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命”与“活命”
——杨绛《老王》教后碎感
“活命”
保住性，维持生命。
老王与三轮
课文说“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
这句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仅有的“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是老王唯一的“活命”工具。即没有了这辆车，老王的生活将无以为继，老王的生命将很快走向终结。
虽然他是一个孤独的“单干户”；虽然他一只眼是瞎的，另一只眼还患夜盲症；虽然“乘客不愿坐他的车”，偶尔还会“有人”讥讽他；可是，只要这辆车在，他就可以靠着它——送冰、载人，谋一点小钱，勉强维持生计。
虽然载客三轮取缔后，他不得不将其改装成平板三轮，又在“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可是，只要它在，只要他还能蹬，它就可以助他保住老命。
然而后来，破旧的三轮被弃置一旁，寂寞地躲在破落的大院的一角——老王病了，他再也没有气力去收拾它；蹬上它去载客挣钱，更是奢望。他病了几个月，药吃了不少，可是，依旧“不见好”。起初，他还能挣扎着去工作，到后来，便只能躲在“塌败的小屋”里静养。破旧的三轮便一直在角落中，默默安静着，伴着老王在风雨中熬着。老王的生命也在风雨中飘飘摇摇，愈来愈衰弱。
它被搁置了，他再也无法蹬着它去胡同口。破旧的三轮——“破旧”的老王——彼此支撑——“活命”状态由此可见。
它是他唯一的“活命”工具，唯一的陪伴，唯一。
这不，他再也不能蹬它，死神便悄然降临。
想到这里，我不禁想问：
老王的“活命”和杨绛的“活命”相同么？
杨绛与“文革”
课文中提到从“文革”开始到从干校回来（1966年5月-1972年3月），前后历时六年。足可证明，杨绛和老王相识的时间必定要超过这个时长。如课文第4段写到夫妇散步，第5段写到老王帮他们送冰，并代他们将冰放入冰箱，这两段所显示的时间是“文革”前。杨绛从干校回京是1972年3月，后来老王病了几个月。前后时间相加，二人相识的时长约有七八年。
所以，就是在这七八年的时间，杨绛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她在《我们仨》中写道：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这段时间杨绛居住在干面胡同，房屋宽敞舒适。且从一九六四年开始，钱钟书开始和洋人一起翻译毛选，钱杨二人各有一份特殊的供应。工资几百（我猜是月薪），一家人经常吃馆子，生活条件很是优裕。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和锺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
“文革”开始后，钱杨二人是最早一批受冲击的学者。但是结合《我们仨》的回忆，二人虽是“牛鬼蛇神”，且存款都被冻结，但是国家每月仍给他们发放生活费。只是较之前少很多。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下午四时左右……阿媛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许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钱钟书先被下放干校，杨绛后至。
杨绛去干校前，女婿王得一被逼自杀。“文革”十年，他们唯一的女儿钱瑗一个人支撑得很艰难，但幸运的是十年间并未受到冲击。钱杨二人从干校回来后，便住进女儿学生时期的宿舍。条件自是不能和干面胡同的住宿条件相比，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至少有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供一家团聚。
一九七四年五月搬家至学部七号楼的办公室。十一月，钱钟书翻译毛选的工作继续进行。杨绛也躲在家里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
二人的生活逐渐稳定。
总结一下
“文革”初期，杨绛被罚扫厕所、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剃“阴阳头”等，确实遭了不少罪。期间，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被逼自杀，女儿和他们思想上划清界限等，使得杨绛在情感上受了很大创伤。
下放干校的时候，钱杨二人都已是60岁的老人了，身体都不太好。两人也经历了很多惊险，但是，钱钟书是通讯员，杨绛负责看菜园。两人也因为年纪和身体原因得到诸多照顾。干完活后，还可以到食堂吃饭。
他们虽然被下放，可终究是“吃商品粮”的，每个月都工资领。
读完《我们三》最大的感觉是，他们从干校回来后，基本就没什么特别的困境了。
最后点题
老王的“活命”状态基本从解放后就开始了，也就是基本是从他成为单干户开始的。此后，他一直与破旧的三轮“相依为命”。
他的“活命”状态便是想法设法维持生命。
杨绛呢，“文革”初期受了批斗，但到中后期，生命似乎没有受到特别的威胁。而《老王》一文行至中间，就在老王吃药也不见好、垂死挣扎的时候，杨绛的生活其实越来越通往阳光的方向了。文革初期，她确实过得很苦，而这苦主要是来自心灵的、关乎尊严的。
在那个污蔑与捏造横行的疯狂年代，她要想方设法保住性命。这就是她的“活命”状态。
但是，老王的“活命”状态是长期的、是持续的；杨绛的“活命”状态是短期的、暂时的。
长期和短期，持续和暂时，是不是具有可比性呢？
我想，这正是作者杨绛“愧怍”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