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⑨
八七会议后,童汉章、苗树德、周心抚等一批中共党员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回到家乡,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领导民众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点燃了合肥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
大革命失败后合肥的形势大革命失败后,合肥县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被迫解散,大小地主和封建宗法势力卷土重来,重新主宰着农村社会,广大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力又被剥夺殆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旨在争取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都被国民党右派以武力扼杀了,安徽又回复到军阀割据的时代。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致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达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政治上,惯于投机的旧军阀、皖军总司令兼安徽督办陈调元,投靠蒋介石,易帜后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军长,并出任安徽政务委员会主席,重新执掌安徽的政治权柄。及至1927年冬,随着宁汉对峙的升级,武汉唐生智部一度派何键率兵进占省会安庆及沿江地带,威胁南京的国民政府,双方军队在安徽摆开了战场。安徽各地又被大大小小互不相属的新旧军阀占据着。旧军阀时期以鲍庚为首的合肥旧政权,这时也换了招牌,改为“蒋记”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合肥县政府。许多地主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吏,而许多军政官吏则成为新兴的地主。这个新的地方政权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和手段,甚至超过了北洋军阀统治时代:首先,强化了基层政权,将原来二十个区整编为五个区,改团总制为保甲制;通过设立乡政府清查户口、登记造册,编制二五壮丁册,实行五家联保;组建地主阶级掌握的民团、挨户团、自卫队、红枪会等地方反动武装,不断进行“清乡”“剿匪”,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地方封建势力异常强大,“以合肥为中心的皖西各县是封建势力超过了民族资产阶级,土地是特别集中在李鸿章、段祺瑞几家。他们可以垄断财政。他们的团防可以不经过县政机关来枪决犯人。他们随时利用红枪会来压榨工农,那边还有摊派捐款、拉夫等事实的存在。”“他们的团防要在县政府立案。县政机关对工农的敲诈,多数经过(地)方豪绅。”在这样一个形势之下的革命斗争和路途,便显得更为艰难和曲折。
经济上,各种苛捐杂税和劳役差使,大大小小的军阀驻军的摊派和巧取豪夺,田赋以外的附加税,都落到了本地农民头上。据记载,合肥地区除继续向人民征收旧军阀时期规定的烟苗捐外,巧立名目还增加了油粮、槽坊、屠宰、田亩、牛头、冬防、柴草、兵差等捐税,花样繁多的附加税不下30余种。1928 年仅烟苗捐一项就增加了60万元之多。此外,广大农民还要负担各种劳役,如修筑公路、挖掘战壕等等。而统治阶级除了相互争权夺利外,对发展生产和民众疾苦毫不关心。连年军阀混战的摧残压迫,地主的残酷剥削,高利贷的盘剥,土匪的抢掠,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使广大贫苦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30年,在合肥西乡农村,80%的农民缺衣少粮,很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卖田售地、卖儿鬻女,比比皆是。三河、山南等集镇的工人,失业者竞达60%。民间流传的歌谣“东阡西陌少人行,多少田间蔓草生。布谷不知人力尽,声声犹自苦催耕”,正是当时合肥西乡人民凄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军事上,四一二“清党”和七一五“分共”后,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但北伐的脚步没有停止,而是进入了第二阶段——新旧军阀在安徽战场展开了近九个月的厮杀。1927 年春夏,张宗昌率直鲁联军10万余人南下,包围合肥,与马祥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和地方武装,展开了激烈的合肥攻防战。直鲁联军日夜猛攻,飞机大炮狂轰乱炸,守军顽强抵抗,誓死不退,双方僵持近一个月,致使合肥城乡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居民死伤惨重。直鲁联军烧杀劫掠,糜烂地方,尤其在合肥西乡,其雇用的先头300余名白俄骑兵,更是无恶不作,所到之处,百姓逃避一空。最后,马部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第七军的驰援下,击溃直鲁联军,取得了合肥保卫战的胜利。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反革命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合肥地区的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合肥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再次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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