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和纪德：一段文学往来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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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眼中，《追忆似水年华》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无动机性”：无用且不寻求任何证明，不急于证明什么，只是用“极度的慢条斯理”营造无边的迟缓，“似乎书的每一页自身都呈现出完美的自足性”，而这种沉静的叙事状态为读者带来了“持续的满足感”。神奇的是，这样的作品却问世于“一个事件处处战胜观念的时代。在这一个时代，我们还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我们只关注有用的、实用的东西。突然，普鲁斯特的作品横空出世，它毫无用处，毫无动机，却让我们觉得比那众多的以实用为唯一目标的作品更有益，更有大帮助”。

—— 汪天艾

马塞尔·普鲁斯特

1891年，两位20世纪法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普鲁斯特和纪德——初次见面，两人的第二次当面交谈则一直推迟到了1916年。从1891年的初识到1922年普鲁斯特去世，三十年里两位文学大家至多有过零星几次会面和寥寥二十余封通信，收录于今年春天刚刚出版的中译本《追忆往还录》中。

这一切都是从普鲁斯特为《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苦苦寻求出版商开始的。

翻回1907年，出版家加斯东·伽利玛第一次见到普鲁斯特，立刻被对方极其温柔的目光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打动。那时候，伽利玛只是著名藏书家的儿子，尚没有投身出版业（《新法兰西评论》及同名出版社第二年才正式建立），普鲁斯特也只是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些“豆腐块”的作者，断断算不得什么作家。又过了几年，1913年10月，普鲁斯特接连写了两封信给伽利玛请求会面，并将取名为《追忆似水年华》的几本手稿交给他希望可以在新法兰西评论社付梓。书稿随即来到了编委会的关键人物纪德手中。纪德勉强忍过了开头10页对一场辗转反侧的失眠的记录，又信手翻到第62页，读到对一杯茶连绵不绝的描述段落，觉得这本书实在太无聊，礼貌地退了稿。

收到退稿的普鲁斯特转向格拉塞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创始人贝纳尔·格拉塞和伽利玛一样是二十世纪初在巴黎出版界崭露头角的新人，雄心勃勃想要在出版实践上与十九世纪的旧传统割裂开来，最早启用了由作者负担一部分出版费用的自费出版制度。《在斯万家那边》正是以作者自负盈亏的方式出版的，格拉塞直到签完合同甚至没有读过这部厚厚的书稿。年末，这部鸿篇巨制的第一册问世，一切忽然有了转机，纪德也在同僚的敦促下重读此书，承认当初的判断过于草率。1914年1月，纪德代表新法兰西评论社编委会给普鲁斯特去信致歉：“拒绝这部作品是新法兰西评论社最严重的错误——（我深感羞愧因为我对此负有重大责任），这是一生中最刺痛我、令我感到遗憾后悔的事之一。”两人的通信“往还”正是从这封信开始的。

阅读普鲁斯特1914年写给纪德的数封信，恍若发现了从《追忆似水年华》里遗失的句子一般令人欢喜。在收到纪德写来的那封留名出版史的致歉信之后，他的激动跃然纸上：“小的快乐，被记忆从尘封往事里随机抓取而来……如同在特定天气，特定时刻吃了一串葡萄。我记得很清楚：被您读到的快乐。我跟自己讲：我的作品若在新法兰西评论社出版，他很可能会读到。我记得就是那串新鲜的葡萄让我抱有希望，希望战胜始终没人回应电话的烦恼，诸如此类。”

这封回信里，普鲁斯特的语调浸透出小心翼翼的欣喜，词语之下隐隐流动着一种疲惫不堪的迟疑。这位不世出的文学天才在当时当刻对自己的才华与独特性却是无限质疑的。早在1907年他公开宣称自己要致力于写作的时候，在巴黎小文化圈乃至更广阔的读者眼中，普鲁斯特不过是个在报纸上事无巨细地描写日常风俗见闻或者做些还算不错的调侃式仿作的作者。他确实热衷且善于复制当时那些在法国已经名噪一时的作家，在他看来，有意识的仿作是为了在此之后“重新拥有独特性”。然而，摸索独特性的历程却格外曲折，其间屡屡陷入困境，如作家自己所言：“我发现我处在困境中：极想说出之事不能尽其所有一举说出，或者，由于缺乏那种极想说出之事，再加感受力减退，这也就是才能的崩溃”。

29岁那年，普鲁斯特开始写作后来在他逝世后32年结集成《驳圣伯夫》出版的文章。在这些以某天上午与母亲的谈话作为阐述模式的记忆碎片里（这部书最初的名字恰是《一天上午的回忆》），普鲁斯特清空了脑海中既有的对文学的知识积累，转而采用更加直白的方式顺应自己的感官（“智力所提供的真相似乎并不真实”，他想。）当飘雪的冬日，一块浸过茶水的面包把多年以前乡下夏天清晨带回他的眼前，连同其间的幸福时刻一道连绵复现，他意识到，生命里每一个逝去的小时，都在当时当刻寄存隐藏在了某个物质对象里，香气、声音、一道光……时间能否失而复得，全取决于能否有足够的运气发现和重遇那个物质对象。就这样，他混乱而迟疑的写作世界逐渐有了形状，找到一种可行的文字铺陈形式可以承载他对重建过去的执迷。而《驳圣伯夫》里的碎片在此后的十几年里生长成为七卷本的沉默巨兽。

1914年冬去春来的几个月里，普鲁斯特与纪德频繁通了十几封信，前者甚至在某个没有记录下日期的春日寄去了一束拉舒姆花店的玫瑰，附上的信笺只有短短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您还一直那么悲伤吗？”那段时间过去之后，一切又像突然的开始一样戛然而止。下一封信的日期兀地跳至1918年11月，相隔一整个世界大战，欧洲面目全非，现代人的焦虑彻底降临，连同对抗这种焦虑而生的种种先锋尝试，信中的普鲁斯特却好像一点没有改变，似乎还愈加寡淡起来：“我过慢节奏生活惯了，以致那些时间概念与我迥然不同的人听了哈哈大笑。诚然，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精神上也好，现实中也罢，我已习惯于什么都不爱。而我和您的友谊却牢不可破”

纪德与普鲁斯特之间的关系可谓充满悖论。二十世纪初的巴黎文学圈小虽小，这两位却仿佛活在截然不同的星球。纪德自述是个“难以捉摸”的人，普鲁斯特被公认为“全巴黎最难懂的人”；纪德喜好出游，常年不在巴黎，普鲁斯特常年饱受疾病折磨生命最后十几年几乎足不出户。同样的历史时期和个人状况让他们有过许多雷同的经历，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所写作品中异远大于同，两人与周遭世界所维持的关系、表达大大小小观点的方式都极为迥异，但是这样的不同却并没有影响他们相互的仰慕与深刻理解。

安德烈·纪德

从现存的书信里，我们读到的更多是普鲁斯特对纪德及其作品（尤其是《梵蒂冈地窖》）的执迷，纪德的回应似乎寥寥，然而《追忆往还录》书末收录的两篇纪德关于普鲁斯特的书写如同隔空对白弥补了这一遗憾，令人猛然发觉静水深流一般的理解。在1921年春天写给安日尔的信中，纪德点出阅读普鲁斯特就如同近视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镜，世界从此变得不同，这会使人对生命的感知变得充盈丰富起来。近一个世纪的时光荏苒反复验证了纪德的判断，出版已逾百年，普鲁斯特经久不衰的魅力正是来自他专注的目光，几乎是引领着人们去重新审视世间万物，聚焦一个又一个瞬间，将记忆的脉络和情感的丝缕一道一道拨开，细节突然被放大，纷繁的感觉蜂拥而至。《追忆似水年华》洋洋洒洒3000页，超过2000个人物，囊括万千又全无一物，最终全部浓缩于过去时与现在时的边界线上，普鲁斯特一个人的眼眸当中。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在他眼中无限延伸，相互交错，照满阳光的墙头上闪光的枝叶就可以是一个年代。这个闻不得诸如山楂树、丁香树之类草木香气的经年哮喘患者却痴迷于此，甚至常年闭门的他偶尔外出，是去看他想在书中复苏的树。他始终保持着对风景的爱慕，相信“在一片风景的深处，总有某一种存在的魅力在那里闪动”。

在纪德眼中，《追忆似水年华》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无动机性”：无用且不寻求任何证明，不急于证明什么，只是用“极度的慢条斯理”营造无边的迟缓，“似乎书的每一页自身都呈现出完美的自足性”，而这种沉静的叙事状态为读者带来了“持续的满足感”。神奇的是，这样的作品却问世于“一个事件处处战胜观念的时代。在这一个时代，我们还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我们只关注有用的、实用的东西。突然，普鲁斯特的作品横空出世，它毫无用处，毫无动机，却让我们觉得比那众多的以实用为唯一目标的作品更有益，更有大帮助”。而让作品的“无动机性”显得更加动人的是作者创作它时强大的内驱力。《追忆似水年华》的半自传性质难免让人混淆其中的讲述者与作者本人，以至于将普鲁斯特与徜徉随性意识流画上等号。很长一段时间，连许多法国的批评家也落入这个圈套，直到他的大量遗稿被发现（他留下的装有提纲和草稿片段的笔记本有六十二册之多）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一生其实只在写一部书的作家是用怎样非同一般的专注力不停辛勤工作。他从未偏离早在写作《驳圣伯夫》时代立下的誓愿：我愿意遵从圣约翰福音书中的训诫：“趁你身上有光，务需努力勤修。”

美国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在自传《热切读者》中回忆过大学时代阅读普鲁斯特的时光：“我的整个生命都回应着普鲁斯特，我决定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阅读他。七卷《追忆似水年华》，七天。整整一周，我与世隔绝，一步不离房间，一天吞下一卷。朋友顺道送来食物，而我一直读一直读。事实证明，完全浸入式的阅读是体验和吸收普鲁斯特精魂与风格的绝妙方法。七天之后，我重回世事，感觉到普鲁斯特是属于我的——抑或说，我是属于他的。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私人关系。”

多么奇妙的呼应。在戈特利布足不出户吞噬抑或被普鲁斯特的巨著吞噬之前半个世纪，作家本人的创作历程恰恰是千百倍于七天的与世隔绝。在位于巴黎奥斯曼大街的寓所里，他过了十几年黑白颠倒的生活，百叶窗永远是紧闭的，案头上一盏孤灯，上百个小说人物、上千个想法敦促着他为它们赋予生命。某种程度上说，孱弱多病的身体状态成就了这部文学大作，迫使他从流动的盛宴中早早离席，巴黎熙熙攘攘的社交厅堂弥散着世纪之初潜在危机爆发之前最后的虚空，而他早已懂得，严肃的文学工作是要在孤独状态下完成的，要达到一个高度，必须做出必要的、享乐上的牺牲。

1922年的新年晚宴上，普鲁斯特最后一次现身巴黎社交圈，身上还穿着1908年时风靡的衣饰。肺炎折磨下的他半只脚已经踏进棺材。他死后的第二天早上，闻讯前来的朋友第一次见到那间永远沉浸在黑暗里的房间所有灯都亮着。壁炉上是《追忆似水年华》最后的手稿，前一夜才由忠实的女仆塞莱斯特替他记录完毕。《追忆往还录》的最末篇是普鲁斯特过世后纪德重读《欢乐与时日》写下的文字。文中纪德特别提请读者留意这部普鲁斯特最早期作品的卷首语里有一段预言性的话：“在我孩提时代，我以为圣经里没有一个人物的命运像诺亚那样悲惨，因为洪水迫使他囚禁于方舟达四十天之久。后来，我经常患病，在漫长的时日里，我也不得不待在方舟上。于是，我懂得了诺亚唯有从方舟上才能如此看清世界”。最终，普鲁斯特不仅看清了世界，更如本雅明所言，不可思议地让整个世界跟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一起衰老，又把这个生命过程浓缩为一瞬间。

文丨汪天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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