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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8
张心庆 刘畅
环球人物YOLO精英
口述 | 张心庆
采访整理 | 刘畅
大
千
居
士
张大千
张大千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风流倜傥，风趣洒脱。据传，他的一生共有10位红颜知己，其中有四房是正室夫人，分别是：曾庆蓉、黄凝素、杨宛君和徐雯波。 张大千出生于四川内江书香门第家庭。18岁时与青梅竹马的表姐谢舜华定亲，19岁随二哥张善子赴日本学习染织兼习绘画。学成归来后，张大千萌生了削发为僧的念头，法名“大千”，后来大千的名号一直沿用。
1919年，在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的张大千，被张善子强行带回老家，与母亲曾太夫人的侄女曾庆蓉完婚，时年22岁。曾庆蓉性格温顺和善，持家有道，是典型的传统女性。但她与张大千并无太多共同语言，感情一般。曾夫人晚年曾称自己是“感情上被遗弃的人”。而在结婚两年，曾庆蓉都未生育，直到好些年后才有了唯一的女儿张心庆。
张大千女儿张心庆。
1922年春，张大千又娶了二太太黄凝素。黄凝素也是内江人，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精明干练，且略懂画事。黄夫人过门时才15岁，比张大千小8岁。她先后生了8个子女。但到了1946年张大千与黄凝素感情完全破裂进而离婚。 1934年秋，张大千在北平看中天桥京韵大鼓艺人杨婉君。她长得很像唐伯虎画中的美人，也有一双凝脂如玉的手让张大千惊呼，成为张大千笔下仕女图的模特。后在张大千朋友的撮合下娶杨宛君成为第三位夫人。当时张大千36岁，杨婉君19岁。婚后不久，张大千将她改名杨宛君。
张大千与三夫人杨宛君。
1941年，张大千先后两次率人去敦煌临摹壁画，第一次陪伴身边的是杨宛君，第二次则是二夫人黄凝素。两个太太先后陪伴他在敦煌大漠中度过了两年七个月，条件极为艰苦，且举债5000两黄金，直到20年后张大千才还清。敦煌之行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临摹壁画，而幕后也隐含着两位太太的艰辛付出。
张大千三太太杨宛君 摄于1946年7月。
1949年，48岁的张大千与18岁的徐雯波结婚。徐雯波是张大千女儿张心瑞的同学，平时喜爱绘画，听说心瑞的父亲是张大千便提出要心瑞带她去看张大千作画。张大千见到徐雯波时很乐意，徐雯波也被大千作品深深吸引，于是提出要拜他为师。张大千拒绝，但答应徐雯波可每天来看他作画。后发展至徐雯波有身孕，张大千便提出结婚。
四夫人徐雯波与孩子。
徐雯波在张大千的后半生中，始终寸步不离。由内地到台湾、香港、印度大吉岭，再到巴西“八德园”、美国“环荜庵”，最后定居台湾外双溪“摩耶精舍”，她克尽相夫持家的责任。张大千有如此成就，徐雯波功不可没。
张大千与四夫人。
2010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一幅画《爱恨湖》，在北京嘉德拍卖公司拍出1.00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空前的。一时间，关于张大千的各种人生传奇，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当年，正在美国休斯顿探望大女儿的张心庆，看到这些消息，心情很复杂。
张大千 《爱痕湖》
记得张心庆第一次和我通话时，她刚从美国回来，一个人住在上海南汇彭镇的明家养老院。她说，听到爸爸的画价值连城，能为中国、为东方甚至全世界所认可，是值得庆幸的，她很激动。
那时候，张心庆已经81岁。这些年来，总有四面八方寻关系找上门来的访客，打听她手里是否还有父亲的真迹。“你是张大千的女儿，肯定有他的画，不说多，两三张总是会有的……”张心庆每次都哭笑不得。“我不可能逢人就解释，一场‘文革’浩劫，这些画早就被抄了……过去的事，老重复说也没有意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真的，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个无产者。我后悔吗？怨恨吗？不，什么都不。人不能抱着过去的恩恩怨怨不放手，爸爸曾教育过我，‘好女不穿嫁时衣，好儿不吃分家田’，人总得自力更生，独立坚强地生活。这些（画）是有形资产，损失了不算什么。我心灵的财富，那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
张大千代表作
张心庆早年考入四川省艺专学习声乐，后参军加入部队文工团，转业后回到成都教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父亲飘泊海外，张心庆在历次运动中饱受磨难，历尽坎坷。面对一直以来大众因时空阻隔而对张大千产生的误读和戏说，她决定打破沉默，讲述自己心中真实的父亲。
很多年前，我就想写写爸爸张大千，让世人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一张张绚烂画作的背后，有着一颗怎样的心灵；作为一位享誉东方的绘画大师，除了有炉火纯青的绘画技艺，他的心中到底还蕴藏着什么秘密。我想，这些才是爸爸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和财富。
张大千和女儿心庆。
1930年，我出生在上海。我们家祖籍广东番禺。这事儿，爸爸说过不止一百遍。阿公（祖父）原来是个小盐官，阿婆（祖母）是位大家闺秀，聪明能干，诗、书、画、刺绣都很在行，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绣女。阿婆什么都好，就是爱包办子女的婚姻，子女都很孝顺她，也不反抗。我父母的婚姻就是阿婆包办的，以致他们之间没有感情。母亲结婚11年，才生了我一个女儿，爸爸的事业心特别强，时常在外东奔西走，很少在家，更何况他们两人是包办婚姻呢。
17号是张大千兄长张善孖寓所，楼下的客堂间就成了兄弟俩的画室，并取名为大风堂。据这位老奶奶介绍，其实当年张大千其实是住在西成里17号。如今，这里早已荒废。
我一生有过4位母亲。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爸爸既然给我组织了这样一个家庭，我也感受到它的温暖，那就接受它吧！我爱我的爸爸，也爱他身边的人，就像我妈妈说的：“我爱我的丈夫，也爱他的父母以及每一位家庭成员。”
爸爸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的第一颗种子，就是“孝敬老人、关爱老人”。我现在已经是一位81岁的老人了，但5岁时候的一个场景，我至今还记得。
1923年，24岁的张大千家道中落，从四川迁至上海，住在西成里16号。也就是现在的马当路278号弄16号。如今，里面住着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奶奶。
1935年，我们家住在安徽省郎溪县（查清楚啊！），阿婆卧病在床，爸爸从北京特意回来看望她。一进家门，爸爸就给阿婆磕头，说：“您老人家病了，我没有回家伺候您，是最大的不孝，请阿婆想开些，不要生气……”不一会儿，爸爸急急忙忙去了厨房，端来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水。他把阿婆抱起来，给她洗脸、洗手、剪指甲，然后把阿婆脚上的袜子脱掉。我一看，惊呆了，竟是一双被扭曲的小脚。爸爸耐心地将裹脚布一圈一圈地解开，给奶奶轻轻地洗脚，慢慢地按摩。那时候，爸爸30多岁，在中国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可是回到老家，他竟然还能为阿婆洗脚……我对爸爸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张大千在八德园中下厨掌勺的情景。
爸爸是一个很重情谊，懂得感恩的人。他不止一次给我们几个孩子说：“我幼年时，家里贫寒，你们的奶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常给别人绣花、做嫁妆；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们的三伯母照应，她把我拉扯大，我永远忘不了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因此，爸爸成年后努力画画，把这个家的担子担起来。每当爸爸开了画展回家，总是买最好的东西送给哥哥嫂嫂，然后才是自己的妻子。对我们小一辈的子女也是如此，把好的先给侄儿侄女，最后才是我们。爸爸有兄弟四人，加上下一辈的子女总共有二三十人，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谁有能耐，谁就多担一点。
张大千在上海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李秋君。来自宁波的李家是当年沪上的名门望族，通过一位挚友，张大千得以与李秋君相识。照片中，站在张大千右侧的便是李秋君。
爸爸不但管家里的人，还主动帮助他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家属。有一次，一位师兄的妻子生病住院，家里没钱，爸爸便拿出我和妹妹上学的学费，交了住院费。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爸爸的手是画画的手，神秘的手，可以呼风唤雨，改天换地。想什么，画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爸爸的手是平凡的手、勤劳的手、智慧的手。给奶奶梳头、洗脚、剪指甲，把病中的女儿从深夜背到黎明，给朋友烧菜、做饭、炖鸡汤……”他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
1943年，我刚上初中，已经有了基本的是非观念。我们家里兄弟姐妹上学，爸爸从不硬性要求成绩好坏。但有一点，他对子女们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质非常重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家的子孙后代有三戒：戒烟、戒酒、戒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上一辈有三个伯父和我爸爸，我们这一辈兄弟姐妹40多人，但没有一个抽烟、喝酒、赌博。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则有关爸爸的小故事，标题是《张大千——世界上最富的穷人》，我打心眼里赞成这一点。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爸爸常在各地开画展，收入不菲，但奇怪的事，我们家并不富裕。根据爸爸的收入，我们家完全可以购置田产，住豪门大宅，可我们的家却“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家里的住房，全是租借朋友的。
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尽享天伦之乐。
钱究竟去了哪里？大部分用来买古画。爸爸不断地钻研、临摹，特别喜欢一些艺术大家，如石涛、八大山人、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喜欢的，是真迹，爸爸就不惜重金买下收藏。渐渐地，他成了古画的专家、收藏家和鉴定家。爸爸为了画出自己的风格，大胆向古人学习，向民间学习。临摹敦煌壁画时，他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子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出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爸爸以画画谋生，但从不吝啬。无论是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只要喜欢爸爸的画，向他开口，他都痛快应允，不取分文。1940年抗战时期，我们家住在四川青城山上青宫庙，爸爸经常要带许多画具和纸张上山写生，他请了一位叫王青云的人抬滑竿。一天，王青云提出请爸爸给他画个像。爸爸答应了。第二天，王青云大清早来到我们家，手上还提着一只山鸡。爸爸说：“老王呀，你怎么不给我抓一只活的来，这么美的山鸡，画下来多好呀！真可惜……”老王看着自己的画像，高兴极了。1963年，爸爸和我有一次去香港。我们住的酒店有两位负责给我们打扫卫生的服务人员，他们怯生生地开口：“我们想请您画一张画。”没想到爸爸笑了，“你们怎么不早说呢？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我画。你们每天为我做这么多事，我怎么能不感谢你们呢？我马上动手画。”
那天，爸爸给他们画了一张松下老人，一张花卉。旁边一位客人看得入神，要出高价买这两幅画。爸爸不给，说早有主了。客人一看是服务生，惊讶地说：“我还不如他们？”爸爸生气了：“你有钱可以在我画展时买，我对朋友一视同仁，我们只是工作职业不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你好自为之吧！”爸爸把画交给服务员时，他们激动地说：“张老先生，您的画美，心灵更美。”他们深深地向父亲鞠躬，表示感谢。
爸爸是一个精力充沛、勤奋努力的人。每天总有画不完的画，写不完的字，吟不完的诗，爬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每次他外出游览回家，不管多少天的长途跋涉，必定把当天的“功课”做完，画画、写字直到黎明。
童年时，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几个兄弟姐妹晚上围在爸爸的画桌旁，跟他聊天。记得有一次，我傻乎乎地问爸：“徐伯伯（徐悲鸿）的马画得好还是你的画得好？”爸爸没理我，我又问：“齐伯伯（齐白石）的虾画得好还是你画得好？”爸爸瞪了我一眼说：“你真没礼貌，小小年纪，不能随便评论老一辈。徐伯伯是专门画马的，当然比爸爸画得好，齐伯伯画虾也比爸爸画得好，我是向他们学习的。爸爸知道自己很笨，所以很勤奋。”
张大千与毕加索 摄于1956年。
爸爸为了追求艺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56年，他在巴黎时，主动要求与毕加索见面，连翻译都不赞成，认为如果毕加索不见，岂不是丢了你东方大师的面子。爸爸为了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多次请见，最终见到了毕加索。他和爸爸谈得很好，毕加索说：“绘画艺术，在你们东方。”
80年代初，张大千的夫人徐雯波拜马寿华为国画老师，行传统的三跪九拜大礼。马寿华本职为大法官，擅国画，自成一格，能让张大千的妻子跪拜为师，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爸爸一生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我理解他是热爱祖国的。1952年，爸爸离开香港赴海外侨居时，正是他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他把身边最珍贵的古画《韩熙载夜宴图》、《溝湘图》、《万壑松风图》，以及一批敦煌卷子、古代名画，以极低的价格半卖半送给了祖国。当时，美国人出高价要买，爸爸没有答应。他说：“这三幅古画是中国的珍宝，不能流入外国人手中，我不能做遗臭万年的事。谁叫大陆是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是我的选择。”爸爸离开大陆后，1954年，母亲曾正蓉把爸爸所临摹的敦煌壁画279幅捐献给了四川省博物馆，爸爸非常支持。
张大千与夫人徐雯波合影。
1983年4月2日，爸爸在台北因心脏病发，医治无效病逝。自从1949年爸爸离开大陆，寓居海外，数十年间，我们之间过一次面。爸爸过世那年，海峡两岸局势不稳定，兄弟姐妹只能望洋兴叹，没能在爸爸墓前叩拜。爸爸生前留下许多的画和古迹，都捐给了海峡两岸的博物馆，就连他的住所“摩耶精舍”都捐献了。这些都是他对祖国的奉献，对祖国的爱。
直到今天，爸爸的教导仍常在我耳边回响：“一个人没有开阔的心胸，怎画得出雄伟壮丽的山河；不喜爱动物飞禽，怎画得出奔腾的骏马，可爱的小鸟；不热爱大自然，怎画得出参天的大树，美丽的花朵……”我在心里不止一次地说：爸爸，这些才是您给我最最值钱的遗产，我深深地爱着您，永远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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