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关注垃圾焚烧的我们做了什么？

导语：

新年将近，回望过去，2022年是我们坚持关注垃圾焚烧行业的第十年。我们不仅在坚持信息公开、实地调研和政策倡导的传统工作路径，还不断创新，通过行业研究、专家拜访、媒体投稿等方式，希望推动垃圾焚烧议题的“破圈”，积极回应机构新的使命愿景——环境与经济的平衡。

过去的2022年，是垃圾焚烧行业迅猛发展的一年，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达到892座，中东部地区几乎呈现出了一县一厂、一区一厂的局面。快速发展的垃圾焚烧行业，也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压力，同时也给垃圾焚烧品牌的内部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作为环保组织的我们，依然在坚持倡导政府部门完善监管、焚烧品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信息公开、实地调研和政策建议促成垃圾焚烧行业的清洁运行。也在尝试“破圈”，了解和研究垃圾焚烧厂的“运营压力”，关注垃圾焚烧厂的环保投资、被拖欠的垃圾处理费等，更好促成行业发展，探究更优的方式解决垃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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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近两年，项目团队发现，垃圾焚烧厂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仅2021年就新增垃圾焚烧厂197 座，在惊叹垃圾焚烧厂数量增长速度的同时，也会想着垃圾焚烧厂到底要再建设多少座？

在2022年3月，我们通过信息公开申请和网站公开观察，收集了21省的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信息公开申请的过程中，也会和答复人员互动沟通，“中长期规划怎么计算垃圾清运量的？”、“垃圾焚烧厂覆盖的清运距离怎么计算得出？”。可能问得太多了，答复我们说：“规划虽然是发改牵头制定，但其中绝大部分数据和信息，都是住建部门给的。”

后续我们也将观察简报及建议信分别寄送给各省发改委，多数石沉大海，但也有鼓励和反馈，“你们建议中提到的超前建设，我们也收到了地市反馈，后续会进行调查”、“你们提的建议，已经在我们省‘十四五’规划中涉及”、“我们已经印发了修编中长期规划的工作通知”。

整个过程中，比较感动的是《垃圾焚烧中长期规划观察简报》得到了资助方“卫蓝侠”项目组的认可，主动联系我们，协助将报告进行可视化图文设计，更加清晰、美观的进行二次传播，很好地弥补了我们在传播上的不足。

接着，我们也意识到，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划问题不能单看垃圾焚烧，我们选择了安徽省和海南省作为试点，全面了解两省的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的运营和规划情况，包括生活垃圾收运量、城乡垃圾清运比例等等因素，希望综合研究区域生活垃圾规划和改善的可能性，这也是垃圾焚烧中长期规划观察研究的深入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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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门“找上门来”

2022年初，我们意外收到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的来电，知晓我们长期关注垃圾焚烧行业，也曾几次致信，来电是告知广州市在垃圾焚烧监督性监测方面的改善，也希望保持沟通。8月，我们完成了今年的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观察，发现广州市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已基本符合垃圾焚烧行业标准要求，但部分指标公开不完善。

因为有联系方式，我们得以直接通过微信与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进行沟通，通过了解，我们发现原来热灼减率的信息公开是需要手动输入的（其他污染物指标是选中后填写监测数据），经验不足的数据上传人员会造成信息公开的缺失；监测这件事是谁职责范围，极大影响监测的开展和信息公开；部分监测，政府部门在做，但是因为一些考量选择不对外公开。

这些信息的获取，对于我们切实理解生态环境部门内部运行程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很有帮助，而了解地更加真实全面是我们提出更有价值建议的基础。一个生态环境部门的“一小步”，仿佛就让我们对政府监管情况的了解前进了“一大步”，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项目人员提升了信心，原来政府部门就某个问题和环保组织主动沟通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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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沟通专家学者

环境保护越来越是一份专业的工作，我们作为在地环保组织，开展工作时常常需要专家学者的观点或建议，涉及到的领域包括法律、环境、健康、技术等等。

有一次我们读到一篇研究文章，论证垃圾焚烧厂周边到底要不要安全防护距离，但是这篇文章有个别技术细节在文章中没有明确说，而这个细节又特别重要。我们就动了和作者联系的念头，于是去检索几位作者的公开信息，并抱着忐忑的心态，向作者发了邮件，没想到过了两天我们就收到了回复，并且约了一个电话会议。电话会议上她首先向我们表示感谢，感谢我们作为环保组织在过去几年通过信息公开申请搜集整理的信息，对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这让我们受宠若惊，原来我们的工作不仅被政府看到了，还能够产生其他的社会效果。

后来我们也专门拜访了几位专家，当面的沟通更是让我们的工作方向更加明晰，有了学术力量做背后的支撑，也让我们表达观点时更有信心。年终了，特别想要公开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环保事业的默默地、无私地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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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反馈，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回顾2022年全年工作，如果不说具体产出（正在筹备的2022年工作报告会详细介绍），感受方面总觉着那么零碎，能记得的就是一些声音，这些声音或者说观点表达，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工作价值的源泉。

当我们和政府工作人员沟通时，聊到环境风险、排放标准和信息公开时，他们会说：“你们的建议很好，垃圾焚烧厂的监督性监测已经纳入明年的监测计划了”；“领导十分重视你们的调研报告，立马安排人去现场核实”；“欢迎你们环保组织来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带你们去焚烧厂看看”。同时也会表达自己的苦衷：“我们整个城市都没有监测能力”；“我们想做这件事，但是没资金支持”；“虽然是我们科室编制这个报告，这个垃圾焚烧行业我也不了解”。

当我们和企业沟通的时候，也会受到企业的肯定：“你们的报告很全面，建议很好，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欢迎你们来参观我们的厂区”。但抱怨确实更多一些：“政府部门信息公开要求不统一，我们很难做”；“渗滤液我们也想管，但运输单位我们难以影响”；“我们有30%的焚烧厂都没足够的垃圾可烧”；“政府不给钱，有时候我们就要去小额贷款了”；“厨余垃圾、填埋垃圾没有热值我们也要烧，不烧更没钱赚”；“标准越来越严，我们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

当我们向学者专家请教时，有些会感到为难：“垃圾焚烧要搞，但标准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们想去研究环境风险，但是政府公开的数据可靠吗？”；“这个话题有点敏感了，还是不要具名了吧”。

当我们和垃圾处理厂周边公众见面时，他们纷纷围上来，倾吐苦水：“这个垃圾处理厂就和我们村一墙之隔”；“政府的选址程序不合规，建在水源地附近风险太大”；“一刮风就臭，窗户都不敢开，在家都要戴口罩”。

当我们和一位北京朝阳群众聊“垃圾焚烧”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垃圾分类，然后才会和自己联系起来，但具体垃圾是怎么焚烧的？焚烧厂是什么样子的？他们都建在哪儿？这位朝阳大爷也答不上来。

当我们年底和伙伴聊，今年垃圾焚烧项目，带来了哪些改变？大家正准备畅所欲言，但又不知从何说起。或许，成果难以评估，也是环保组织工作的特质，很难证明改变是因为工作促成或者推动的。但工作中特有的获得感与成就感，才是环保组织真正的魅力所在。

正如莫言所说：“最无用的其实最有用”。

排版：小智  / 审核：张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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