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洞独家报道 | 北大方圆五公里的外卖江湖
「今天讲讲在北大－中关村一带活动的外卖小哥/大姐们的故事」
作者 | 张月朦
编辑 | 杨开心
见到竹林的时候，她正在硅谷大厦地下二层吃着面。在这个名为互联网圣地的大厦里，她做着接入最后一公里的工作。
干了11天，你不知我流了多少泪
这是她干这份工作的第十一天，从最开始每天不到10单，到现在能跑20单了。
竹林，43岁，河南人，来北京20年。“不怕你笑话，不知道偷着流了多少次眼泪”。刚做这份工作，她最怕的是找不到路，找不到路就有超时的危险，而外卖员就是和时间赛跑的人。“每次送餐我们都得飞起来”，但有时候偏偏想飞也飞不起来。
不少写字楼为了安全，经常会在送餐高峰期封锁楼梯。竹林有一次好不容易爬到了11层，结果楼梯间被锁住了，她只好一层一层走下来再坐电梯上去，“我都要急疯了，后面压着好几个单子”。而电梯更是他们无福享受的噩梦，“中午送餐的时候电梯根本挤不上去，而且层层停”。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过那个在电梯里急哭了的外卖小哥，或者对她而言，这根本算不上新闻。
时间不够用是所有外卖员的心声，尤其是在北大-中关村地区。冬天大家都不乐意出门，外卖单量大，爆单也是常有的事。外卖员崔峰昨天中午接到18单，餐送不过来，平台也不给撤，只能硬着头皮送。“基本上一下车就是跑”，因为要一边跑一边看手机，他还扭伤了脚。
竹林和崔峰都穿着蜂鸟配送的衣服，不过招他们进来的是第三方的承包商。为了打通“最后三公里” ，饿了么靠自建物流，蜂鸟对接的是众包物流、第三方物流、和合作的第三方物流三种力量来消化自己的订单。与自营物流不同，竹林所在的第三方物流没有底薪，纯粹以单量来计费，夏天每单提成7元，冬天8元。相比于“等级森严”的自营物流，第三方物流的奖罚体系也相对简单，但在竞争惨烈的外卖行业，薪资和奖罚的变化有时候比天气变得还快。
△蜂鸟配送
每天早晨九点的硅谷大厦地下二层，竹林和她的同行们在晨会中开始一天的送餐生活。晨会由片区负责人召开，除了例行公事的服务要求，竹林他们最关心的是薪资和奖罚的变化。服务水平烧起了外卖行业的新战火，而外卖员的工资单就是新战场。最新的规定是，客户每一个五星好评奖励一块钱，但是如果收到了一星或者两星评价，就到罚50元到100元不等。采访那天，竹林送了二十多单，收到一个一星，这意味着她这一天白干了。
烧钱模式，一直是外卖O2O的核心战略。市场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平台的竞争策略。并且相比于自营物流，承包商代理的模式缺乏监管，没有统一的奖罚体系，旗下外卖员则多是“三无”员工。
崔峰，网名“男主角”，原先是一家国营矿场的矿工，三个儿子在老家邯郸上学。这几年矿厂效益不好，他才出来打工。经老乡介绍，去年十月份他成了外卖员。没有签劳务合同，没有保险，电动车、手机包括工服都是自己买的。
而竹林不明白巨头们的补贴大战，也并不在乎有没有签劳务合同，对她来说，每天多送几单多挣点钱就是她最大的幸福。来北京20年，她干过保洁、卖过玉米，“干保洁一个月，我十个脚趾头九个都（淤）青了”，即使这样，她也从没想过离开这个城市，这里是她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的希望。
在北京20年，她一直在服务别人，但这个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干外卖之前，她和丈夫在一个小区做着收废品的生意，日供日销，挣的钱刚刚够夫妻二人和三个孩子的生活费。有穿着工服的配送员到他们家卖废品，外向的竹林就问人家，哥们你们干这个怎么样啊？对方说，不怕累就干呗。“刚好我们那边碾外地人生意不好做，我一气之下就过来送外卖了。”
“今天是穷人的日子，就是我的日子”
带着要挣钱决心，竹林借钱买了电动车和智能手机，开始了她的送餐生涯。在外打工20年，辛苦对她而言不过是家常便饭，但这份辛苦还是在她意料之外。
“有的小区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手里拿着餐只能干着急”。干到第六天的时候，一个大厦6楼的顾客取走了她15楼的订单，一来一回两单白干还有面临投诉的可能，“我都要急疯了”。
辛苦的时候她也抱怨：“我想老天爷你为什么不下点钱给我，让我也能坐在楼房里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为什么我们要吃苦服务别人”。
更委屈的就是顾客的不理解。前两天她的餐已经送到了，但是因为时间长顾客不满意还是退单了。顾客退单，这单就要外卖员赔付。退的餐19块8，对于只敢吃10块以内的竹林来说，这是她两天的饭钱。
崔峰也害怕同样的事情。有一次送餐，崔峰在电梯里给顾客打电话说餐到了，结果顾客出来没看到他就很快回去了。当他再给顾客打电话的时候，对方让他等一会儿，十多分钟后一个穿得很单薄的小伙子出来，抱怨道：“我穿得这么少你让我等，冻得我都感冒了”。没办法，他只能不断的道歉，希望对方不要投诉。
不过有时外卖员也会碰到暖心的事。做了四年外卖的胡全勇手机里一直存着一个客户的评价。那天他送餐到人大，结果汤洒了，胡全勇觉得很不好意思，说要给客户赔偿，结果人大的女孩不仅没怪他还一直感谢他，之后更写了评价感谢他。而竹林有一次送餐，因为自己的失误少拿了两份餐，结果那两个客户不仅没让她赔偿甚至反过来安慰她，“对那两个男孩我心里愧疚一辈子”。
△顾客给胡全勇的评价
竹林喜欢说“上帝”，她解释这是追潮流，在她心里，“上帝”是冥冥中安排她命运的那个神。前两天她接到8个万柳的单子，路程远时间紧她把车开得飞快。新买的手机就夹在车把上导航。一个路肩颠簸手机掉了下来，她伸手就去接手机，结果车速太快冲了出去，差一点出事，把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我回来以后和我爱人说，上帝待我不薄。”
今年北京冬天雨雪少，送外卖的路上，竹林会特别高兴，“今天是穷人的日子，就是我的日子”，在她眼里，好天气也是“上帝”的福利。
晚餐高峰我和崔峰送了一次餐。一共四单，一单在畅春园，三单在校内。他先从硅谷大厦取餐，再到南门外的养亿人取餐。送餐先送畅春园，再送校内。干了两个月，崔峰对北大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他一路小跑先送42楼再送35楼，四单花了25分钟，提成32元。
△崔峰在畅春园送餐
从畅春园到北大的路上，电动车逆行穿过车流。“干我们这个闯红灯、逆行是必须的，不这么干就没法送了”。
△崔峰在北大送餐
在中国，O2O是红海，也是血海，输血拼市场是O2O的常态。出行领域战火已熄，外卖领域则随着巨头的入局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作为深入用户的触角，外卖平台之间的策略竞争和成本控制，以更直接和更残酷的方式展现在了配送员的的送餐路中。对于他们来说，更快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安全则是其次要考虑的事。当了两个月的外卖员，崔峰出过5次事故，不过他只说了撞到别人的一次，那天他赔了400块钱。
胡全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2016年3月，他在送外卖途中撞上了一辆汽车，颈部骨折，在海淀医院住了两个月，前后花费数十万元。如今53岁的他又回到硅谷继续送外卖，不同的是还多了一项工作：和饿了么协商自己的医疗费用。由于没有签订纸质的劳务合同，饿了么始终拒绝承认他们的劳务关系，更不要说支付医疗费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了供应商召集工友募捐的一千多元以外，他没有收到任何赔偿。
最近的北大，最远的北大
与硅谷一路之隔的北大曾是外卖员最喜欢的地方，距离近就意味着同样的时间可以送的更多。不过事情在去年10月有了变化。16年10月，北大保卫部出台《规范校园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要求校内外电动自行车办理非机动车通行证后才可入内。
通知规定，办理非机动车通行证的电动自行车必须办理北京市牌照，校外服务保障如送餐、送水、送货等电动自行车，须以单位名义如送餐公司、外卖餐馆、送水站等申办，提供单位营业许可证、法人代表及联系方式、骑行人有效证件(身份证、暂住证或居住卡)等材料。
“就是走个过程，要求我们都满足不了”，胡全勇说。根据《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办理规定》，申请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必须被列入市工商管理局公布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与产品目录》。一般连体座、有脚踏功能，整车重量不大于40公斤、最高时速不高于20公里的车才能上牌。而送外卖的电动车及校内师生的车辆大部分都是无脚踏的电动车。
除了牌照，大部分外卖员也没有暂住证，更不要说还需要公司配合出具的营业许可证等。在硅谷大厦一百多个外卖员中，只有一两个托熟人办了通行证。
不能骑车，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累。干了一年多的朱爱萍很不适应这个“新政”，“用箱子拎着吧太沉，直接提着又怕凉”，北大变得越来越难送。胡全勇也觉得很不方便，“中午十几个单，这边几分钟，那边几分钟，给最后一个人送去人家吃饭都啥时候了”。有些学生抱怨现在送餐越来越慢了，胡全勇理解他们，“大冬天让人家吃凉饭，我们也过意不去，但是没办法”。现在，北大成了他们最不想去的地方。
有时候，进不去的不只是电动车。外卖员一般都从小西门进入北大，和保安“交涉”成了另一项任务。胡全勇表示，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顺利进入学校，但有时候保安会检查，“他们会问你要送到哪，再开箱一个个查”，一旦不让查或者对不上号保安就会给他们“上课”，更有甚者就只能换门进了。
进入小西门只是第一步。除了宿舍以外，胡全勇他们也会接到很多北大办公楼的订单，这是他们要闯的第二道关。一些办公楼不允许外卖进入，而判断的标准则是服装。采访中很多外卖员都表示，有些没有穿制服的送餐人员能够进入楼内，但他们这些穿着制服的外卖员却被保安拒之门外。“这是对我们的歧视”，胡全勇有些愤慨。而这些小障碍有时候会演变成大摩擦。一次胡全勇送一份人大办公楼的外卖，保安不让他上去，但客户一定要求送上楼，“反正你送不上来我就投诉你”！没办法的他经过沟通上楼送了外卖，但是那位客户仍然不满意并对他说了粗口，憋了一肚子火的胡全勇最终没忍住和客户大吵一架。
“你没钱过什么年，陪什么老人孩子”
出来打工20年，竹林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的三个孩子。如今，大女儿在郑州读大专，两个儿子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来北京20年，在家的日子却屈指可数。“老二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说我买了下午的车票回北京，他就跑走了。我跟过去看，十三岁的大小伙子抱着我趴在我背上哭，把我衣服都哭湿了。”
想孩子大概是所有打工者的心声。朱爱萍35岁，来自河北邢台，和丈夫一起在硅谷送外卖。她有两个孩子，最小的只有5岁。虽然仅仅四百公里车程，但她几乎没怎么回过家，“回家一趟路费贵不说，还耽误挣钱”，而我刚提起“孩子”两个字，她就红了眼眶。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有一章名为“救救孩子”，梁庄的留守儿童有爷爷奶奶疏于管理溺亡的，有精神世界缺失的少年犯，也有上了学却依然挣扎在城市边缘的新一代务工者。他们的父母进了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辛苦打拼，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被城市接纳，过上全新的生活，没想到这个美好的愿望却成为孩子的噩梦。
讲到孩子竹林急着给我看她的朋友圈，里面都是由于各种原因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她因为这些苦难而落泪，也因为这些同病相怜的故事而感慨。“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
竹林最近一次见三个孩子是去年暑假（16年），夫妻二人把孩子接到北京，一家五口睡在一张上下铺上，爷仨睡上面，竹林和19岁的闺女睡下面。虽然挤得身上都疼，但是谈话间还是掩饰不住的高兴。
虽然想念，但今年过年竹林依然没回老家，春节期间仍有外卖需求，留下来可以多挣点钱，“你没钱过什么年，陪什么老人孩子”，竹林有些愤愤然。
崔峰说“人生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在我们眼里，外卖员和这个城市所有的打工者一样，无所谓性别，不需要名字，但对于他们而言，外卖是他们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身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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