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窒息的244万亿人民币内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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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CHINAJOY游戏角色真人秀
中国央行近日更新了截至2016年12月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总债务244万亿元（不含外债），外债规模估计在1.5万亿美元（前三季度外管局的数据显示外债为1.43万亿，环比增长3%）。中国合计的债务大概是255万亿人民币。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年我国GDP为74.4万亿，这意味着我国的总负债率为342.7%，除去金融的实体总负债率刚刚超过250%，注意，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口径显示2015年中国的非金融行业负债率已经近260%，全球大投行和评级机构估算2016年中国的负债率在280-300%之间。意味着央行的这个数据可能是略微低估的。
转自微信公众号：第一经济，作者：黑白围棋
要知道，早在2011年时，中国内债规模是10.7万亿元，折合1.2万亿欧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那时经济学界就一片哗然，深感压力山大；而如今5年后两厢数据一比较，令人窒息。如此巨大的内债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暂且不管BIS和其他大机构的数据，就用央行公布的负债数据（不考虑外债）来分析：
1）家庭部门16年总负债33万亿，负债率44.4%，绝对值相比较发达国家来说并不是很高（G20国家平均60%左右），但同比增速从年初的17%加快至23.3%，非常惊人，且更重要的是，如果考虑人均GDP/杠杆率的话，则非常不乐观，中国百姓收入低但负债却很高。
相信经过16年这波房地产“大扛鼎”，“老乡”很难再加杠杆了，目前居民部门的负债率和增速或许已经是极限了。
2）政府债务16年总负债41.2万亿，负债率55.7%，这里包含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合计，不考虑债务置换（置换完成后总规模会下降）。我国的中央政府债务较低，即便算上地方政府，也远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低，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负债率都在100%以上，欧洲国家更高，而日本政府高达230%以上位居全球第一。但我国政府的债务增速很快，特别是16年高举投资拉动GDP的情况下，安信证券测算16年政府债务同比增速为23.9%，年中一度高达 32.3%。
相信这种增速是不可持续的，除非继续为了GDP大搞投资，放任信贷泡沫，使得信贷-GDP缺口能进一步扩大。
3）非金融企业部门16年总负债102.6万亿，负债率高达138%，虽然同比增速跌破10%至9.4%，但该增速仍高于GDP增速不少，也是信贷—GDP缺口不断拉大的主要贡献力量。我国的非金融企业负债率遥遥领先其他主要大经济体（只有一些金融或第三产业为主的香港、卢森堡等高于中国）。
注意1：138%这个数据是远低于BIS银行的数据（2015年BIS统计中国非金融行业负债率近170%），主要是BIS银行把地方债务也纳入了该项（地方不允许单独发债，都是通过地方城投公司发债，故BIS没有把地方债纳入政府债务）。
注意2：我们这里不计算外债，考虑外债大部分是企业债，如果算上10万亿人民币的外债，则实体企业部门的负债率约为151%。
注意3：根据安信证券的推算，非国有企业的负债同比增速约在5%左右，低于GDP增速，而国企的负债增速可能超过20%，这意味着民企正在去杠杆，而国企在加速加杠杆中（安信根据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推算）。
4）金融机构（银行+非银金融）16年总负债67.2万亿，负债率为90.3%，债务余额增速高达28.3%。注意，债务余额的同比增速比杠杆率（债务/GDP）更重要。央行所说的理财表外转表内，广义信贷等等的监管，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控制债务余额的同比增速。
在今年家庭部门、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同比增速几乎可以确定下行的背景下，相信央行会希望金融机构的负债同比增速下行。
综上不难看出，居民部门的天量房贷（23.3%超高增速）+政府部门的天量基建（23.9%超高增速）+国企低效无序甚至胡乱扩张（20%以上超高增速），这三者是引发信贷泡沫，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核心因素。
随着各种抵押债贷款工具的使用和逆回购等总量的不断加大，信贷的明斯基时刻恐进入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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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多少比较好？
问：资产负债率多少比较好?
答：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其中负债总额表示企业的全部负债，不仅包括长期负债，而且包括流动负债。
这是因为，就一笔流动负债而言，企业要在短期内偿还。但在企业长期的经营活动中，流动负债总是被长期占用的。
比如，一项应付款短期内要偿还，但由于经营的需要，企业总是要长期地保持一定数量的应付账款，这部分应付账款的成为企业长期资本来源的一部分。因此，将流动负债包括在负债总额内，用于计算资产负债率是合理的。公式中的资产总额指企业的全部资产总额，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等。
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负债水平及风险程度的重要标志。
资产负债率越低，说明以负债取得的资产越少，企业运用外部资金的能力较差;资产负债越高，说明企业通过借债筹资的资产越多，风险越大。因此，资产负债率应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为佳。
在实践中，难以简单地用资产负债率的高低来判断负债状况的优劣。因为资产负债率过高则表明企业财务风险太大，而过低又表明企业对财务杠杆利用不够。
企业究竟应该确定怎样的一个负债比率，取决于企业经理人对企业自收益的预测状况，以及对未来财务风险的承受能力，将两者权衡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的适宜水平在40%~60%。但处于不同行业、地区的企业对债务的处理都是有差别的。经营风险比较高的企业，为减少财务风险通常选择比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例如许多高科技的企业负债率都比较低;经营风险低的企业，为增加股东收益通常选择比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例如供水、供电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比较高。我国交通、运输、电力等基础行业对债务的态度除了行业差别之外，不同国家或地区也有差别。英国和美国的资产负债率很少超过50%，而亚洲和欧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要明显高于50%，有的成功企业甚至达到70% 。
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驱动而从不同的角度评论资产负债比率：
1)从债权人的角度看
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好。因为该比率低，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与企业资本总额相比，所占比例低，企业不能偿付的可能性小，企业的风险主要由股东承担，这对债权人来讲，是十分有利的。反之，资产负债率高，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与企业资本总额相比，所占比例高，企业不能偿债的可能性大，企业风险主要由债权人承担，这对债权人来讲是十分不利的。
2)对企业所有者来说
负债比率高，有以下好处：一是当总资产报酬率高于负债利率时，由于财务杠杆的作用，可以提高股东的实际报酬率;二是可用较少的资本取得企业控制权，且将企业的一部分风险转嫁给债权人，对于企业来说还可获得资金成本低的好处;但债务同时也会给投资者带来风险，因为债务的成本是固定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或遭受意外打击而出现经营风险时，由于收益大幅度滑坡，大款利息还需照常支付，损失必然由所有者负担，由此增加了投资风险。
对此，投资方往往用预期资产报酬率与借款利率进行比较判断，若前者大于后者时，表明投资者投入企业的资本将获得双重利益，即在获得正常利润的同时，还能获得资产报酬率高于借款利率的差额，这时，资产负债比率越大越好;若前者小于后者时，则表明借入资本利息的一部分要用所有者投入资产而获得的利润数额来弥补，此时，投资者希望资产负债比率越小越好。
3)从企业经营者角度来看
负债比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对企业前景的信心和对风险所持的态度。如果企业经营者对企业前景充满信心，且经营风格较为激进，认为企业未来的总资产报酬率将高于负债利率，则应保持适当高的负债比率，这样企业可有足够的资金来扩展业务，把握更多的投资机会，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反之，经营者认为企业前景不容乐观，或者经营风格较为保守，那么必然倾向于尽量使用自有资本，避免因负债比率控制在适度水平上。由于债务成本可税前扣除和财务杠杆的收益功能，任何企业均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债务;但负债超出某个程度时，则不能为债权人所接受，企业的后续贷款难以为继。随着负债的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不断加大，进而危及权益资本的安全和收益的稳定，也会动摇投资者对经营者的信任。因此，经营者利用债务时，既要考虑其收益性，又要考虑由此而产生的风险，审视度势，作出最优决策'
在对资产负债率进行分析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在实务中，对资产负债率指标的计算公式存在争议。有的观点认为，流动负债不应包括在计算公式内。理由是：流动负债不是长期资金来源，应予排除;如果不排除，就不能恰当的反映企业债务状况。这是因为：
①流动负债是企业外部资金来源的一部分。例如，就某一项应付账款来说，虽属于流动负债，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偿还。但因业务的需要，应付账款作为一个整体，已变成外部资金来源总额的一部分，在企业内部永久存在。
②从持续经营的角度看，长期负债是在转化为流动负债后偿还的。与其对应的是，长期资产如果用于还债，也要先转化为流动负债的转化及长期资产向流动资产的转化，说明在计算资产负债率指标时，不能把流动负债排除在外。
2)债权人、投资者及经营者对资产负债率指标的态度各不相同。如何维护各方的利益呢?关键是在充分利用负债经营好处的同时，将资产负债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内。那么多大才算合理呢?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是不一样的。分析时，应结合国家总体经济状况、行业发展趋势、企业所处竞争环境等具体条件进行比较、判断。
3)本质上，资产负债率指标是确定企业在破产这一最坏情形出现时，从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的相互关系来分析企业负债的偿还能力及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程度。即企业破产时，债权人能到到多大程度的保护。但这个指标达到或超过100%时，声明企业已资不抵债。但是，财务报表分析时把企业作为一个持续经营的单位，不是建立在破产清算基础上的。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是不能靠出售长期资产还债的。因此还应关注这个指标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揭示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程度。
众所周知，经济离开金融是很难运行的，而货币乘数则是金融层面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因素。
货币乘数就是真实的央行法定准备金除以商行的储蓄存款规模得出实际的法定准备金率，然后其倒数就是货币乘数，假如央行能公布专业且真实的货币乘数值，或者公布真实的法准规模（法准=央行的法定准备金，下同），就可以轻易获得商行的超额准备金规模，银行是否被挤兑的风险程度就一目了然。正因为无法获取真实的法准规模及精确的货币乘数，所以第一经济产业研究中心进行了下面的深入分析。
一．货币乘数
货币乘数有个简单的公式：货币乘数=货币供应量M2/基础货币(央行的储备货币)，我国公布的货币乘数就是该计算方式得出，2016年12月的货币乘数为5.02。该公式当且仅在滤出货币为0时才是正确的。因为社会中总有滤出货币的存在，所以实际上还有更专业和更复杂的公式来分析这个货币乘数效应过程。
在这里有个更显简单的的思考和计算。
逻辑前提是：在我国的基础货币中，有部分货币滤出了银行系统，例如流通中的现金M0。还有部分货币虽然在银行系统，却并没有产生货币乘数效应，如银行的库存现金。同时还有以电子货币形式存在的超额准备金（以下将此简称为电子超准），这类货币也可以认为并没有产生货币乘数效应。基于此考虑，那么接近真实的货币乘数计算公式就应该如下：
货币乘数=(货币供应量M2-流通中的现金M0-银行库存现金-电子超准)/(基础货币-流通中的现金M0-银行库存现金-电子超准)
该公式通俗的描述是：基础货币中除了流通中的现金不产生乘数效应外，其次银行的库存现金和以电子货币形式存在的超额准备金也不产生乘数效应，现在我们假想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和电子超准全部被取现变为M0，那么这个时候商行的库存现金和电子超准均为0，基础货币只存在于流通社会中的现金M0和央行的法定准备金，商行超准为0，正好处于挤兑的临界点上，所以分母中M2需要再减去库存现金和电子超准这两个值（模拟取现变成M0）。而电子超准的具体数字并未公布，这就是本文所重点分析的对象，计算货币乘数值并不是此文的重点，重点在于计算商行的超额准备金规模，预判商行的挤兑风险，衡量银行破产危机的严重程度，量化猜测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节点。
我们暂时忽略电子超准的规模以2016年12月的货币数据计算得出较真实的货币乘数值为6.30（该值因为没有考虑电子超准仍然是被低估的），因此我国公布的货币乘数实际上是被低估的，即我国的货币扩张程度或者货币杠杆指数是被低估的。
前面的货币乘数计算公式，其实就是第一经济的M2极限公式:M2(max)=(基础货币-滤出货币)/准备金率+滤出货币变形而来的。其中滤出货币=(流通中的现金M0+银行库存现金)=央行的货币发行。该公式通过变形，可以获得我们想要的其他央行并未公布的各类货币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清晰地掌握货币体系的运行规律和认清我国金融银行系统的真实经营状况。
例如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我国整个银行系统真实执行的准备金率为多少。
我国当前在大型金融机构执行的准备金率约束为16.5%，中小金融机构执行的准备金率约束为13%。以2016年12月央行的货币数据为基础。真实的准备金率为(基础货币-货币发行)/(M2-货币发行)=(308979.61-74884.44)/(1550066.67-74884.44)=15.87%，我们也可以通过商行公布的准备金存款/各项存款=(239866.61/1505863.83)=15.93%，两者计算所得几乎完全一致，误差不过0.06%。
以上相当于我国央行执行了约16%的准备金率并在这个基础上商行极限化释放信贷了。
二．商行的流动性——超准（超准=商行的超额准备金，下同）
商行内储备的基础货币，就是商行的流动性，同时也是超准，包括库存现金和电子超准两部分，库存现金有央行公布的数据可直接查询，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电子超准部分，文中很多地方的超准指的就是电子货币形式的超准。
社会经济交易活动中的支付方式有两种：一是现金货币当面支付方式，现金货币就是基础货币。二是基于电子货币的网络支付，实现了电子货币的远程支付和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当面支付。这种支付方式也必须要遵循以基础货币为支付前提和基础。用于交易的电子货币形式的基础货币以超准的形式存在于商行的结算系统或央行的清算系统中。所有的经济交易活动，都必须以基础货币为前提和基础，这是金融逻辑的铁律。
超准（这里包含库存现金）均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存款，其规模总等于基础货币-央行的法准-流通中的现金，在基础货币几乎稳定的前提下满足以下规律：1.央行的法准越多，则商行超准越少。2.流通中的现金越多，则商行的超准越少。
超准的作用和地位，在现代金融货币体系中是十分关键且重要的。超准不仅是经济交易支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商行开展业务进行结算和清算的前提，更是商行对社会信贷的投放的基础。但其最本源性的作用是为应付本行挤兑而设置的。
银行系统的运行稳定关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银行挤兑则是其面临最主要的风险。
如何量化衡量商行这样的挤兑风险并预测危机的发展轨迹和应对过程？利用货币的运行规律结合上面的计算公式就可以量化分析。超准分两大部分来应对商行的挤兑危机。
电子货币出现后让金融系统的演变出现了很多与传统的金融理论不同的地方。这里的超准，一部分以库存现金实物基础货币的形式存在于商行系统内，另一部分则以电子基础货币的形式存在于央行的清算系统中。
1.库存现金。应对社会的取现，大规模取现这个现象只在我国农历春节期间表现突出，节前取现，节后回流，十数年来一直如此。
2. 以电子货币形式存在于央行清算系统中的超准。正因为电子货币的出现，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并不受实物基础货币制约，且用户单笔支付的金额远低于超准，交易的支付过程在微观上基础货币流出银行的瞬间又继续流回了银行，这个过程一定不会导致商行出现任何挤兑。跨行转账和购汇是商行面临的两大挤兑风险，尤以资本外流情况下的购汇业务为最大的挤兑风险来源。
第一经济产业研究中心认为，商行有以下几种方式应对——
对社会全面停贷，断贷并催贷，积极回笼货币满足本行流动性要求，但会导致社会资金链断裂而伤及经济体的运行。
央行降准，将央行储备的法准释放为超准，应对商行体系的挤兑风险。或者央行通过其他货币工具如SLF,MLF,再贷款等释放基础货币补充流动性。
去银行间货币市场拆借，会导致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走高。同时银行间市场同业存款会导致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扩表，其中资产端项目仅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两项之和就已近60万亿规模，表面上看我国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规模远超我国储蓄存款的规模，实际上这并不代表我国银行存款更安全反而是风险更大了。我国央行规模庞大的的法准是为应对整个金融银行系统爆发系统性挤兑危机而设置的，法准与超准合称准备金。超准是商行应对本行挤兑的最前沿防线，而法准则是应对整个银行体系挤兑风险的最坚固的后防线。2016年底我国准备金规模已达23.41万亿。
以上央行的法准和商行中以电子货币形式存在的超准均可以简单量化计算得出。
根据金融逻辑结合M2极限计算公式M2(max)=(基础货币-滤出货币)/准备金率+滤出货币可知，以电子货币形式存在超准是包含在滤出货币中的，现在我们假设电子超准为0，则滤出货币为M0+库存现金，也就央行的货币发行，这样可以计算得出一个M2的最大极限值。然后用M2(max)值-M2实际值，就代表电子超准最大可以派生的存款额，也就银行的最大信贷份额，再用该值乘以准备金率，就可以获得电子超准，也就是商行的流动性具体规模了。
计算之前，公式中的准备金率首先要确定下来。
我国央行目前对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执行两个不同的准备金率，分别为16.5%和13%，这里我们简单地取其平均值为14.75%。严谨来说，应该根据各个不同商行的存款规模和准备金率综合计算得出一个更加精确的准备金率约束值。
以央行2016年12月的货币数据为例：
M2(max)=(基础货币 - 货币发行) / 准备金率 + 货币发行 = (308979.61 - 74884.44) / 0.1475 + 74884.44 = 1661970.34亿元。
电子超准=(M2(max)值-M2实际值)*准备金率 = (1661970.34 - 1550066.67) * 0.1475 = 16505.79亿元
量化得出，2016年底我国整个商行系统内的流动性约为1.65万亿元人民币。
基础货币减去滤出货币则全部为央行的法准。同时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公布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是由央行法准和电子货币形式的部分超准构成。
而通过计算央行法准=基础货币 - M0 - 库存现金 - 电子超准 = 308979.61 - 68303.87 - 6580.57 - 16505.79 = 217589.38亿。
由此可得：2016年12月我国的基础货币规模为30.90万亿，其中流通中现金6.83万亿，银行库存现金0.66万亿，电子货币形式的法准约为21.75万亿，电子货币的超准约为1.65万亿左右。
验算：(30.90-6.83-0.66-1.65)/0.1475+(6.83+0.66)=155万亿，即2016年12月的实际M2值。
以上是根据货币原理来分析商行的流动性问题，同时也可以从下图看出，商行的流动性或商行清算系统中的超准规模长期约在5000-25000亿之间。2016年底商行的流动性大增是因为央行大量通过MLF等方式补充了准备金增加了储备货币。而2017年1月商行的流动性又突然紧张甚至出现史所未见的负值，是因为春节提现增加，事实上商行出现了本质上的挤兑现象。
至此本文的重要目的计算商行的流动性也即商行超准的规模已经达到，再回头来计算更为精确的货币乘数如下：
货币乘数=(货币供应量M2-流通中的现金M0-银行库存现金-电子超准)/(基础货币-流通中的现金M0-银行库存现金-电子超准)=(M2-货币发行-电子超准)/法准
=(1550066.67-74884.44-16505.79)/217589.38=6.70
我们把两种方式计算而得的货币乘数与美国的货币乘数对比如下图。可以看出以上计算获得货币乘数走势与美国的货币乘数走势有很高的类似性。
其次，我国的基础货币构成数据图如下，从图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在电子货币体系下流通中的现金占比有减少并长期稳定的趋势，其次超额准备金中的库存现金占比变化不大且长期稳定（因为大量电子货币用于经济交易的支付中），法准占比在不断增大（因为商行不断释放信贷货币扩张的因素），最重要的一点是，电子货币形式的超准占比在不断萎缩，商行的流动性风险越来越突出了。
图中红线为在一定准备金率约束下M2的理论最大极限值约束线，蓝线为实际上的货币供应量M2值，图中运行轨迹和趋势始终是蓝线追着红线跑，红蓝两线不交叉，红线和蓝线之间的差异值，就是商行最大可以释放的信贷规模，两线拟合越近意味着商行的流动性越紧张，银行信贷资金越枯竭，同时也意味着商行越忽视风险极限化释放信贷。而红蓝两线一旦发生交叉，意味着商行被挤兑，央行必须降准释放基础货币补充超准。
上图很清晰地看出红蓝两线于2017年1月出现了交叉现象，同时前图中商行的超准也出现了负值（挤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因为2017年1月为农历春节所在的月份，节前当月增加了提现1.83万亿人民币规模，根据之前分析的货币运行规律这将导致商行的流动性紧张，央行必须要降准释放基础货币来补充商行流动性，正常的操作为降准，但央行通过“临时流动性便利”(即TLF)操作来补充流动性，也就是说央行名义上没有降准，却在事实上降准了，所以就导致以上分析图片中货币运行趋势中红蓝两线出现交叉现象和商行超准出现了负值现象，假如没有这次TLF操作，则2017年1月春节短期增加1.8万亿的提现就挤兑所的有商行了。当然，央行在此情况下是必救商行无任何迟疑的，所以现在离商行全面被挤兑尚还有段距离。
三．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
我国央行长期以外汇储备资产为锚来印钞，外汇占款规模曾长期占比基础货币的90%左右。
我国的外汇储备与央行的外汇资产（外汇占款央行口径）分别于2014年6月，5月见顶，最高值为3.984万亿美元和27.30万亿人民币。
随着外汇储备降低到3万亿美元，外汇资产也萎缩到了22万亿人民币左右。我国的基础货币在逻辑上是随着外汇占款的萎缩而萎缩的。一旦基础货币萎缩，尤其是商行内的超准萎缩，央行是必然会进行积极应对和救助的。我们清晰可见从2015年初以来，央行连续5次频繁降准，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分别20%/16.5%降低到了16.5%/13%。
同时央行通过积极的SLF,MLF等货币释放工具以增加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方式释放基础货币，从2014年5月1.39万亿增加到了2016年12月的8.47万亿。同期2014年5月政府存款3.6万亿降低到了2016年12月的2.5万亿，央行负债端项目政府存款的减少也具有向社会释放基础货币的作用。
受此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从2014年5月的27.39万亿反而微幅增加到2016年12月的30.90万亿。即央行在外汇占款萎缩约5.3万亿规模的情况下基础货币却反而增加了3.5万亿。
在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同步萎缩的该时间区间内，央行基础货币共发行并释放了5.3+3.5=8.8万亿。
同期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端项目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增加8.47-1.39=7.08万亿，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端项目政府存款减少3.6-2.5=1.1万亿。
两者相加7.08+1.1=8.18万亿规模，与区间基础货币的发行规模几乎相当。
因此，我国央行在资本外流情况下，随着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的减少，央行通过SLF,MLF等方式发行并释放基础货币，同时也以释放少部分政府存款的方式来补充基础货币，对冲了我国基础货币的萎缩并甚至出现了微幅增长。
随着基础货币的萎缩，货币供应量M2中的部分资金在央行不断降息导致名义利率降低的前提下活化成具有流动性的M1，在外汇占款及基础货币显著萎缩的前提下，M1不但不减，反而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现象，而M1则是社会流动性指标。可以得出，我国目前的金融和经济环境是社会上的流动性泛滥但商行系统内的流动性紧张。
2014年10月第一经济产业研究中心曾经分析认为未来我国基础货币将发生大幅度萎缩现象的同时M1却反而会大幅增长这样的金融现象，上图可以算是对此分析的一个证实。
四．央行降准与变相降准
央行的法准是应对国家整个金融体系爆发系统性挤兑风险而设置的。
法准来源于商行的超准，但它同时还具有调节货币乘数和调节社会流动性的作用。但是近代20年电子货币出现后，法准虽然储备在央行，但货币的流动性却仍存在于社会上，因此法准用来调节社会流动性这个功能就失去了。央行法准的作用就只剩下调节货币扩张乘数和应对挤兑的作用了。
商行只会在取现，跨行转账和购汇三种情况下会出现挤兑风险，而在商行面临挤兑时，央行必然要做的就是降准，将央行法准释放为商行超准，补充商行的流动性。
但我国央行认为降准信号过于强烈，有货币宽松刺激信贷释放继续增杠杆，继续扩大货币乘数增加社会债务总规模的作用，因此在2015年到2016年初连续5次频繁降准之后不再继续降准了。而是通过SLF,MLF,逆回购等货币工具释放基础货币补充商行流动性。
正常的降准是我国基础货币的一种释放方式而不是发行方式，所释放的基础货币是来源于央行法准，是存量的基础货币。而SLF,MLF,逆回购等再贷款性质的基础货币释放方式，则不但是货币的释放方式也是货币的发行方式，其释放的基础货币来源于央行新发行的货币，是增量的基础货币。
央行通过操作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之类的金融创新，就让我国的货币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了。社会上很多分析认为这种货币的发行及释放方式属于无锚印钞的行为。而第一经济的观点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变相的降准行为。
SLF,MLF等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只要不停增量续作就可导致SLF,MLF变成LLF，短中期借贷便利变成了长期借贷便利，而且这种基础货币释放方式似乎没有法律约束，没有上限限制，没有时间限制。其释放的货币直接变成了商行的超准，也相当于直接补充了央行的储备货币。但本质上这些基础货币是央行释放的一种再贷款，到期商行必须偿还，此时货币怎么松出来，彼时货币就会逆向紧回去。之所以说SLF,MLF是一种变相降准行为，主要是指这种操作并不会直接导致社会存款的增加，但却可以通过信贷流入社会产生货币乘数效应，可以满足债务经济体对信贷的饥渴式需求。同时也有大量的资金在金融机构内形成同业存款，或者对流动性十分好的金融债券市场，货币基金市场提供融资，我国的金融体系包括金融机构和存款性公司均在不断地加杠杆，因为再贷款也是一种融资，而融资就会产生债务和杠杆！
央行不断通过降准和再贷款的方式释放基础货币补充商行的流动性，以避免商行被事实上挤兑的同时，却在本质上又是一种做空央行外汇储备的行为，我国外汇储备已从最高的约4万亿美元降低到了3万亿美元规模。未来也只有出现资本继续规模化出逃这唯一因素，才会导致央行不得不停止释放基础货币以免做空自己的外汇储备，这个时候整个银行系统忽视风险极限顶格放贷图利产生的危害就会一起被算总账，从而出现实质性的挤兑风险而面临破产，即使政府及央行也无法兜底救助，从而对全社会停贷断贷并导致债务经济体的资金链断裂，经济传动失灵而引发经济灾难，债务危机传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传导致经济危机和经济灾难。
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银行通过信贷派生货币并伴生准货币的本质是：金融银行系统内的大量储蓄存款并非全部由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准备金）来背书，其中大量的储蓄存款是由银行表内信贷的社会债务人来背书负责的，一旦中债危机爆发，社会债务人将失去替储蓄存款背书的能力而导致存款出现安全风险。
资本一般要重视两点:盈利和避险，在经济发展正常且稳定的情况下，似乎盈利很重要，而一旦经济长周期面临拐点，则资本的安全会更重要，也就是避险是最最重要的，尤其是尾大不掉的大资本。
一旦各大资本意识到危机的成因并产生避险需求，将规模化动用M2提款权兑换外汇流出中国，同时战争摩擦和战争风险，社会危机，网络攻击等等因素，都将导致资本流出和商行面临集中的挤兑危机，此时央行也会出现如下列模型图所示的窘迫境地：央行降准或释放基础货币则做空自己的外汇储备，不降准不释放基础货币补充商行的流动性则会导致银行挤兑而破产出现金融危机，由此导致社会资金链断裂而引发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央行将在资本规模化外流及外汇储备大幅萎缩情况下首鼠两端陷于二难境地。
我国当前社会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债务危机及金融经济危机，从侧面也可以证明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与金融货币体系的理论研究水平均显不足。如此惊天危机，只等择日爆发。
危机来临之际，第一经济产业研究中心给出两策应对——
坚持“保护一切合法的私有财产”原则，从“合法”二字上做文章杀伤M2提款权，补充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政府存款并待危机之后直接释放补充基础货币，改国债为锚印钞，目前时机未到不能一错再错。这是政治层面的应对。
将存款准备金改为存款保险金，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自由经济市场层面的应对。
本篇的文字，始终都在围绕分析及论证一场一辈子都难遇到一次的经济长周期拐点即将来临上，从客观事物的不同角度和视野，不同逻辑和思维均可以得出，这个经济长周期拐点近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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