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与学林】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7期P19—P20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2期
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关键是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吴玉章位居20世纪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前列,不仅见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崛起和主流化,更从史学理论阐发、史学研究领域拓展、历史教育等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建构作出先行性的探索,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以历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的根魂,对知识体系建构发挥理论遵循作用。五四运动前后,吴玉章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逐渐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他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此后,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一系列有关历史本体和史学研究的认识,推动唯物史观中国化,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指导。
“何为历史”是史学家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吴玉章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这一本源性的问题。以联系、运动和发展为特征,以生产力发展为动力,以劳动人民为主体,以阶级斗争为本质的历史本体论,构成了吴玉章史学思想的基础。由这一历史本体论所决定,吴玉章回答了历史学的指导理论、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目的、现实功用等基本理论问题。为发挥历史研究的功用,吴玉章坚持哲学思维和科学理论,在方法论上为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指明路径。这就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重要原则: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写出真正的信史,既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又要占有大量历史材料并进行严格审查。
吴玉章将考察经济因素作为分析历史的进路。从经济基础的变动说明社会历史的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点。吴玉章将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作为观察历史的原则。以历史规律的共性为前提,他主张结合具体实际,把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此外,他还尤其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珍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生成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这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共性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说明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这是当时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有的理论自觉。
吴玉章主张将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联系性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尺度。在他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的纵向演进与横向普遍联系的过程。一切历史问题的因果源流都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要以历史的连续性和联系性为标准。吴玉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历史本体和历史研究理论、方法的相关论述,构成其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思想因子和理论支持。
吴玉章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投身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史分期、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开拓中国革命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发表一些颇具影响的观点和著述,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
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关系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走向何处去,也是吴玉章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开端。伴随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吴玉章将研究目光从中国古代史转移到中国近现代史,把中国革命史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
吴玉章从阶段分期入手,著书立说,着力构建中国革命史研究框架。与同时期的革命史著作相比,他对中国革命史阶段的划分遵循两条线索:一是把中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进程,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依据,将国际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以及它们对中国侵略的具体体现作为分期的重要参照;二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把握中国革命的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性质,以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为依据,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力量和斗争形式的演变作为分期的重要标准。
吴玉章进而讨论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性质、线索和关节点。从整个20世纪的长时段、世界革命的宽视野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多维度概括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吴玉章无疑走在时代前列。他更是身体力行,利用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双重独特身份,开辟辛亥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园地,强烈的理论方法意识是吴玉章中国革命史著述的鲜明特点。
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主调,也是吴玉章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基于从历史寻求现实答案的要求,吴玉章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将研究目光转向中国历史。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事业所需,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播种、发芽、成长、开花、结果而努力。
吴玉章是一位热心于历史教育的史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富有声望的革命家、教育家、史学家,他担任新史学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指导历史研究、办学治校的教育实践中,围绕进行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怎样进行历史教育等根本问题,形成历史教育思想,指导历史学科建设,培养史学专门人才,推动新中国历史教育事业革故鼎新。
吴玉章的历史教育思想主要是倡议新历史观,探讨历史教育的性质与功能、形式与方法。这些学术思想对历史教学实践、教材编撰、知识普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办学治校的过程中,践行历史教育理念,推动新中国历史学科建设。在吴玉章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初步形成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教研室、研究所、学系为建制,以何干之、尚钺、李新、胡华、戴逸、彭明、李文海等老中青教师为骨干,在历史时段上涵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在内的历史学学科体系,为新中国历史教育的起步和发展探索新路。
吴玉章重视新中国历史学教研队伍建设,热情指导和悉心培养历史学者,为历史教育储备青年人才。在他的指导和提携下,这些史学人才后来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清史等专门学科的开创者,中国人民大学初步形成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教研队伍,成为新中国历史学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力量。
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系统工程,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述活动和学术建树无疑具有历史性的奠基之力。吴玉章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囿于历史与时代的条件所限,吴玉章的史学研究难以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其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亦有可商榷之处。然而,任何一门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学者造就的学术史的累积。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遮盖吴玉章史学思想遗产的当代价值。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而言,吴玉章的史学理论阐发、史学领域拓展和史学教育实践蕴含着丰富的知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首先,以唯物史观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理论指导。信奉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科学,是吴玉章史学思想的最大遗产。吴玉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自觉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分析和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注重理论教育与历史教育相结合,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
其次,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践行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学科使命,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注入内生动力。从中国出发研究中国历史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是吴玉章史学思想的重要遗产。
最后,以发展历史教育助力新中国史学革故鼎新,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奠定学科根基。历史教育在吴玉章史学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