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性诉讼 ⑧ | 结婚，必须要“一男一女”吗？

“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办理，是因为歧视同性恋吗？”

“你们这样的情况系统录入不进去，不是歧视而是系统的问题。”

“这个国家不可能为了你们两个人去改变。”

“你如果带一个女生来，我马上就给你登记结婚。”

事件经过

希望你以后跟胡明亮办婚礼也要办得这么风光！”

在堂姐的婚礼上，母亲扭过头对孙文麟说。母亲的话在他的心中埋下种子。

和伴侣一起看完电影《骄傲》后，被感动的他忍不住当即向男友求婚。

男友同意了，他们选择在恋爱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去民政处办理登记。

《骄傲》讲述了同性恋和罢工工人两个看起来

天差地别的群体结成了同盟的故事

结婚，必须要“一男一女”吗？

孙文麟特意研究了《婚姻法》，他认为“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并不意味着婚姻就只能是男女之间缔结的，“夫妻”是指身份和关系，而不是指男女，同性婚姻也是婚姻自由的应有之义。因此，登记并非完全不可能。

2015年6月23日，两人来到长沙芙蓉区民政局。

从“登记人员不在”到“系统无法录入”，最后，工作人员还是拒绝了孙文麟的申请，表示经过请示，上级民政厅的答复就是“不予办理”。

“你去起诉啊，谁怕你啊。”登记处的处长对他说。

孙文麟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孙文麟与男友胡明亮【1】

庭前准备

从寻找律师到成功立案，孙文麟经历了没有想到的困难。

一开始，孙文麟找到陈南石律师，陈律师表示愿意接受委托，但律所主任却不允许其代理此案。于是，他只能通过彩虹律师团寻找，最后，石伏龙律师决定代理本案。

2015年12月16日，孙文麟前往芙蓉区法院立案，法官一开始不肯接受立案材料，在他和律师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接受，并且未下发任何书面文件。

石律师建议孙文麟动员媒体来监督立案，于是，他将当天的情况告知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并在接下来的一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将立案的情况发给媒体。

2016 年 1 月 5 日，他终于收到了《立案通知书》。

孙文麟和胡明亮在法院门口拍摄小视频，

准备发布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2】

审理过程

2016 年 4 月 13 日，长沙市芙蓉区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了本案。

原告

芙蓉区民政局的行政行为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怠于履行行政机关应尽职责，请求判令芙蓉区民政局为我们办理结婚登记。

孙文麟、胡明亮均为男性，其结婚登记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芙蓉区民政局未予办理结婚登记，并当场口头告知其结果和理由。民政局工作人员何建平的自述材料可作为证据。

被告

原告

何建平的自述材料为芙蓉区民政局做出行政行为后收集的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一审法官

何建平的自述材料形成于行政行为之后，不予采信，但原告提交的证据已经能够说明芙蓉区民政局已告知孙文麟、胡明亮不予办理结婚登记的理由及结果。

芙蓉区民政局对孙文麟、胡明亮的结婚登记申请作出不予办理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且行政程序合法。驳回孙文麟、胡明亮的诉讼请求。

拿到一审判决结果后，孙文麟和胡明亮决定继续上诉：

上诉人

行政行为在执法人数、资格、告知理由和结果，以及送达书面的不予受理通知单等程序上不合法。

婚姻法没有明确禁止同性婚姻，婚姻法第二条的男女平等应当是男女可以平等地和男方结婚，也可以平等地和女方结婚。刑法中聚众淫乱罪等包括了同性的情况，婚姻登记也应当涵盖同性婚姻。

根据宪法等对于平等和人权的规定，婚姻登记排除同性是歧视，对同性申请婚姻登记应予办理。对于本案涉及的宪法上的平等权与人权、婚姻法的婚姻自由等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回避，法律适用不当。

婚姻法立法原意即异性婚姻，行政机关是法律的执行机关，只能严格依法执法，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而且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被上诉人

二审法官

二上诉人均为男性，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办理结婚登记的条件。上诉人对婚姻法的理解明显超出婚姻法相关规定中“男女”的文义范围，属于曲解法律，不予采信。

上诉人认为根据宪法等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要求，婚姻登记排除同性是歧视 , 对同性申请婚姻登记应予办理，该主张系否认法律的效力，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评价

虽然案件没有胜诉，但从败诉中，我们更能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立案登记制下的“立案难”与媒体“施压”

开庭当天，胡明亮和孙文麟在法院外接受媒体采访【3】

【2】法律解释与宪法司法化

结婚，必须要“一男一女”吗？

对于这一最核心的法律问题，本案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讨论。

首先是法律解释的角度，这也是原告和被告最大的分歧所在，孙文麟认为：

“他们把‘男女可以结婚’的概念扩展解释成‘只有一男一女才可以结婚’，进而推导出‘我和胡明亮不是一男一女，所以不能结婚’。但我认为他们的逻辑有问题，我认为，A 可以就只能证明 A 可以，而无法证明只有 A 可以，更无法证明 B、C、D……都不可以。”

在我国的法律中，解释时需要先“文义解释”，即解释字面意思，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人们一般不会像当事人这样解释法律中的“男女”等词。

还可以进行“体系解释”，即将条文放进整部法律中解释其含义。而婚姻法多次出现的“男女双方”、“男女一方”等表述，可以证明本法所认为的婚姻是由男女缔结的。

因此，从解释的角度来看，本案依据《婚姻法》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角度是宪法司法化的角度，认为我国《宪法》规定了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婚姻法》规定婚姻只存在于男女之间是“违宪”的。这正是台湾同性婚姻释宪案的法律逻辑基础。

听到“立法院”宣告《民法》的相关规定“违宪”后，

人群呐喊欢呼【4】

然而，我国并没有实现宪法的司法化，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民事诉讼新文书样式及制作规范》中明确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在当前中国法律的语境中，重提宪法司法化或违宪审查并不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

【3】诉讼策略选择：程序违法

诉讼中，原告将论述重点放在被告的程序违法行为上。

如果法官就程序问题作出“确认违法”判决，那么即使原行政行为没有改变，也可能会给关注案件的公众一种“胜诉”的观感。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法官并未就程序表达意见，而是直接从实体的角度出发驳回了原告诉求。

“程序违法”的策略本是考虑到胜诉可能性后的理性选择。但是，在这种具有复杂性的案件中，相比于追求胜诉，追求倡导效果可能更为实际。在策略和倡导中更倾向于实体法律问题，也未尝不是一种值得尝试的路径。

【4】媒体的巨大作用

媒体或者说社会舆论在本案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国内外媒体的大量报道，在社会上引发了对于同性婚姻的热烈讨论，多元性/别社群更是几乎一片支持的声音。微博上#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的阅读量达到1662万。

最后，案件评选为了“2016 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和“2016 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一审时，旁听人员在法院门口排长队

但是，或许这样的影响也使得法院受到其他方面的压力，最后放弃了“确认违法”判决，而改判原告败诉。

【5】同性婚姻的法律倡导

法律需要紧跟社会变化的节奏，因为法律毕竟从根本上应当反映的是人民的需求。可见，法律倡导不仅仅关乎法律，还关乎公众教育。

湖南同性婚姻登记案的倡导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起到了公众教育的作用，《人民法院报》发表的文章中也评论道：“通过这场诉讼将同性婚姻正式纳入法律的范畴内予以关注和评价，这也是该案的积极意义。”

当事人孙文麟和胡明亮在庭审结束后牵手走出法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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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青在线：中国同性恋者打破“隐身惯例”

http://qnck.cyol.com/html/2016-05/11/nw.D110000qnck_20160511_1-12.htm

[2] 澎湃新闻：长沙同性恋婚姻登记案败诉：辞职上诉 将公开婚礼

http://hunan.ifeng.com/a/20160517/4555294_0.shtml

[3] 澎湃新闻：长沙同性恋婚姻登记案败诉：辞职上诉 将公开婚礼 

http://hunan.ifeng.com/a/20160517/4555294_0.shtml

[4] 南方人物周刊：台湾同性婚姻走向胜利了吗？事实没有想象中乐观

http://news.ifeng.com/a/20170526/51166243_0.shtml

[5] 澎湃新闻：“同性恋婚姻登记第一案”在长沙宣判：民政局拒办登记合法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5824

[6] 澎湃新闻：“同性恋婚姻登记第一案”在长沙宣判：民政局拒办登记合法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5824

材料来源 （同语出品2019年）

 刘明珂《中国多元性/别影响性诉讼手册》

作者：邹杨

校对：窝窝头

排版：实习生白羊

责任主编：C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