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来了①
20世纪初期的合肥，遭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榨，灾难深重。合肥人民始终不屈不饶，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它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合肥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工农运动此起彼伏。在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造就了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骨干，他们纷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去，并着手建立中共合肥地方组织，从而揭开了合肥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英勇斗争的序幕。
1919年由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合肥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既是救亡运动，也是思想启蒙运动。它不仅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也唤醒了人民的思想觉悟。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合肥的传播，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武装。
鸦片战争之前，合肥处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一耕二织”、自给自足。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封建经济虽遭到部分破坏，但并没有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剥削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使合肥沦为一个半封建社会，土地占有者剥削的手段更加残酷，剥削的程度更加严重。
清末民初，合肥地区农村有三个特点：佃农数量多；土地分配使用不均；租税多，农民负担重。以淮系军阀几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层，通过镇压农民起义发家和掌握权力，兼并、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并操纵着城镇的工商业。合肥西乡的“周家圩、刘家圩、唐家圩、张家圩共占有45万多亩耕地，占合肥县耕地的13%”。李鸿章兄弟“在合肥和周边县兼并土地250多万亩，仅在合肥东、西、北乡占有土地近11万亩，占合肥县耕地近30%”。1905年，英国领事调查报告说：“李鸿章家，从安徽芜湖到河南信阳方面，占有着不能测知的大片土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或发放高利贷，或在灾年廉价收购自耕农的土地，从而使众多农民破产。巢县、庐江、肥西农村5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肥东大小地主人均占有土地21.70亩，而贫雇农人均仅为1.09亩，地主人均土地占有量为贫雇农的近20倍。合肥北乡失去土地的佃农和住户工占总人口数的70%强，占农村人口9%的地主剥削着91%的农民。地主的剥削、士绅的敲诈、军队的勒索、外资的压迫，这一切使“农民已经从自耕农的地位，降到佃农的地位，从家庭手工业的地位，降到失业的地位了”，农民的生活“一天天更艰窘了”。
原本，地主阶级的剥削已使农民饥寒交迫，封建社会的痼疾——土地兼并，更是严重威胁着农民的生存。缺少土地的广大贫困农民，只能靠租种地主土地养家糊口。地租额一般占产量四至六成，少数达七成。种子、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均由佃户负担。佃户实际收入只有收获量的30%左右，生活维艰。除此之外，农户还要缴纳田赋附加、盐税加征、验契税等许多税种。军阀倪嗣冲督皖期间，巧立名目，田赋税下带征的附加税项，多达20多种，税额远远超出了正税。农民辛勤劳作一年除了缴租、还债、纳税之后，多数所得无几，所谓“镰刀响，锅盖热，热热闹闹一个月；镰刀上墙，家中没粮”，“糠菜半年粮”成为大多数贫困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每到青黄不接时，一些农民不得不靠借高利贷渡过难关。高利贷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一般是春借一斗、秋还二斗，还有所谓“驴打滚”“五装十”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有些地主利用季节差价，加重对农民的盘剥。欠户如不能及时付还，则反复换算，并转利为本，本又生利，越滚越多。广大贫苦农民借了高利贷，最终往往意味着破产，以至于售宅鬻女。地主除了地租、高利贷剥削，还有雇工剥削，以及徭役、杂役、车夫、马夫、轿夫等10多种劳力剥削。许多农民因缴不起租税，只好背井离乡，乞讨异地，农民流离失所，已不仅仅是荒年才有的现象了。据1919年庐江农民状况调查，各乡佃租多由佃户立约承租，如秋收以后不能履约即可斥退，另外招租，佃农忍辱负重，痛苦不堪，以至于“衣不蔽体”者以“牛棚猪圈为归宿”，“民饥道殪相望”。
在城镇，工人也承受着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层层压迫和剥削，挣扎在饥饿线上。庐江钒矿的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拼命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工人难以维持生计。庐城码头工人搬运货物，资本家压低运价以8折付钱。工人干活先要向封建把头租扁担才能上码头，所得的工资还要交一半给把头，最后所剩寥寥无几。
来源：合肥宣传——大湖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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