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基本价值取向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从物质基础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强调现代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极为重视对外开放；从现代化各方面内容推进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十分重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建设；从底线思维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十分重视系统性社会风险的防范。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具有如是鲜明特征：强烈的实践性品格；鲜明的与时俱进品格；有效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方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  现代化  市场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作者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8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P21—P38

责任编辑：李潇潇 王志强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舍此，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余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人民获得幸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舍此，并无其他任何选项。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舍此，不存在其他任何替代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舍此，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同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并根据世界现代化发展变化的时代条件，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化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提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它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社会基本内容亦即“现代性”基本内容的认知和发展，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现代化具体道路亦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知和创新，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缺一不可。

显然，对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丰富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助于丰富和深化现代化理论，而且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中国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如此之重要，因而理应成为理论界所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主要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从中国共产党建党至新中国成立。在这一时期，中国面临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主义以及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其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得以正常推进。尽管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许多仁人志士就已经提出了一些现代化的观点和构想，如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就曾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得以形成的一个历史源头，但从总体上看，当时的中国不具备自主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条件，因而也就难以形成完整、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现代化建设的正常推进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必要条件，即自身必须拥有现代化建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当时的中国不具备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民族独立。汤因比指出，对于一个社会共同体来说，“失却自决能力的现象乃是衰落的最后标志”。外国列强的打压，使得中国失去独立自主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可能性：国家主权的丧失，使得中国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缺少基本的保护；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中国失去了基本的元气；外国列强商品在中国的倾销以及外国列强资本在中国的全面进驻垄断，直接封杀了中国现代民族工业的生长空间。这一切表明，“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外国列强打压同时并存的，还有本国封建主义以及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对本国人民的掠夺和压迫，这使得中国现代化的成长既缺少必要的资本积累，也没有安全的保障。凡此种种，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的那样，“中国之经济力，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之下，永无独立及充分发展之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指出，中国当时的时代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历经多年的奋斗和牺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了民族独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由此，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建设终于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样一个必要的条件。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明确提出了现代化问题。毛泽东于1953年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决议认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3年，周恩来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1964年，周恩来再次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自此，“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开始流行起来。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要的基础性成就，如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铲除，社会平等的大规模推进，大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建设，科学技术体系的建设等。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并为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推进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经验和物质基础。“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当时人们对于现代化认识的最大不足之处，就在于由于经验的匮乏，没有将现代化建设当成时代的中心任务来看待，以至于出现一些失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特别是“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至今。在这一时期，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伴随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规律认识的日益深入，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现代化观。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形成大致有这样几个标志。一是把现代化建设作为时代的中心任务来看待。只有把现代化建设作为时代的中心任务，方能从根本上保证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不偏离正确的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今后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的报告均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成时代的中心任务来看待，并据此作出相应的部署。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党更加重视现代化建设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我们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日趋全面、系统。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内容的认知已经远远不是片面地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保持一种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三是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明确设定。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影响深远。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明确设定，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具有了可行性和可预期的特征。

二、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基本内容

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现代化思想、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状况，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遵循，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现代生产力、经济全球化、协调发展以及规避社会风险等多个重要维度，科学地解释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谁”“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推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不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认知，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观点。

第一，从基本价值取向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基本价值取向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现代化建设当中起着必不可少的“定向”作用，以此保证现代化建设不偏离以人为本的轨道，避免工具理性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化情形的发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当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取向居于“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位置。马克思指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恩格斯也指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要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初心”是一切为了中国人民，要使中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过上幸福的生活。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更是极为重视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生活品位”。

相比之下，许多欧美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阶段，无视人民基本生活状况，放任资本逻辑的任意蔓延。不加约束的资本“是一种自我运动的主体，在为生产而生产、为持续而持续的过程中，资本实现了对人们的抽象强制和约束”。无视现代化建设的“人本”定向，只是把人视为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至上的逻辑就必然会严重损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人”的基本尊严和切身利益。“这个图利动机所推动的机制，在效能上来说，只有历史上宗教狂热所激发出来的最剧烈暴乱可以与之比拟。”“全人类都深受它的影响。”

正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引导之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成功地规避了资本至上的隐患，中国民众在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一，政府持续大幅度增加在民生方面的财政投入。例如，2000年，中国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约为2179.52亿元，至2020年则增至36359.94亿元。其二，中国的基本民生事业得到了全面推进。这主要表现在：保障民生的种类明显增多；保障民生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保障民生的标准在不断提高。其三，脱贫攻坚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的杰出成就，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其四，中国民众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升。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134元，2020年则分别增至43834元和17131元。

第二，从物质基础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强调现代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取向只有在发达的现代生产力基础之上方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离开了发达的现代生产力这样一个必需的物质基础，现代化基本价值取向的实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陷入乌托邦的境地。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继承了这一基本观点，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其中，有关市场经济、科学技术这两个方面的论述十分典型。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经济的基石。

生产要素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方能实现最有效的配置。习近平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看，市场经济能够通过价格信号，调剂各个生产部门所需生产要素的聚合及退出，求得供需关系的平衡。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看，市场经济能够“通过厂家、相关组织以及相关人员之间充分且公平的竞争，实现产品成本的最小化、产品效益的最大化以及生产过程本身效率的最大化。”相比之下，带有行政命令色彩、缺少竞争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则无此优势，因而只能形成低效率的经济生产，无法支撑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

市场经济能够充分激发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市场经济当属初次分配领域。公平的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社会成员具体付出与具体获得两者恰当匹配的规则。据此，市场经济能够将每一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改善与其具体努力状况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多贡献者多得，少贡献者少得。这样一来，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就能够被大幅度、大面积地激活，进而形成现代化建设最为基本的内生动力。

市场经济还是实现“共建”的重要途径。这一点有时容易被人们忽视。“共享”并不意味着一些人的基本生活应当通过另一些人的无偿劳动来供养，而是通过每一个没有失去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努力付出来实现的。习近平指出，“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就此而言，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其工作机会以及相应的具体所得不可能通过政府的计划指令来得到，而必须通过市场去寻找和努力。这样看来，市场经济是人们通过共建来实现共享的必不可少的场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使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推动了中国国有经济的升级换代，更是催生并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对此，习近平做了如是归纳：“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今已经不能想象在缺少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

其次，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

马克思指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二战之后，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科学技术本身的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顺应这一历史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思想并有所发展。邓小平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习近平更是系统、科学地论述了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将之视为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前途命运的大事情。习近平指出，“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

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有机构“对全球138个前沿学科领域进行了考察与比较，结果显示，美国在82个研究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在32个研究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日益重要的推动作用。2018年，中国的高技术产品额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为31.4%，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20.2%和22.3%的水平。这些进步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并予以全力推动。

第三，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极为重视对外开放，重视对于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学习、借鉴和包容。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经济的全球化愈益成为人类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当中。对外开放对于一个国家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对其现代化建设形成一种正向的压力，激发其自身动能的生成和释放；能够使其现代化建设获取必要的资源；能够使其现代化建设形成比较优势；能够使其现代化建设获得一种必不可少的参照借鉴，用以反思并更新其自身。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外开放问题，将之视为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甚至是事关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从中国未来前途的高度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习近平也同样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指出，“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通过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对于中国来说，能够“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提出，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理解对外开放的意义。“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说，这样的一种高度，不仅指出了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必然性，而且也指出了经济全球化更高阶段上国家之间互惠互利、可持续交往的应然样式，体现出中国对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关切和担当。这种认知，从根本上与强权的殖民主义、与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外开放以及民族独立解放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在这样一种对外开放理论的引导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更是迈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2020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当中的占比为13.1%，外汇储备在世界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为25.0%，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当中的占比为18.0%，这三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的位次；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当中的占比为15.0%，居世界第二的位次。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就最近20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言，中国比西方的民主国家更好地把握了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这样说，没有成功的对外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取得目前这样的巨大成就。

第四，从现代化各方面内容推进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十分重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建设。

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现代化建设必须是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比之相对简单、“同质化”的传统社会，在现代生产力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必然会越来越细致，社会共同体必然会生发出大量的“异质性”成分，社会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必然会日益增强，整个社会共同体必然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化的情状。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以及各种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情形必然会日益凸显。恩格斯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受种种客观因素以及认知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在其现代化早期阶段都曾出现过度看重经济增长而轻视非经济因素发展的痼疾。虽然从某一时段来看，单方面的经济高速推进会带来财富的高速增长，但长远看，单方面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形成许多严重的负面效应。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现代化建设的必然性。一方面是现代化建设自身的客观规律使然。胡锦涛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另一方面是人民的需要使然。习近平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提出“五大建设”的现代化历史任务，即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环境这样五个基本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现代化建设观点的引导下，如今中国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出一种共同发展的情状，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这种情形更加明显，多个曾经的现代化短板被弥补。

第五，从底线思维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十分重视系统性社会风险的防范。

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会面临众多社会风险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要更多更大。习近平指出，“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之所以这样说，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的位置。而庞大的经济体量一旦失控，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量的风险因素。其二，社会各个群体的各种利益诉求交织在一起。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应当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由此也会造成大量的社会纠纷、矛盾和冲突。其三，对外开放的大面积推进，既给中国带来大量的机遇，但同时也会使国际上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风险大面积地传递到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形成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其四，中国较快地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应当看到，互联网具有明显的“双刃剑”效应。习近平指出，“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我们当然也不例外。”一旦应对不当，互联网对于社会风险的迅速传递、积累和扩散会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会面临大量的社会风险；而且，这些社会风险容易叠加交织在一起。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对于这些社会风险如若应对失当，则必然会妨碍社会的安全运行，阻碍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顺利推进。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十分重视社会风险尤其是严重社会风险的有效规避及应对。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一定要具有防范风险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凡事要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做到有备无患。”其二，一定要有效规避严重的社会风险。邓小平指出，“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习近平指出，“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颠覆性失误，现代化进程就会遭受严重挫折。其三，要做好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的种种安排。“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中国共产党防范系统性社会风险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完善和重要发展。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防范系统性社会风险思想的引导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获得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安全环境。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可以发现，在同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当中，中国在抵御社会风险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属罕见。

三、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鲜明特征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化观。这样一个实践过程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具有鲜明的特征。

第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

中国共产党是肩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样一种强烈历史使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学术”观点，而是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为了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最为重要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无休止的探讨和争论，不可能“坐而论道”，而必须在解决种种现实矛盾和问题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必须让现代化的理论不断地变成现代化的现实成果。由此，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便具有了一种强烈的实践性品格。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发端。这场大讨论使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拥有了一个坚实的“实践性”原点，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这种实践性品格，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够始终扎根于中国国情的现实土壤当中而稳步推进。相比之下，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主义曾经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实践性品格主要表现在：其一，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十分突出，注重“有的放矢”并且是富有成效地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指出：“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改革攻坚要有正确方法，坚持创新思维，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变革创新。”其二，系统的规划。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稳步、可持续地渐次推进，中国共产党将现代化建设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系统性的角度，基于自身的基本价值取向（“初心”），遵循现代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对之予以系统地规划和有步骤地渐次推进。既有宏观战略层面上的长远规划，也有中观层面上的中近期规划以及微观层面上的具体规划；既有国家层面的规划，也有区域层面的规划。这种规划前后接续，有助于减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摇摆性以及降低相关成本，使之能够一以贯之地持续推进。其三，必要的纠错机制。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现代化发展中难免存在各种问题。关键在于，对于错误能否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纠错意识和强大的纠错能力。习近平指出，“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其四，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得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执行能力。一旦形成了科学、可行的现代化规划目标，中国共产党便会动员一切必要的社会力量和相关的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行之有效地去完成。这是许多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显然，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这种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牢牢立足于中国的本土当中，具有很强的“扎根性”特征。如是，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够伴随着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而得以有效、可持续地推进，而且能够从一个重要层面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可控性，减少不确定性因素的负面影响，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出现，确保现代化建设的安全。

第二，鲜明的与时俱进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建设当中，即便是“真的”现实问题也有着特定的条件如时间和空间范围的限制，并非恒定不变。就现代化建设而言，原来问题解决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融入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所带来的大量国际性问题开始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现代化两者如今已经形成深刻的互动关系，具有巨大的联动效应，中国现在已经不可能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这种认识能力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中国现代化本身现实状况以及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作为对现代化整体认知的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发展和深化。否则，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整体认知就会出现认知落伍、视野狭窄的弊端，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与时代趋势脱节，从而无法持续有效地支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升级换代，延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与时俱进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通过不断地学习，来提升自身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重视理论的学习和建设，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理论的学习和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邓小平指出，“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习近平也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为此，我们党提出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任务，并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置。环顾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客观上讲还没有哪一个执政党像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理论的学习和建设。如是，不仅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而且有助于党内的团结和整合。

由此，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便具有了一种鲜明的与时俱进的品格，而不会陷入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境地。习近平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知来看，明显地体现出这样一种清晰的发展脉络，即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和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也相应地得以逐步丰富和深化，亦即与时俱进。这在许多现代化重大问题的认知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从现代化建设基本价值取向的阶段性目标看，中国共产党由“先富带动后富”的认知逐步发展到“共同富裕”的认知；从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看，中国共产党由仅仅是“四个现代化”的认知逐步发展到现代化各个方面的建设亦即“五大建设”的认知；从现代生产力的理解看，中国共产党由“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知逐步提升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知，由主要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认知逐步发展到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从对外开放的理解看，中国共产党由仅仅是“打开国门”进行对外交流的认知逐步发展到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从现代化建设得以维系的安全条件看，中国共产党由重视维护社会稳定的认知发展到防止颠覆性错误以及规避系统性社会风险的认知等。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具有了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品格，因而能够从理论引领方面，顺应国内外各种时代条件的具体变化，事先作出必要的预判并提前布局，使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前后接续，有效应对各种可能的不利变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保持一种可持续推进的勃勃生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有效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方式。

与强烈的实践性品格和鲜明的与时俱进品格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还有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对有效的“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方式的论述。

无论哪个国家，只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遵循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比如，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必须具有自由、平等、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建立现代大工业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进行对外开放；等等。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民族传统、现实状况以及时代背景各不相同，因而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不可能是相同的。对于拥有特有资源条件、超大国家共同体规模、深厚民族传统，同时又处在不同时代背景以及国际环境条件下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十分重视“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经过多年的奋斗，我们终于“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方式而言，涉及中国现代化的特有优势、特有难题以及特有推进方式等多个方面的事情。其中，就特有推进方式而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对这样几个问题的论述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其一，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毫无疑问，发达的现代生产力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必需的物质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在谈论人民福祉和公平正义时，总是把高度发达的现代生产力作为最为重要的前提性条件。习近平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由于中国国家规模巨大，在同样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对更容易迅速提升，因而在客观上容易形成某种晕轮效应，使得中国不够发达的生产力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被遮蔽，影响人们对于现实状况的清醒判断。鉴于此，我们党愈益重视发展的质量问题，重视现代生产力的升级换代，以确保中国现代化的可持续推进。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重视量的发展，但更要重视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其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领导。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有优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共同体。规模如此之大的国家共同体，意味着国家内部的各种变数数量巨大，意味着社会各个群体的各种利益诉求极为复杂多样；同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革时期，而且国际环境各种风险因素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凡此种种，容易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催生种种离心因素，从而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景面临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强大的“主心骨”来予以保障，以求得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以及民众自身的“踏实感”和“安全感”的获得。而“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起到中国人民的主心骨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坚守自己的初心。自建党以来，虽然世界和中国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亦即基本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没有改变。基于这种初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确保在不断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持续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能够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有效地整合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各个群体复杂多样的利益诉求，促成社会各个群体利益上的互惠互利、相向而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起到中国人民的主心骨的作用，还在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完备的动员体制。据此，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有效地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风险因素，确保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一以贯之地持续推进。

其三，规避福利过度的陷阱。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人民福祉不断增进、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还十分注重相应政策的“度”的把握问题，警惕过犹不及情形的发生，注重规避福利过度的陷阱。习近平指出，“收入提高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福利水平提高必须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客观的情况是，经济发展的幅度相对有限，而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民众对生活水准的期望值却经常是以相对较高的增长幅度提升，加之中国人口数量极为庞大，需求量极为庞大。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不顾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一味地迎合民众迅速增长的期望值，那么，中国就会过早地步入福利过度的陷阱，而失去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可持续发展难以保证。习近平指出，“过度福利化，用过度承诺讨好民众，结果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最终反而恶化。”拉美和南欧的一些国家就是由于陷入福利过度陷阱而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严重妨碍了其现代化进程可持续推进。其教训值得汲取。为规避这一陷阱，不能许诺办不到的事情，不能出台虽一时会赢得民众的喝彩，但却是不可持续的高福利政策。

其四，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深悉，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之必需，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民族传统和现实需要使然。从民族传统看，“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从现实需要看，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习近平也指出，“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二是将和平发展的道路定为基本国策。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的内容，使和平发展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取向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三是永不称霸。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有学者发现，“强大的中国的兴起是比苏联更为微妙的问题，因为苏联是个军事挑战，而非经济挑战。”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企图颠覆他国政府”。“相反，它把经济增长作为指导原则，而且不让任何东西中断经济增长。在这方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尊敬。”四是力所能及地对世界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近年来，除了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之外，中国对世界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居世界第一；中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对全球的贡献也是日益增长，已经从原来的跟跑者发展成为现在的领跑者。

有效的“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方式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有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和历史使命，有效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升级换代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有效应对现代化建设当中的许多难题和风险，有效规避现代化进程当中许多可能的陷阱。凡此种种，有助于形成科学、可行的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显然，这样的一种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不但能够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而且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两者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