进一步深入挖掘蕴藏在出土古籍中的历史经验、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取其精华、熔铸提炼，结合当前形势予以解说和阐释，为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具体鲜活的例证。出土古籍体裁众多、内涵丰富，有很多既能体现传统积淀又富有现实意义的论述，如古人对宇宙的认识、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论述、对道德培育与人格养成的解说，在今天都具有启示意义。再如出土古籍中有关保护环境、反腐倡廉、治国理政等内容，与当前形势联系紧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还如出土古籍中的大量医籍，涉及古人的医学理论和哲学观念，包括非常多的治病药方，更是具有实用价值。深入发掘蕴藏在出土古籍中的历史经验、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工作是可持续发展的课题，需要一直坚持做下去。出土古籍虽然重要，但是因学科壁垒造成的相关学科不能妥善利用出土古籍成果的现象仍然存在，社会大众对出土古籍的了解还很浅显，出土古籍的跨文化交流和国际推广工作做得也很不够。今后，出土古籍的整理出版需要强调三个面向：一是面向相关学科，二是面向社会大众，三是面向国际。所谓面向相关学科，就是要在相关学科能更好地利用出土古籍上做文章，多出版出土古籍的简本、选本和白文本；所谓面向社会大众，就是要把出土古籍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编辑各种面向中小学学生和中等文化水平读者的初级教材或趣味读物；所谓面向国际，就是要把出土古籍中的精华编译成外语，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相配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绍传播到世界。记录出土古籍的载体——古代汉字，是世界上自源文字中唯一有序流传至今的图形示意符号系统，不仅蕴意深厚，而且富有美感。我们必须深入发掘其艺术价值，不断提炼其艺术元素，通过各种平面和立体设计，借助各种文创产品，让这一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和艺术追求的传统文化结晶绽放出更加美丽绚烂的色彩。END（作者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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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民主的本质与核心，生动实践了“人民始终在场”这一民主政治发展的真谛。它根植于我国的历史和国情实际，既带有深深的中国式民主政治的烙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根植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近代以来，为了救中国，革命先烈、民族精英、饱学之士纷纷游历欧美探求真理，以图为国家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而先后尝试过的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无一例外都因水土不服以失败告终。在长期的探索和抗争中，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并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不能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百年来，正是中国共产党高举人民民主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在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近代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保国民经济命脉系于人民手中，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从根本上保证了民主服务于人民而非资本，避免了西方国家人民形式有权而实质无权、表面“民主”实则“金主”的弊病。党领导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道路，先后创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以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基层民主自治，不断发展党内民主，形成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互动发展的民主发展路径。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越来越健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加丰富多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全过程人民民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深厚思想底蕴。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积淀涌现出众多原始朴素的民主思想，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民选思想，“和谐共处，协和万邦”的和谐思想等，都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在民主实践中，国家层面有围绕国家大事征询问计的廷议、谏议制度，基层则孕育了乡贤宗族治理的基层自治传统，宗族长老和乡党贤达围绕本地公共事务和民事纠纷进行协商议事，蕴含平息邻里纠纷、协调利益矛盾、维护一方安宁的和谐共治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性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立足当代政治实践守正创新，创设出协商民主这一独特的中国式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坚持以人为本理念，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精髓。在实践中，协商民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在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对重大问题进行充分协商，协同多方诉求、汇总不同意见、推进各界沟通，有利于达成社会共识。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协商民主的形式更加丰富、体系愈发完备、制度化建设不断推进，保证了人民在公序良俗法治下的充分交流，保障了党的领导下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仅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更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生机永续的现实写照。民主含量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者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2）。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P27—P45责任编辑：李潇潇

陈全方、陈馨在《收藏》2006年第1期发表了《新见商周青铜器瑰宝》一文，公布了2005年在上海举办的“海外回流青铜器观摩研讨会”上展出的16件青铜器，其中7件有铭文。随文刊载了器形照片与铭文拓本，同时也隶写了铭文。吴镇烽《器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吴振武《试释西周簋铭文中的“馨”字》（《文物》2006年第11期）对其中的器铭文作了进一步考释。李学勤指出，伯诸器铭文简直可以视为礼书。为何以天子之礼祭祀为了便于讨论该铭文涉及的礼制，引录可视为礼书的伯簋盖铭文于下：肇作朕文考甲公宝彝，其日夙夕用厥馨香敦祀于厥百神，无不鼎肆蓬馨香，则登于上下，用匄百福万年，欲兹百姓无不郁临烟鲁，孙孙子其万年永宝用兹彝，其世毋忘。此为综合诸家研究结果，用通行的文字写定的释文。器铭云：“伯作甲公宝尊彝，孙孙子子其万年用。”器主人在盖铭中自称，在器铭中自称伯，为了与所作另一簋相区别，诸家皆将此器称为伯簋。伯制作祭祀其父的礼器，是为了向神明报告受命得赐的荣幸，其他器铭可为旁证。盘、盉铭记载了周王因“皇尹周师右，告于王”，在师爯父宫册命伯，于是为文祖戊公作器；簋铭记载了周王因“皇尹周师右，告于王”，又在康大室册命伯，于是为文考甲公作器。前述伯簋铭言“作朕文考甲公宝彝”，可证其簋亦是因受命得赐而为祭祀其父所作礼器。伯既称周师是其皇尹，可知伯是其属下。周师是引介伯于周王的人物，受爵例不过大夫，则伯之爵当是士，因前后两次受命，又可断伯是再命之士。《礼记·祭法》云“官师一庙”，郑注云“官师，中士、下士”，伯身为再命中士得以立一庙而器铭或言为祖作器，或言为父作器，表明是祖祢共庙，又可据以推断其身份是继祖的小宗宗主，其祖则是从大宗之统中别出的庶子。朱凤瀚在《卫簋与伯诸器》（《南开学报》2008年第6期）一文中，公布了私人收藏的两件卫簋，分别题为卫簋甲、卫簋乙，可与伯诸器相提并论。李学勤曾目验过卫簋，在《关于伯器的补记》中隶写了释文，引之如下：唯八月既生霸庚寅，王格于康大室。卫曰：朕皇尹仲侃父右，告卫于王，王锡卫佩、巿朱亢、金车金柅。曰：“用事。”卫拜稽首，对扬王休。卫用肇作朕文考甲公宝彝，其日夙夕用厥馨香典祀于厥百神，无不则肆蓬馨香，则登于上下，用匄百福万年，欲兹百姓无不烟鲁，孙孙子子其万年永宝用兹王休，日引勿替，世毋忘。该文同时还指出，以此铭与伯簋铭相校，彼铭中的“鼎”字当是“则”字的省脱，应从朱凤瀚之说训为“常”。经过诸家的研究，形成了许多共识：上述诸器皆制作于西周中期，伯与卫祭祀的对象同是甲公，则卫当是伯之弟；铭文所言馨香是以燔燎之法祭祀宗庙的情形，反映了周人尚臭的观念。然而合观二器铭文，以周礼的观点审视器与铭，仍有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以燔燎之馨香祭祀天神、地示、人鬼，是周初以来天子所行之礼。西周甲骨H11:30号辞云：“王于□，其尞于淲。”依陈全方等《西周甲文注》（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解释，此辞大意是说，“周王往□地，将在淲燔燎祭天”。西周铜器铭文亦见周王燎祭的记载，如保员簋铭文云：“唯王既燎，厥伐东夷”，墉伯捱铭文云：“唯王伐逨鱼，征伐淖黑，至，燎于宗周”。凡此皆可证燎祭是天子所行之礼。至于燔燎为祭的方法，文献亦有记载。《诗经·生民》云：“诞我祀如何？……取萧祭脂”，依郑笺的解释，此述后稷祭天时，取来萧草与祭牲之脂同烧，以馨香之气感神。《礼记·郊特牲》云：“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膻芗”，郑注谓此所述是天子、诸侯之礼。根据沈文倬《宗周岁时祭考实》（《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解释，萧草合黍稷同烧时，名曰馨香，飘浮于室内；至于俎簋置于席前时，取萧草合祭牲之脂同烧，名曰膻芗，飘浮于户外。《诗经·楚茨》描述馨香飘浮于室内外的情形云：“苾芬孝祀，神嗜饮食”，《信南山》亦云：“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皆与伯簋、卫簋铭文所言“无不则肆蓬馨香，则登于上下”的情形相合，可证铭文所记是燔燎萧草与黍稷、脂膏以祭的情形，属于天子之礼。《仪礼·特牲馈食礼》记载了列士祭祀宗庙的礼典，不见燔燎裹于萧草的黍稷、脂膏以馨香飨神的仪节。据此而言，列士祭祀宗庙不用燔燎之法而以馈食之法行礼。伯与卫身为仕于周王朝的列士，祭祀宗庙不用列士的馈食之法而用天子的燔燎之法，与周礼的规定不合。依宗法制度的规定，君统中别出的公子、大宗之统中别出的庶子、小宗之统中不继祢的庶子，皆没有祭祀宗庙的权限，更不能自立祖考之庙，宗子祭祀宗庙时，公子、庶子仅有前去助祭的义务，因为宗法的本质是以弟宗兄。《礼记·丧服小记》云“庶子不祭祢者，明其宗也”，据汉唐以来的注疏，此记在于说明宗统之所在以及敬宗之义，假如兄弟二人，一嫡一庶而皆是中下之士，嫡子得以立一庙祭祢或祖祢共祭，庶子身为中下之士也不得立庙，嫡子主祭，庶子助祭，以明宗有所在。清代学者程瑶田在《宗法小记》中指出：“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统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卫身为伯之弟，明是庶子，竟也制作礼器祭祀其父，不以宗道事兄，与周礼的宗法制度不合。凡庶子不以宗道事兄而自主礼事以祭祀其父，以周礼而言，皆属于淫祀。《礼记·曲礼下》对此说明：“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综上所述，伯用天子之礼祭祀，其弟卫亦作器祭父，是僭上的违礼行为、非其所祭而祭之的淫祀，还是别有原因，诸家的研究皆未论及。朱凤瀚在其文中因伯、卫在铭文中称其祖是戊公，称其父是甲公，祖考皆以日名为称，推测伯与卫是殷商遗民，则是颇有启发意义的判断。反映殷人所守之礼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就有殷商遗民主动前往宗周，臣服于天子而仕于王朝，微氏家族的有铭铜器可以为证。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出土铜器103件，74件有铭文，绝大多数属于微氏家族中折、丰、墙、四代所作铜器。据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微氏家族本是殷人微子启的后裔，其高祖原居微国，其烈祖是微国史官，周武王克商后，入周见武王，因而仕于周王朝，担任史官。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之后，又将居住于殷商旧地的居民迁往各地，据刘起釪《周初八〈诰〉中所见周人控制殷人的各种措施》（《殷都学刊》1988年第4期），今陕西境内就被迁来了大量殷商遗民。因此，西周王朝自建立之初，就有大量主动或被动从殷商旧地迁徙到宗周之地的殷商遗民。据以推断伯与卫皆是殷人后裔，有真实的历史事实可以为据。《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既言殷人尊神，则殷人以神称其祭祀的人鬼，固在情理之中。微氏家族的后裔微为祭祀祖考作簋而在铭文中言“敦祀大神”，为祭祀高祖、亚祖、文考作钟而在铭文中言“用追孝、敦祀、卲各乐大神”，皆以大神指称祖考，即是显例之一。实际上，以“大神”指称列祖先考，如同卜辞中以“大示”指称集合的庙主，反映了殷人以一语概括诸多神明的观念。伯与卫在铭中以百神指称受祭的人鬼，百神犹如大神，皆是神其人鬼的称呼，亦体现了殷人的观念。微是殷商后裔而称其祖考为大神，可据以推断伯与卫称其祖考为百神当也是殷商后裔。通检《殷周金文集成》与《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以大神指称祖考，仅见于微所作之器，以百神指称受祭的对象，除见于钟铭文外，仅见于西周早期的宁簋盖铭文。钟又称宗周钟，是周厉王所作之器，因其是天子，固可以百神称天神、地示、人鬼，暂置不论。宁簋主人言“作乙考尊簋”，用日名称其父而以百神代之，本是殷人的习惯，则宁或亦是殷商遗民。因此，由百神、大神之称极少见于铭文，可证器主人若在铭文中以百神、大神代其祖考，必是少数仕于西周王朝的殷商遗民。既然可以推断伯与卫是仕于西周王朝的殷人后裔，就不能从周礼的角度看待伯与卫制作有铭礼器祭祀祖考的行为。实际上，伯簋与卫簋铭文反映的礼制并不是僭礼、淫祀，而是仕于周王朝的殷人所守之礼。殷商民族运用燔燎之法以燔燎之法祭祀祖考，并不是周人的创新，而是殷商民族早已在祀典中运用的祭祀方法之一。甲骨卜辞屡见殷人以燔燎之法行礼的记载：来辛亥，燎于王亥二十牛。（《合集》1403）癸卯，贞其侑于高祖，燎六牛。（《合集》32302）丁巳卜，侑燎于父丁百犬、百豕、卯百牛。（《合集》32674）甲午，贞大御自上甲六大示，燎六小，卯九牛。（《屯南》1138）丁亥卜，求黄尹，燎二豕二羊，卯六牛。（《怀特》0899）赵诚在《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中指出，燎在卜辞中用作动词为焚烧祭牲之义。从上引卜辞来看，商王祭祀先公、先王、旧臣时皆是以燔燎牲牢的方法行礼，而所行之礼或是特祭，或是合祭。合祭上甲六大示，则有主示与配示之分。所谓六示，指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六位直系先王的神主。祭日在甲日，主示是上甲，其他五示则是配示。（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殷人的祀典中，献牲于神，焚烧为祭，则卜辞所言燔燎就是御祭、侑祭、求祭等各种祀典上的用牲之法。燔燎既是用牲之法，则商王以下各个阶层的各种祭祀典礼皆可用之，不同之处仅在于燔燎的牲牢视祭祀对象的亲疏贵贱而有多寡之分。需要说明的是，殷礼祭祀先公、先王、旧臣，周礼祭祀己之祖考，虽皆可用燔燎之法行礼，但仍有显著的区别。殷礼的燔燎是以焚烧牲牢感动神明，周礼的燔燎则是以萧草合黍稷、脂膏同烧的馨香、膻芗歆飨神明。伯与卫是殷商后裔，用燔燎之法行礼，属于守其传统而非僭上。然而从伯簋、卫簋铭文对礼典的记载来看，不是直接焚烧牲牢而是燔燎裹于萧草的黍稷、脂膏，所以才有“用厥馨香典祀于厥百神”的情形。伯与卫之所以混用殷礼与周礼，当是殷商后裔仕于西周王朝，既守其传统，又染于周礼，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变礼。殷人的继统法是兄终弟及，商末才强调立嫡。长期实行兄终弟及，衍生的宗法是庶子继祢而不宗兄，导致了嫡庶观念淡漠。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中指出：“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是未尝有嫡庶之别也。此不独王朝之制，诸侯以下亦然。”据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文史哲》1975年第11期）、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殷人并非完全没有嫡庶之别。总而言之，自契以来，殷人实行的继统法是兄终弟及，无弟可传时方传位于子。兄终弟及既是殷人践行的礼制，则其宗法制度当是君统中别出的公子、大宗之统中别出的庶子、小宗之统中不继祢的庶子，皆不宗兄而继祢。正因为殷礼的宗法是继祢而不宗兄，所以伯之弟卫作为庶子，不因自卑而远别于尊统，亦为其父制作礼器而用于祭祀。实际上，卫制作礼器祭祀其父，正反映了殷礼的特点而非周礼所谓的淫祀。伯与其弟仕于西周中期的王朝，正当礼乐文明的极盛之时，不能不受周礼的影响与约束，作器铸铭记册命之礼而言对扬王休，又立宗庙以为祖、为父所作之器祭祀祖考。凡此皆可见贵贵、尊尊、亲亲之义，体现了周礼的精神实质。然而祭祀祖考时不用周礼的馈食之法而用殷礼的燔燎之法，坚守殷礼固有的传统，不仅庶子公然作器置于庙中用于祭祀己父以见继祢而不宗兄，而且嫡庶作器还公然将殷礼的威仪铸于铭文以为行礼的准则，祭祀时与前来助祭的宾客、兄弟以燔燎之馨香共同歆飨百神，又体现了殷遗所守之礼的特点。因此，伯簋与卫簋铭文透露了西周时代的礼乐文明默许殷商后裔以其所守之礼祭祀宗庙，既不以周礼责人，亦不夺人之正礼的宽容精神。（作者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意义之网作者蒋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20043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