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航海时代与“精神国父”卡蒙斯丨晓书
（文章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前言）
最好的东西
在一个历史的而非半神话的时代里，一个人讲述着，他本人与他的英雄们完全精神相同，最充分地分享着他们的战斗、苦难和胜利，这在文学史上独一无二……卡蒙斯仍然对得起他的时代和他的民族最好的东西。再没什么能对得起我们时代最好的东西了！ ——雅各布·布克哈特
路易斯·德·卡蒙斯的雕像
再次回到里斯本后，1552年卡蒙斯在街头斗殴时用刀刺伤了一个贵族官员。他自愿去印度“为国王服务”，换得若昂三世的赦免。1553年3月，诗人上了船，目的地是葡属东方殖民地的首府果阿。他与摩尔人和原住民打仗，参加过到红海等地去的远征，欠了债并被拘押；他有一些时间写诗和戏剧，发表议论，包括在匿名的剧作中抨击果阿是不道德和腐烂的。卡蒙斯的昂扬被长官记恨，根据正传，1556年他被派往澳门，担任“处置死者和失踪者事务”的军官，这相当于流放了。1558年他回果阿，途中在湄公河河口遭遇海难，他靠着浮木得救，并且泅水救回《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手稿，但没能救回他的中国爱人“Dinamene”。他可能1561年才回到果阿，从贪污指控中获释后，诗人在新总督的照顾下过上一段好日子，参加殖民地的文化建设，集中精力写这部史诗。1567年诗人回葡萄牙，借的钱只够到莫桑比克，又在此地滞留了两年，直到其他回国的朋友们发现了他。1570年4月，终于回到特茹河口时，他已是穷愁潦倒。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其寥寥无几的生平记载，“限于三种来源：17世纪最初为他作传之人所写的记叙，19世纪发现的少数文件和随后的少量研究，以及他作品中对自己生平的一些极为抽象的暗示，在编年上很难确定”。
卡蒙斯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献给国王塞巴斯蒂昂一世，1572年被批准出版，作为回报，他获得了一份数额不多的年金，这似乎主要是给退伍老兵而非诗人的，没能让他免于穷困。诗人没有结婚，从澳门或爪哇开始跟随他的一个仆人“Jau”照顾着他。后者有时要靠街头行乞才能维持主人的生活，不过这很可能是后人的虚构。除了殖民地生活带来的衰老，葡萄牙在马哈赞河之战的灾难性失败也带来了严重刺激，被认为是诗人病倒和在1580年逝世的重要原因。他由行善者埋葬，他的母亲比他活得更长。
我们是四名当代汉语文学的写作者，2016年，我们中的一位在里斯本与张维民先生相遇，成为这一次再版《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缘起。经过张先生的首肯、指导和副本制作的组织，我们形成了小组，协助编辑工作，主要负责提出对书稿里一些习语的替换意见，兼顾行文节奏上的推敲。这个烦琐的过程中，先生展现了让后辈感铭于心的严谨和仁厚。受先生之托，我们勉力执笔了这篇代前言。张先生曾在一封信里给我们讲述本书的翻译经过，全文抄录如下：
1979年是卡蒙斯逝世四百周年，那时我刚刚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毕业不久，在外文局转学葡萄牙语。一开始，参加《北京周报》葡语版的创刊，后来参加《中国建设》的出版。外文局的葡语专家安东尼奥·格拉萨·德·阿布列乌是葡语培训班的老师，也负责修改我们为杂志翻译的稿件。他是文学青年，热爱葡萄牙文学，他向葡语组的资深翻译王全礼建议，选译一些卡蒙斯的抒情诗，以纪念这位伟大的葡萄牙文学家。王全礼老师便召集赵鸿瑛、李平和我，由安东尼奥选内容，其中包括一些五七音节诗和《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章节选段，我们翻译好之后，大家一起讨论，主要由王全礼做校对修改。1981年，安东尼奥联系到葡萄牙古本江基金会的赞助，由社科院外文所出版了《卡蒙斯诗选》。
这次经历引起我对《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兴趣。正好，古本江基金会赠送给《中国建设》葡语版一批葡萄牙文化书籍，其中就有《卡蒙斯全集》。从那时开始，我做了最初的阅读和翻译尝试。
1985年，古本江基会金的理事若泽·博朗克先生来中国访问。在一次同他见面时，我说起有翻译卡蒙斯史诗的想法，得到他支持，同意颁发给我一个奖学金，在葡萄牙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全书十章，计1102节，每节八句。1993年12月我完成了书稿，1995年由葡萄牙东方基金会赞助，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今天，回想二十五年前这部书的翻译过程，印象深刻的是翻译工作基本上在夜间完成，从晚上九十点开始，到凌晨四五点。我喜欢夜里工作，是因为周围的寂静，可以集中精力。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其实只是一小半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对译文的反复校对和修改，那时还没有电脑，改动全部用手写。修改、誊写，稿纸积在书桌下面。翻译过程中，有登山运动员的感受。不过也并不是非到登顶的时候，才有克服困难后的喜悦。翻译过程中，卡蒙斯的丰富的学识、人文主义情怀、深刻的社会批判、讽刺和幽默、语言的节奏，都给译者难以表达的快感。
翻译是一种阅读，一种学习，一种潜意识在同古人对话，寻找那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有时候，能笑出声。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使卡蒙斯在后世居于葡萄牙精神国父的地位，理解这一地位的形成过程将帮助我们理解这部史诗。
1139年，葡萄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中独立，到1249年完成本土的收复失地运动时，葡萄牙人已经形成了民族意识，与对阿拉伯人的胜利而催生的弥赛亚热情结合在一起。这个小王国地处沿海地区，难以向内陆扩张，事实上还要对付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兼并威胁，经济则靠渔业和农牧业，贫穷得没有铸造金币的能力。到1415年，开创阿维斯王朝的若昂一世率领舰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了北非的港口城市休达，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一百六十三年，葡萄牙通过海洋扩张迅速实现了历史上未发生过的事情，成为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这被视为对弥赛亚热情的肯定。葡萄牙人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故事比希腊人（《伊利亚特》）和罗马人（《埃涅阿斯纪》）更值得歌颂，在16世纪，据说出现了四十六种试图呈现这段历史和民族梦想的史诗。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开篇，卡蒙斯即提示我们，他将发明一个诗的新空间，这部史诗要与达伽马竞争，为已经获得尘世荣耀的葡萄牙人争夺神和时间中的位置（他采取人文主义者的常见做法，把天主教和多神教宇宙糅合在一起。史诗因此受到耶稣会的审查，再版时被删节），所以史诗的表达重心、最富于感染力的篇章几乎无一关于达伽马远航的现实过程。
弥赛亚热情最终让塞巴斯蒂昂一世在1578年发动了对北非的远征，他的失败和失踪标志着阿维斯王朝的终结。在卡蒙斯逝世的同一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兼并，开始了丧失独立的六十年。这期间，塞巴斯蒂昂成了弥赛亚和亚瑟王的混合象征，他将在某一个清晨归来，领导葡萄牙重返荣耀；但帝国的衰落不可逆转，人们认清这一点花了些时间，《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神话化了的葡萄牙成了黄金时代的象征。有讽刺意味的是，卡蒙斯首先在西班牙获得这一名声，腓力二世支持史诗的翻译和出版，作为文化怀柔的一部分，之后他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和塔索并置。
随着葡萄牙再次独立和经历了更多战争，卡蒙斯本人也传奇化了，他的经历和形象成为世俗化的葡萄牙民族价值投射，史诗中粗朴的愤世嫉俗和坦率的肉欲被认为是民众的觉醒之声。葡萄牙语被称为“卡蒙斯的语言”；1825年，阿尔梅达·加勒特以他为主角的史诗《卡蒙斯》出版，标志着葡萄牙的浪漫主义开端；1880年，对他的纪念在激进知识分子中催生了共和党，后者于1910年推翻王室、建立了共和政体；康乃馨革命后，葡萄牙放弃所有殖民地，在1977年把诗人的逝世日定为国庆日、卡蒙斯日和葡侨日，以建设新的民族认同。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是卡蒙斯的有力传播者。1790年，史诗被翻译成波兰语，同样有弥赛亚热情、地处欧洲另一边缘（波兰把俄罗斯视为东方世界）的波兰人对他兴趣更浓，当时波兰已经衰落，经历了第一次瓜分，即将经历第二次、第三次瓜分；卡蒙斯成为一代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偶像，其人格和意识在两者中发生了长期影响。也许，当卡蒙斯可能被今天的读者视为不得体的“外乡人”时，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先人祭》里对“四十四”的呼唤已经提供了一种回应。此外，诗人自然是巴西文学的源头之一。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天主教、白人优越论和欧洲、葡萄牙中心论立场会让我们感到不适，卡蒙斯祈祷武运昌隆（我们不应忘记他是一名合格的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军人，这意味着他要为西方扩张和殖民的人道代价负上责任），在葡萄牙人的开创性事业被后来者覆盖乃至遗忘的今天看来，一些表达更显得粗鲁和无节制。“对他者的偏见”和认知局限在史诗中也俯拾皆是（比如对东西空间的分隔对比意识：前者一定是昏暗黑暗的，后者一定是光辉稳定的；比如对摩尔人、撒拉逊人的模式化谴责；比如“风暴之角”作为种族主义神话的化身），这使卡蒙斯成为性别与后殖民批评的经典对象。虽然前面提供一些历史性的轮廓，我们还是鼓励有兴趣的读者找关于葡萄牙帝国崛起的作品做补充阅读；史诗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诗人借达伽马之口，概论欧洲地理、历史起源与列国形势，进而概述葡萄牙史，给予我们所谓如椽巨笔者莫过于此之感。我们也建议读者要注意其中关于分界线的意象和珍宝的意象。
卡蒙斯在史诗中密集地使用神话、历史、地理、人文典故，使这本书的注释超过了七百个，为保持排版的形式和阅读的整体感，注释被集中在正文后。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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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