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界应该为业界“站台”吗？
编辑：陈秋心
石扉客（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新闻学界与业界没有共同体，在双重沦丧的时代里未能“休戚与共”
现在是人情比天大，直率批评的空间越来越小，动辄得罪人，没法批评一个熟人、一个熟人的作品或熟人所在的平台。曾经在朋友圈批评某门户的作品，对方就来托人说情。微博和微信已经变成广告场。
然后是记者变演员。比如天津爆炸，每个去现场的记者都要包装一下，记者札记和记者报道平分秋色，有出名的记者，有流水账式的札记，还有完全记不住的报道。5年前是“社运型记者”，5年后是“表演型记者”。另外，媒体人“辞职秀”现象纷起，辞职时消费老东家，消费注意力，过度营销自己。
而新闻学界没有在媒体和记者们受到权力的压力的关键时刻给予声援，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比如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报道中对遇难学生家长的采访。新闻学界在权力面前选择缄默，而只对媒体操作问题发声。老师们也没有与新闻记者共同承担推动社会的重负。只有展江、王天定这些老师在网络中的言论，才偶尔使我感到难得的温暖。展江说平媒越困难越腐败，其实网媒也困难，越困难越需要学界支持。我们已经很久没讲新闻理想了，对业界和学界说一句话：在稿子、手记和个人营销之外，在论文、项目和职称之外，还有伦理、是非与公道，还有休戚与共和唇亡齿寒。
马少华（图片来源：人民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少华认为
新闻学界对业界是有支持的，批评也多基于公众立场而非权力立场
石扉客这番话说的非常重，也算是一吐心中块垒吧。我以前在微信交流中看到过石扉客的这种观点，但他在这样的场合直接地公开表达出来，还是令我局促不安，坐在地板上都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回到家里以后，我与石扉客在微信朋友圈和私信中进行一番交流。说实话，在我看到、听到这种表达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媒体朋友们真的会对新闻学界有这样的情感期待和心理期待。而我们在学校、课堂上的人，对此并不能够“感同身受”，对新闻业界的艰难处境，也可能隔膜了一些。尽管我十多年前就是从媒体走到课堂来的。
但是，认真说起来，我觉得学界存在的意义，学界声音存在的意义，恐怕并不只是这样一种对媒体记者的情感支持。尽管业界的这种期待并非不合理。我觉得，相互了解比相互指责更重要。这也是沈亚川发言对我的意义。新闻学界需要了解新闻业界在特殊压力下的期待。而新闻业界也需要了解学界一般来说并不是为业界的勇士“站台”的。学界对媒体报道的业务批评，往往是站在媒体与公众（尤其是弱势的个体，比如被采访者）之间——考虑到后者的权利；而不是站在媒体与强势的政府机构之间——依违于后者的权力。当然，这并不排除存在趋炎附势的学术研究。
石扉客问我：“你说到站位，可以延展到其他社会学科吗？比如法学。”
我起初没有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后来才意识到，他举出法学，可能是因为，在律师界面对权力压力的情况下，法学界的老师们挺身而出，纷纷发声为后者争取权利。在那位朋友看来，法学界应当成为新闻学界的榜样。这也反映了媒体人当下对法学界的普遍好感。
就在这篇文章刚刚写完，看到我的朋友陈杰人的“杰人观察”公号发布一篇《新闻学界为何不愿声援新闻记者——从石扉客的一次批评谈起》，就是以法学界作为对比，来责难新闻学界的。杰人原来与我同事，也是新闻媒体出来的人，尽管现在与我一样身在大学，但他却应当算是法学界人士。
我觉得，法学界确实值得尊重。但新闻学界也有为记者的权利辩护的优秀学者，比如，也来到昨天会场上的魏永征教授和展江教授。
而对于所谓“站台”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法学家既不为法官站台，也不为律师站台。
石扉客觉得，我的回答跟他说的还不是一回事。他说：“法学家和法官律师毫无疑问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但新闻我看显然不是。”
这样，我就不得不仓促回答所谓“职业共同体”的问题了。我觉得，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在中国也是虚置的。当下律师不利的法律处境就直接与法官有关。
石扉客说：至少理论上大家不会反对（这个“职业共同体”概念），新闻就似乎从来都是各尿各的。
他这话可能反映了某种实情：新闻学界可能对媒体的实际处境不太关注；而新闻媒体朋友，则对于新闻学界与自己实践处境无关的研究不大关注。尤其是，如果他们只从微博中关注新闻学界的发言的话。
刘海龙老师用手机传到微信群中的照片（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少华读书”）
实际上，今天在微信朋友圈，有多位媒体朋友与我谈到“职业共同体”这个概念。我知道，他们对新闻学界的期待可能就建立在这个概念之上。
我回答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是独立的法律职业相对于行政权力而言的。在中国谈不到。新闻可能确实特殊一些，也不好比附别的行业。说起来，法官、律师、法学家与记者、公众、新闻学教师，这两组关系根本对不上。
当然，新闻学界与媒体的关系似乎更特殊一些，我们从他们中来。我们的学生到他们中间去。无怪他们期待在媒体面对压力时学界为他们说话。
新闻学过去的整个教学体系，都是从传播者出发的，是为提高传播、宣传和说服效果服务的。从受众的立场出发，站在公众和受访者立场挑剔媒体，也就是没多久的事。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新闻学界的进步。
只是因为我国媒体相对与权力太弱势了，所以才会有对学界的强烈情感期待。也才会在这种期待得不到积极回应之后产生责难的情绪。
我觉得，不同职业的社会分工是基本的规定性。而不同职业之间因相关性产生的“职业共同体”，只是基于共同接受的理念，在面对外在压力之下的心理和情感需求。比如，律师、法官、法学家所共同尊重的法律精神；新闻记者与新闻教师所共同了解的新闻规律。但“职业共同体”不能取消各自的社会分工和职业标准，更不能取消相互的批评。
但是，石扉客昨天在人大新闻学院的发言，当时在心中产生震撼，事后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想其他老师和同学也有同样感觉吧。所以，他还是没白说。
新闻活动就是致力于不同人群的沟通、理解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就是致力于促进沟通交流的。我们听到一个不同群体的声音总是这种沟通的结果，总是会促进理解，尽管它并不一定要被当作完全正确的判断标准。
曹林（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中国青年报编委、首席评论员曹林认为
学界与业界的相互指责加深了裂痕，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学界应多提升“存在感”
很多学界的老师对这个批评很反感，有的说，并不是没声援，有理的就声援，没理的不能苛求新闻学界去站队，有些媒体和记者自己不干净，有什么资格要求学界挺身而出。有的说，怎么没声援啊，很多新闻学者说的那些观点你们媒体敢登吗？有的说，新闻学界也有很多苦衷，业界对学界的这种批评，是弱者对弱者的批评。有的老师则称，新闻学院中教新闻理论和实务的老师越来越少，多是研究与新闻无关的传播学――意思是，在新闻事件上的缺席可以理解。
看到学界与业界陷入这种各自带着优越感的互相指责，很是难受。我想，业界中人对新闻学界的那些批评，初衷并不是指责学界，而是寄望提起一个议题，让学界和业界有更多的交流，而不是互划圈子老死不相往死，在各自的地盘上指责对方。可每一次讨论这个话题时，似乎都陷入学界与业界的互相指责中，加深了本就很深的裂痕。
写下这个题目，只是想玩个标题党、开个玩笑，并不是想批评新闻学界。我以前写过不少文章批评新闻学界，新闻学界有很多师友，常与他们交流，知道他们的苦衷。很多时候，新闻学界的视角跟业界是不一样的，业界中人与时事跟得太近，有自己的视角――象牙塔中的学界中人离得较远，“较远”也不是什么坏事，距离产生理性，可以作一个冷峻的旁观者，避免陷入业界的利益和立场纠葛之中。学界有学界的逻辑，他们是报道的研究者（研究有时总是滞后的），而不是积极的介入者，业界没有理由苛求学界跟自己一样的站姿（就像学界没法苛求业界中人像自己那样写论文）。随着媒体业的发展，媒体人的“共同体意识”越来越强烈――可你有共同体，别人也有共同体，业界应该尊重学界与这种媒体共同体保持距离，带着一定的超脱态度去研究，别用自己的实践逻辑和情感期待去绑架业界的研究自由。
超越学界与业界对立的角度来看，新闻学界可能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站在业界立场上去指责学界老师，而是与学界中师友们和新闻系的学生讨论时，形成的一些反思与共识。
其一，公共事件中缺乏来自新闻学界的声音，新闻学界中的媒体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偏少。并不是说要让学界中人在涉及媒体权利的话题上去声援业界，而是对媒体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发言。这其实也是新闻教育的一部分，用发言为学生树立表达的典范，用自己的声音去感染学生，成为新闻教学的鲜活材料，而不是用教材上那些僵化的教条。教采写编评的老师，拿什么去教学生呢？用几十年前人民日报的评论案例？用远离今天这个时代的那些陈旧材料？当然不行。学好新闻实务，需要在课堂上形成一个新闻舆论场，一个积极介入公共事务的媒体知识分子，对新闻事件保持着观察的敏感和发言的冲动，才能让新闻课堂与社会接轨。
相比其他专业和职业，新闻学界中常在媒体上积极发言的知识分子相对偏少。发言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与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问题上的发言，一是对公共事件的发言，在媒体版面上开设时评专栏。新闻学界的这种发言偏少，常常发言的就那几个老面孔。教新闻的老师们都缺乏发言的冲动和习惯，怎么培养新闻系学生的表达冲动呢？
第二，缺乏实践的问题意识，研究的东西离新闻实践比较远，也就是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讲而已，没有解释和指导实践问题的能力。很多学界中人对新闻教育的理解很狭窄，认为就是把学生教好，其实新闻教育还有更深的内涵，应该对媒体业界出现的现实问题有所回应有所指导――新闻学习没有止境，新闻教育不仅是对学生，也应该对业界。采访遇到的伦理困境如何突破，面对新媒体的冲击纸媒应该怎么办，传统媒体怎么做融媒体，等等，传媒大变局时代每天都会提出无数的实践难题，学界不仅应该成为业界的智库，更有义务深入研究这些实践难题，开展另一个层面的新闻教育。
很遗憾，很少看到学界中人在这些实践问题上拿出让媒体中人眼前一亮的研究。各种核心期刊，每年生产出很多新闻学术论文，说实话，看标题就没兴趣，堆砌学术名词的学术腔也让人看不下去，与实践有很大的隔膜――这些论文评评职称混混资历可以，自己圈子自娱自乐，但对实践指导真没什么卵用。
“新闻学界”需要更多地提升自己在评说公共事务和研究实践问题上的存在感，别让人感觉这个“学界”只有小圈子开会时才存在。写下这些话，并非想表现业界的什么优越感，而是期待一种真诚的沟通，我深知新闻业界的问题可能更多，学界的老师能义愤填膺地写出一大筐。
陈杰人（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人认为
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是格格不入的两个圈子。
非常认同沈先生的这一批评。纵观过去多年来发生在新闻界的很多重大事项，无论是媒体被权力压制，还是记者个人因为报道遭非难，往往只有媒体从业者不约而同的抗议和各种反抗，却几乎未见一个新闻学者挺身而出说句公道话。说白了，新闻界的事情给人的感觉是，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是格格不入的两个不同圈子。
这种割裂境况，和中国很多其他界别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比如法律界，一个律师遭受非难，除了全国各地的律师纷起声援，法学界的很多专家学者也常以各种形势表达关注和支持，这些声援者，很多就是法学界最顶尖的专家；再比如企业界，如果哪个企业家遭不公平待遇，很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也会挺身而出替企业家说话，并呼吁政府善待企业主。
在“杰人观察”看来，中国新闻学界之所以对新闻业界的各种不平熟视无睹，源于如下原因。
首先，中国的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存在非常巨大的心理和职业鸿沟。新闻学界的多数学者和老师，都是从课堂到课堂，教采访的没当过记者，教编辑的没编过版面，教写作的没写过文章。所以这些所谓学者，更多地满足于自说自话式的纯学术圈子，他们对新闻业界，根本就没有感觉和感情。当然，近些年来，少数新闻学院开始引入资深媒体人从教，使得这一境况有了解冻，比如人大新闻学院那位教授朋友，就把媒体的职业精神和实务经验带入了课堂并使学生受益匪浅。但总体而言，情况仍然非常不乐观。
其次，新闻学界的主流思维，和新闻业界有天壤之别。中国真正的记者，尤其是那些因为报道真相而蒙难的记者，往往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信奉“媒体越肮脏，社会越干净”的理念。而新闻学界更多地还是处于一种30年前意识形态控制状态，新闻学界的很多专家学者，还是反对真正的媒体精神。所以，指望他们去声援蒙难的记者，显然不现实。
再次，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缺乏互动和沟通，使得两个群体严重割裂。平日里，新闻学界自说自话，无视当代新闻业界的历史性改变，而新闻业界则瞧不起新闻学界的很多人，认为他们奉行犬儒主义。这种互不认同、互不往来的局面，也使得新闻学界对业界的真问题鲜有过问。
第四，中国新闻教育的理念和宗旨出了问题，他们并不以培养真正具有质疑精神、批判精神的媒体人为己任，而是满足于教条式的科班状态。这种宗旨，也决定了新闻学界对业界的自我割裂和决绝。
中国这些年的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媒体的适度解放和新闻业界的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对此，新闻学界并没有真正认同，看看现在很多新闻学院，使用的还是30年前意识形态严密控制下的教材，我们就会明白很多。希望沈亚川先生这番批评，能够引起新闻学界的自省，也能促进学界和业界的融合。
（头图来源：gogonzojour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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