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变坏就是从尊崇“安石之学”开始的

这是思维补丁的第761篇文章

很喜欢，非常好听。

通往地狱的道路，由鲜花铺就

“破坏规则者，最先得利”

（一）

一个人的过去，往往潜藏着其未来选择的蛛丝马迹。

因此，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

这难，便是由他过往人生的经历、故事、得失、荣辱、心酸、悲苦和愉逸所共同筑就的一座城，任尔东西南北风，它自坚固无比。

王安石拜相后何以判若两人，以至于知己旧友一个个远离他，“诸贤尽不从”，乃至与其反目成仇？

这恐怕还要从宋仁宗时代讲起。王安石这位后来在神宗朝简直可以呼风唤雨，乃至左右宋王朝走向的“两宋第一改革者”，在宋仁宗时代，则可谓是生不逢时，屡屡碰壁。

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分明能感受到，王安石和宋仁宗不是一种人，两个人对政治、权力、治国理政等事务的理解，可以说是凿枘不合。

讲一件嘉佑六年（1061年）的小事：

这一年，宋仁宗决定开设一场制举考试。宋朝的制举考试是一种君主下诏特殊安排的考试，这种考试比普通的贡举考试要难很多，而且考试地点就在皇宫，主考官就是皇帝本人，即”御试“。

这一年的制举考试，有一个主题：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听名字也知道，这是皇帝希望籍此选拔敢言有识之士。这一年皇帝出的考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如今国家面对种种的问题和困顿，你觉得该怎么办？

考试完毕，阅卷的时候，满朝大臣却因其中的一张卷子吵翻了天。因为大臣们发现，有个胆大包天的考生，在答题时把仁宗皇帝、中书宰辅全都狠狠地骂了一通，而且骂的相当“脏”。

面对如此狂悖的考生，大臣们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

一派认为，这样的考生目无君上、罪为大逆，定不能用。

另一派则认为，这个考生才华出众，正色敢言，“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

臣僚们对此张考卷争执不休，事情一直闹到仁宗皇帝那里。宋仁宗阅卷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

意思就是，分明是我自己向天下士子求真言的，如今真的有考生以直言斥弊政，如果因此贬黜他，那天下人该怎么看我？

仁宗皇帝最终决定留用这个疯狂“诋毁”自己的考生，而且给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北宋的制举考试，成绩分五等，不过一等、二等是个幌子，从来不给任何人，所以实际上考试的前三名分别是：第三等、第四等和第五等。

这位大骂皇帝宰相的考生，获得了第四等次的成绩，他的名字叫苏辙。那次考试获得第一名（即实际第三等）的考生，是他的哥哥，苏轼。

年轻的王安石非常看不惯苏辙的狂悖，认为他“专攻人主”，实在是别有用心。那时他的官职是知制诰，按规定，留用考生的任命状书应该由知制诰来起草，但王安石坚决拒绝给苏辙这样的人起草任命书，誓死不从。

此时宋仁宗的宽容再一次显现出来，面对王安石拒不起草任命书的任性，仁宗也不生气，只是换了另一位知制诰来起草苏辙的任命状。

宋仁宗有“两宋第一明君”的美誉，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帝王相比，宋仁宗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宽仁大度，胸怀明月的皇帝。

但所谓“宽仁大度”，其实还存在另一种看待视角，就是“软弱拘儒、徘徊犹豫、瞻前虑后”。

仁宗是许许多多文人士大夫心中的“千古圣君”，但我想，王安石内心未必会这么看。

比如，面对重大决策常常踌躇不决的仁宗皇帝，王安石就此专门给皇帝上过奏疏，这封奏折的核心意思，就是说您作为皇帝不能总一副“深拱渊默”的姿态，放任谏官、御史动不动批评皇帝，弹劾中书重臣；重要事项皇帝得自己拿主意，遇事别动辄集体商议；皇帝应该收回“威福之柄”，不能让宰相和中书掌握那么大的权力……

王安石心中帝王，应该是一位乾纲独断，杀伐果断，不怒自威的皇帝。王安石所崇拜和向往的权力者，显然是那种紧握权柄，生杀予夺说一不二的强硬派。

这倒解释了，为何王安石在人微言轻时，屡屡上书说朝廷应该广开言路，用君子弃小人，而拜相之后，大权在握，却马上板起面孔，对“变法的反对派”们狠心狠手，冷酷薄情。

因为经历过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王安石，确实曾经亲眼目睹了，仁宗朝皇帝与宰辅如何被御史、谏官紧紧捆住手脚，因为他见证了当年改革者所面临的上下交困，也因为他曾经亲身经历了改革举措被群而攻之，无可奈何的窘境。

（二）

王安石进入中书成为宰相之后，对批评和反对自己变法主张的人，实施了雷厉风行的罢黜。

后来朱熹评价拜相后的王安石，说他“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这期间王安石的所做作为，可参见我之前写的另一篇文章《拜相之后，“开明派”王安石何以变成了自己最厌恶的模样?》）。

王安石之所以能够明火执仗地“排摈忠直”，核心的倚仗是获得了宋神宗的信任与支持。

事实上，神宗皇帝对王安石在大宋朝堂上所掀起的“权术风暴”采取了默许乃至鼓励的态度。

这不仅仅是因为皇帝对王安石才能的欣赏，也不仅仅是因为皇帝对新法的敛财效果感到满意，另一个隐秘的缘由是：

皇帝本身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以及更多的自由。

历史上真实的皇帝，其实并不像如今爽文短剧中刻画的那般一言九鼎、唯我独尊、无拘无束。

实际上，当一个好皇帝并不容易。尤其在北宋，方方面面给皇帝设置的条条框框非常多，遑论军政改革这类的国家大事，就连很多芝麻大点的小事，皇帝也不得自由，动不动就会被御史谏官上疏规劝嘲讽一番，甚至被谏官贴脸开骂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仁宗皇帝在位时，老将王德用在民间遇到两名绝色美女，他就把这两个美人进献给了皇帝。王德用倒不是一位阿谀逢迎的人，众所周知，仁宗皇帝一直没有儿子，满朝文武对这件事都挺忧心的，王将军进献美女的初衷，很可能是婉转地劝慰一下仁宗帝：

这俩美人姿色绝代，要不您再努努力呢？

古代帝王，可以合法地坐拥后宫佳丽三千，按理说这实在不算一件值得讨论的事，但当时的谏官王素还是直接找到仁宗，诘问是不是有这件事？

仁宗承认确有此事，“在朕左右，亦甚亲近，且留之如何？”

堂堂君王，这已经是商量的口吻，但王素不依不饶，开始给皇帝输出大道理。

仁宗无奈之下，只能把这两名美人遣出宫，各赏了三百贯钱。为此，仁宗皇帝还掉了眼泪，这眼泪，固然有对美人离去的惋惜，但恐怕更多是无可奈何的滋味。

宋神宗虽然比仁宗更任性，但绑在他身上的“绳索”，也同样是千万条，神宗皇帝就曾对臣子感叹：

“朕平生未尝作快意事。”

所以，当王安石将那些直言不讳、纳忠效信的谏官御史一个个罢黜之后，神宗皇帝的身心自然也是舒畅的。

有宋一代，所谓的“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听起来海清河晏，其实非常依仗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机制。

这个脆弱的平衡机制，是捆在皇权之上的两条绳索：

第一条是天道、法祖，即以“天命”和祖宗成法约束皇帝，天命不可违，你祖宗的话，你这个孙子应该听啊。

第二条是御史台谏对皇权、相权的监督、谏诤，这些谏官的工作，就是专门纠绳皇帝和宰相的过失妄为。

对第二条绳索，前文已有阐述，王安石上任之后，迅速完成了对御史台谏官员的“大清洗、大换血”，新的台谏官都是攀附、认同王安石变法理念的人。

很快，御史台谏从以前可以“风闻言事”，即可以根据没有证据的传言进行弹劾和进谏，发展到禁止“越职言事”，即言官不能批评谤议自己职责之外的事情。

如果说仁宗朝是“百花齐放”，到了神宗一朝，朝堂之上便只有王氏“一花独艳”了，政治风气的崩坏程度，犹如断崖。

而王安石，正是打破这一平衡的始作俑者，他破坏了自仁宗以来“宽容政治”的共识。

对于那第一条天命和祖宗成法拧成的绳子，王安石发表了每一个中学生都熟记的惊天之言：

天命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什么天道、祖宗、人言，都不必认真对待，统统都是文人士大夫扯的狗屁，哥们儿，你是皇帝啊！做你自己！你是光，你是电，你是唯一的神话，你可以为所欲为啊！

对皇帝的欲望、野心和志向，王安石采取了迎合的态度，对绳检皇权和相权的锁链，王安石以强力将其剪断，面对这些做法，神宗怎么可能不欢喜，不快意，不舒服呢？

可以说，放任皇权的任性，打破皇权、相权和文官集团的平衡状态，是王安石主政时期的大败笔——其对北宋王朝的影响之恶劣，远胜于变法的强力施行，以及对民间的戕害。

君王乾纲独断之下，必然是御史台谏万马齐喑。

短时间内，确实显得高效，变法措施推的快，成果出的快，乍一看成绩斐然。

但，这一切是以牺牲了王朝内部的纠偏和制衡机制为代价的。

当皇权与文官集团相互制衡的脆弱状态被打破，皇权获得了近乎无限的自由，那宽容的政治气氛必然已经转为偏狭与专制。

由此，台谏制度已名存实亡，甚至演变成了党同伐异的政治工具，劣币开始驱逐良币。

顺从的、工具性的“新官僚”开始大规模上台，他们服从、高效，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政治风气颓然大坏。

（三）

在清除异己的同时，王安石还在大力推进“一道德以同俗”。

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一派所撰写的《三经新义》，竟取代了儒家经典，成为了官学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

所谓“一道德”，其实就是一切以“王安石之学”为准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要么迎合我，跟着我王安石的路线走，要么就给我滚蛋。

这场漫长的“统一思想”运动，王安石一直推行到自己下台的最后一天。

多年之后，苏轼这样评价王安石的所作所为：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

文字、思想、理论的衰弊，从未像今天这般糟糕。而这衰弊的源头，就是王安石。王安石的文字、哲学、理念，未必不好，但他的祸患在于，喜欢让别人和自己一样，容不得其他学派的声音。

王安石“一道德”之下的学术文化，并不鼓励多元性和多样化。

后来苏轼还形象地比喻：“王氏之学，正如脱椠”。

“脱椠”的意思，就是都是根据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千人一面，千文一腔，毫无个性，毫无思想，只有跟随与顺从。

实际上，这正是宰相王安石在变法之后，所着力追求的政治生态——不要思考，不要疑惑，不要提问，不要否定，不要抗争，只要执行和结果。

（四）

谈到王安石变法，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有这样的观点：

“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这一观点，其实与南宋高宗的看法一致，宋高宗评价王安石变法时曾说：

“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面对这些指责，王安石或许可以狡辩说，虽然我排斥异己，堵塞言路，以雷霆手段推行新法，但我没有私心，我的初衷是为了国家好，我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邦。

这话或许不假，王安石变法，也确实没有为自己敛财，但是——

目的很重要，可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程序，同样很重要。

古今中外，有许许多多的人间惨剧，究其源头，往往会发现一个“良善的愿景”。

为了抵达某个想象中良善光明的愿景，而放弃了宽容、法治和程序的正义，乃至动作、手段逐渐变形、扭曲，直至失控，那个想象中曾经无比美好的愿景，往往会变成现实中最恐怖的噩梦。

所以后来哈耶克写道：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良的愿望铺就的。

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古今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将北宋灭亡，全部归罪于荆公，显然不客观，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但自王安石为迅速推行变法，与神宗腹心相照地清除异己、打压御史谏官之后，北宋朝堂一改仁宗时代宽和包容的政治风气，群臣之间罗织构陷、党同伐异此起彼伏，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古往今来，世道的崩坏，往往都有一个相似的现实表征：

就是正直良善的人因为形势所迫，而逐渐闭嘴，“莫谈国事”。

大宋世道的颓弊危辱之风气，就是从“尊崇信奉”安石之学开始的。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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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慧超，前媒体人、资深品牌公关顾问

作家，已出版《这个世界不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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