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baby和教主的婚礼刷屏了吗？不如我们来谈一谈婚礼中的性别意识｜女工有话说
红烛、礼炮、鲜花，大伙一片喜洋洋；
掷扇、泼水、踩瓦，新娘总有些无奈。
“礼”本是规范、是限制，若说结婚是两人的事，为何婚礼的种种限制，都只针对女性而来？
在《大年初一回娘家》一书中，有几篇文章讨论到婚礼仪式对女性的束缚——亦即透过反覆的仪式，不断强化父权的主宰性。很遗憾的，即使到了今日，这样的仪式内涵仍未有太大改变。
《大年初一回娘家》，分享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性别习俗并思考改变之道
新娘是整场婚礼的主角及焦点，为了让新娘在婚纱照和婚礼中呈现出“不像平日”的“美女”面貌，无论是女性本身或周遭亲友，经常会以高标准看待此事，希望她能扮演最称职、最令人惊艳的新娘角色。许多新娘早早便开始为此准备，减肥、瘦身、护肤、保养、烫发染发、除毛、修指甲等等，以便在婚礼当天接受众人的一番品头论足。性别文化中有所谓“男性凝视”（male gaze）一词，说的是女性不仅经常被男性不怀好意地注视，还会被其他女性以父权社会的单一、严苛的审美观检视。但我们对新郎却没有这样的要求或评断。
除了新娘得费尽心思装扮外，婚礼当天，还有各式令人瞠目结舌的行头和仪式，例如礼车上挂著一大块生猪肉、媒婆撑著一把大黑伞罩著新娘；礼车离去前，新娘得往车外丢一把扇子，新娘妈妈则将手上一脸盆的水泼洒出去；进夫家门之前，新娘得先过火炉、踩瓦片等等。同样的，这些繁琐仪式，也都只是针对新娘一人，而且只有她需要一一照做！
婚礼的仪式当然不只如此。传统婚礼最早可溯及《仪礼‧士昏礼》的记载，有纳釆、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等六礼。现代婚礼虽已经过简化，但结婚当天还是有许多程序要进行，包括祭祖、出发、燃炮、吃姊妹桌、等待新郎、讨喜、拜别、出门、礼车、掷扇、摸橘子、牵新娘、祭祖、进洞房、喜宴、送客、闹洞房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这一连串的仪式，一般新人通常只能行礼如仪，没有什麽自主空间，更遑论去质疑其背后的意义。事实上，许多仪式带有极为明显、偏颇的性别意涵。例如常见的“掷扇”，是由新娘拿两把扇子，礼车开动时，新娘丢下一把扇子，表示要丢掉之前的少女习性，准备做好妇人角色；带走一把扇子，则是代表丢掉坏习性，而把好习性带到夫家。但为什么认定新娘一定有或只有新娘才有坏脾气？如果参考每年台湾婚姻暴力的性别统计，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谬误是很明显的。掷扇另有一说是要把新娘原来的“姓”丢弃。结婚后，新娘的姓果然不见了，她的称谓立即变成“X太太”，成为先生的附属物；过去有些人家还会为新娘另取名字，将她原本的姓和名（连同身分）一併“斩草除根”，完全弃绝。
二人向黄晓明父母敬茶领红包
女性结婚不仅要丢弃过去的自己，还意味著要和原生家庭割捨与断裂，而男方却是增益和丰富，这从“嫁出去”、“娶进来”的用词可见一斑。因此，当礼车开走时，新娘被要求不能回头看，表示从此断了与娘家的关系，只能全心投入夫家。新娘子离家前要“拜别”父母，而双方也经常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相送。至于泼水之意，当年陈前“总统”的女儿结婚时，夫人吴淑珍说得最直接明白：“嫁出去后，就不要回来分财产！”这无疑是宣告女儿在结婚之后便不属于原生家庭，需要将彼此的界线画清楚，而罔顾法律早就规定子女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
即使经过时代演变，现代婚仪的整体运作仍多以男方为主，双重标准也还处处可见。2005年，导演吴汰紝拍了一部名为《囍》的纪录片，以两个即将踏入婚姻的年轻女性为主角，记录她们筹备婚礼的过程和心情。从片中我们可窥见，当“传统”透过仪式来袭，置身其中的女性往往只能无奈地接受。
这部影片的简介是这麽说的：“囍事，大事。遵辰按时，循礼蹈矩，直到，女儿离开，妻子媳妇嫂嫂舅妈进入。被垄罩的人们快乐地举杯：‘恭喜啊！天赐良缘，新婚燕尔，早生贵子，百年好合，幸福美满！’然后，妻子媳妇嫂嫂舅妈，微笑著。……（中略）。在这理所当然的氛围中，又好像有些东西，像小木屑一样地刺著心头，那是一种夹杂了紧张、愤怒、害羞、哀愁心情的微弱讯号，就像在《快乐颂》中偷偷藏著摩斯密码。”
到底被吴汰紝比喻成喜事中的那些“小木屑”是什麽呢？《快乐颂》中又偷偷藏著什麽摩斯密码呢？资深影评人游惠贞给了这样的答案：“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电影，导演从同样走到适婚年龄的女性的角度，观察两位好友面对即将来临的婚礼，究竟有何期待和迟疑。探索的过程凸显了我们仍处在一个一面倒的父权社会，也无可避免地透露了导演对婚姻的迟疑与恐惧。”吴汰紝以细腻手法和幽微譬喻呈现新娘在父权婚礼中的失落与被摆布的无奈，譬如：打包清空后的娘家房间、家里“少了一个”的圣诞灯饰……。两个即将进礼堂的好友，原本说说笑笑地分享著，却突然静默，眼角泛泪……
近年的婚礼还流行一个取自西方的仪式——由新娘父亲牵著新娘走进礼堂。《囍》片中的两位新娘也不例外。婚礼中，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一幕：音乐响起，在花童、伴郎伴娘之后，新娘由父亲挽著，一步步走在红毯上，接近礼台时，父亲再慎重地将女儿交给新郎，完成他的任务。这或许是许多人深受感动的时刻，但从性别角度看，其实大有可议之处。
婚礼上，Angelababy的父亲牵着她的手，在台上将女儿交给黄晓明
就以片中两位主角来说，她们都来自双亲家庭，与父母相处也很和睦，但看来在养育子女和日常生活照顾上，应该还是由妈妈负担主要责任。然而，最后代表亮相的却是爸爸，在台上致词的，通常也是爸爸。更重要的是，父亲将女儿交付给新郎的这个动作，十足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传统的再制！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已成年的女性，为什麽需要从一个男性手中被移转给另一个男性？
此外，婚礼中当然少不了祝福的话，但我们若仔细检视，其中也不乏刻板印象或双重标准。譬如，叮咛新娘日后要孝敬公婆，扮演好媳妇角色，女婿则通常不会被这样要求。祝福“早生贵子”之声更不绝于耳，而且最好要生男生，所以才会有“吃甜甜，生后生！”这样的“吉祥”话出现。我曾在一个婚宴上见过这样的场景：男方家长致词时，不断对著新娘说：“我们家XX是长子，你进门后要赶快生，帮我们传宗接代！”新郎父亲完全无视那对新人是大学法律系同班同学，两人正一起准备国家考试和研究所考试。后来新娘父亲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说：“我希望亲家公不要给我女儿这么大的压力！”
黄晓明父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望能赶快抱得孙子，最好是一对龙凤胎
面对种种不合理的仪式，已有一些人在尝试改变。譬如，上面那个为女儿挺身“抗议”的爸爸；纪录片《囍》的其中一位新娘，在婚礼前夕便对家人说：“明天谁敢叫我丢扇或有人泼水，我就翻脸！”除了消极性的抗议或阻止之外，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欣喜、具创意的做法。譬如，有新人是两人手牵手进礼堂，也有人是跳著舞进场；有爸爸妈妈各在一旁陪同进场的，也有来自单亲家庭的新人，由妈妈来主其事（而非传统上的母舅）；有新人独立筹办婚宴，父母只应邀参与给予祝福，而没有让婚宴成为父母（尤其是父亲）的社交排场等等。
随著社会开放，近几年人们的性别意识成长，婚丧节庆仪式中的性别意涵开始受到重视，也有较多的讨论。像是2004年行政院通过的《妇女政策纲领》，就宣示要改革具贬抑、歧视女性的习俗仪式和观念。之后，即持续进行相关工作，包括：委託学者研究办理国民礼仪范例；婚丧葬礼仪检讨座谈；甚至在礼仪师的考试中，就考题做了全面的性别检视；以及出版《现代国民丧礼》等等。但整体而言，至今为止的努力，比较集中在丧葬仪式的改革，婚礼部分则较少著墨。
有些民间妇女／性别团体，很早即注意到许多民间祭祀习俗严重轻忽或歧视女性。譬如妇女新知基金会在2003年的清明节，曾召开记者会谈“从‘孤娘’庙谈祭祀的性别文化”，指出女性若是单身或早夭，其牌位不能置于原生家庭，必须放在姑娘庙成为“孤娘”。女性必须藉由婚姻制度进入夫家的祖先祭祀中，才不致沦为孤魂野鬼，显示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强制性。1973年在高雄旗津地区，因渡轮翻覆而让前往工厂上班途中的25位年轻女性葬身海底，后来被集体安葬。这个“二十五淑女墓”几年前经高雄市女权会的努力，成功游说高雄市府将墓园整修、重新命名为“劳动女性纪念公园”。而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藉由出版《大年初一回娘家》一书，提供许多对婚丧喜庆仪式的性别省思，也因那本书的触动，让东华大学的萧昭君教授成为彰化社头萧家斗山祠百年来的首位女主祭。
经高雄市女权会的努力游说，高雄市府将墓园整修、重新命名为“劳动女性纪念公园”
关于婚礼，除了省思其背后的性别意识，还有另一明显趋势也值得观察——现代婚礼已越来越商业化，从珠宝礼品、婚纱摄影、迎娶、宴客、归宁、蜜月旅行等等，仪式中的许多环节莫不与消费紧密结合，似乎花费越多，越能证明爱情的坚贞。许多业者忙著制造名目来刺激消费，譬如新娘秘书行业的应运而生；将钻戒象征爱情的洗脑式广告；昂贵又过度包装的喜糖喜饼；婚纱摄影让新娘宛如模特儿般在镜头前折腾一番，以换得厚厚一大本相本；喜宴当天，新娘礼服更是一件换过一件等现象。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新生的名堂中，大多还是围在新娘身上打转。父权加上资本主义，两只怪兽交相运作，不但让新人荷包大失血，也让性别平等观念仍处于原地踏步。
婚礼，原是两个相爱的人，在决定结成伴侣、携手人生之后，以公开仪式在众亲友面前宣誓，并得到祝福。目前在法律上，结婚已一律改成登记婚，公开仪式的婚礼，已不再必要。这是思考婚礼变革的好时机。有人或者因此不办婚礼，将省下的钱当“成家基金”，让两人有一个更扎实的开始；有人或许仍喜欢婚礼的气氛，则不妨发挥更大的创意，以新郎新娘为主体，两人一起筹画能呈现新人个性，令人难忘的独特婚礼！
从性别角度而言，这个由新郎新娘共同决定的婚礼，无论保留传统仪式或创新步骤，都应该检视其中的性别意识，将那些对女性充满歧视或片面要求的仪式和做法通通舍弃，让婚礼对两个新人而言，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是亲密关系的民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