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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摊无关浪漫，它只是一面“掉队者”的路标
这是思维补丁的第566篇文章
超喜欢的一首歌，推荐听听。
头图基于CC0协议引用。
（一）
“摆摊吧，后浪！”
还没看过这张图的朋友，可以说是自绝于当代线上社交生活了。
从朋友圈流传的“地摊财富秘籍”到段子手的全面出击，“地摊经济”经历了从主流媒体讳莫如深到频繁点赞。
大背景不消说，是因为强总月初在烟台考察时说的几句话：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地摊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街万巷摆地摊。
从被围追堵截的“过街老鼠”，变成城市里的人间烟火气，地摊经济被官方“正名”的背后，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严峻就业环境。
此前总理在两会上还提到了一个数据：
我们的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其中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
这句话震惊了很多人，舆论一度争论的很厉害。这也就是强总亲口说的数据，要换成某个经济学家，恐怕会被喷成筛子，末了还要被扣上一顶“恨国党”的帽子。
其实，很多人在北上广深住惯了，意识和思维已不自觉钻进了“同温层”的套子里。
你跟他说年薪千万的赚钱法门，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你要跟他聊中国本科生不到6千万，6亿人月收入1000块，10亿人还没坐过飞机，他斩钉截铁怒斥数据有假。
有时我和富二代朋友们聊天，谈到阶层消费图谱和“得屌丝者得天下”这样的创业思维时，总有很多人对“中国真的有那么多穷人吗”呈现出强烈的怀疑。
有时候我会骂他们“没见识”，是不是夜店泡多了，假酒把脑子喝坏了。
说一个人有见识，不仅仅指的是他曾走马兰台，有上层社会钟鸣鼎食的经历，也包括一个人曾筚路蓝缕，在家徒四壁的土炕上见识过民生多艰。
在繁华都市霓虹闪烁的罅隙中，在城市边缘高山险川的褶皱里，很多人依然在过着月底因为多用2度电而心疼的日子。
（二）
前些日子网络上有一段视频你可能看过，一个南方某工厂的招工现场，招聘负责人拿着高音喇叭站在街头讲进厂门槛。
这应该是一家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因为招聘者对员工的学历和技能没有做任何要求。
不给上社保，被大厂开除的不要，有纹身的不要，有烟疤烫的不要，头发有颜色不愿意染回来的不要，头发太长的不要，不能接受夜班轮换的不要，每个月工资2200块……
视频下面，有网友评论：
“不是说好有选择的权利了吗？怎么后浪们打个工连头发都不能染？”
其实，他们只是将人的个性和自我属性通通剥离，成为流水线上易于管理、听话乖巧的一枚“螺丝钉”。
但这些有工可打的年轻人，仍可以称为经济下行期的幸运儿。
当下，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前些日子澎湃新闻去某城的外贸工厂区采访，很多厂子完全停掉了，原本热闹的毛纺基地极为萧条，一些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回家的毛纺女工，只能整天蹲在零工市场，等待偶尔出现的小活。
镜头里，终于出现的招工者引起了人群的一阵骚动，女工们争抢着挤上那辆狭小的三轮车，招工的人赶紧喊：“够了，够了！不要那么多人”。这时，最先上去的女工悄声对工头说：
“我一个人（把活计）包了，行不？”
很多人一等就是一天，连午饭也舍不得回去吃，面对记者的镜头，一个大姐说：有时候两个馒头就过一个中午。
一位一直坐在路边等活干的大姐，谈到孩子时红了眼眶，她的老公是环卫工人，她自己在毛纺厂补衣服。两口子最大的愿望是能多赚点钱，尽可能多补偿补偿孩子。
在我看来，这些镜头里的大哥大姐，就是一个个潜在的“摆摊者”。
因为订单不足，很多工厂关门、裁员，而这些失去工作的人，往往又是一些既无学历、又缺技能的基层就业人员。
失业对低收入人群的打击是很惨重的，在经济下行时，一时找不到工作，去街头巷口摆摊，不失为一种养家糊口的门路。
所以地摊不是为你准备的，地摊是为这样一群人准备的。
看过了这些失业者的挣扎，你再去看这两天被媒体鼓吹的各路“摆摊暴富大神”，又是日赚3万，又是开奔驰买奥迪的，就会冷静地多，冷静之余，多少还会觉得有点反胃。
你们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啊，这不就是端着肥肉跑饥民帐篷里吧唧嘴吗？
又想起近来一堆官媒整天盯着美国人的失业率冷嘲热讽，却对咱们自己这边的严峻形式，连一场认真的讨论都没有。
这总让我想起郭德纲的一句口头禅：
时候也不早了，咱干点正事儿吧！
（三）
“地摊经济”在我们的语境里，向来是被贬损和排斥的对象。
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上，这倒是也很容易理解：
地摊一不贡献税收，兴之于己无甚收益。
二则有碍观瞻，于当地“国际某某之都”的名声形象不利。
所以很多城市一方面大力招商引资，希望提振经济，创造就业，造福一方百姓，但另一方面却对摆摊不怎么待见，流动摊贩一直是打击和清理的对象。
森林之茂，不仅在于大树参天，还在于藤草葱郁。
其实，地摊、小店是城市经济生态重要的一环，它不仅解决了类似失业者这样的生存需求，也迎合了城市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
不要小瞧这两点，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它极大降低了城市低收入者的生存成本，而左右一座城市的物价指数也是穷人的生存成本——当底层劳动者的生存成本上升，他要么离开，要么提高自己的劳动价格。
想象一座完全没有外来务工者的北京，物价要高到什么地步？恐怕理发要400起步，通个下水道要花500，清个油烟机1千，你搬个家可能要花掉1万块。
因为无一例外，提供这些劳动的人，他们的生存成本上升了，能够留下来的人，必须提高自己的劳动价格才能生存。
2017年的那场火灾之后，很多北京的朋友抱怨说搬家开锁的价格涨得厉害，就是因为短时间内大量务工人员离开所导致的。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句话一点也不矫情，至少在城市经济生态链条中，它硬的很。
当下媒体纷纷呼吁正视“地摊经济”是一座城市有机生态的一部分，令人唏嘘，也希望这样的认识不要被城市管理者遗忘。
希望下次领导们在会议室里讨论打造城市国际化名片时，不要聊得太过兴奋和忘我，把那群摆地摊的穷人给忘了。
你们站在那么高的位子上，不应该总盯着前面这波最强壮，跑的最快的人，也要偶尔望一望远处，在那很远的地方，还有一波“掉队的人”。
对很多突然失业的进城务工者而言，摆地摊，是他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力挣扎，那几平米的简陋摊位，恰似一面面希望的“路标”。
他们所愿，不过是希冀管理者收起斜视的眼光，能够正视这么一群活生生的人。
他们所求，不奢望地方发钱送粮免社保，不过是恳求能够放开一个小口子，给他们透一口气就好。
“摆地摊”无关浪漫，它不过是穷苦百姓赖以糊口的简陋营生。正视这一点，不要去过度浪漫化解读地摊，正如我们应剥离掉繁盛的滤镜，去正视那些月薪不足一千的生活。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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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慧超，前媒体人、资深品牌公关顾问
作家，已出版《这个世界不欠你》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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