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23)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紧迫性。1927年9月初，中共安徽省临委在《关于当前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中指示各地党组织和农协应该采用各种方法夺取枪械，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自己，“发展农村中之阶级斗争而引起农民走上斗争的道路，直至暴动夺取政权”。合肥地区党组织恢复后，在推动农民运动的同时，组织地方武装力量，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建立游击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开展武装斗争

双河集暴动1931年9月，国民党增调15个师的兵力，预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为粉碎敌人进攻，配合苏区红军作战，1932年初，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根据中央指示，要求所属各县乘着青黄不接之际，开展春荒斗争，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掀起广泛的扒粮运动，并确定在合肥北乡双河集举行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巩固苏维埃区域。双河集位于合肥北乡100里处，是寿县、定远、合肥三县交界之处。中心县委之所以把暴动地点选在双河集主要考虑到几个有利因素。一是这里地处几县交界，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其次是群众基础好。1926年大革命时期，崔筱斋等人就在此从事革命活动，建立过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到1932年，党以双河集为中心成立了北乡区委，建立了青年团、农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三是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1931年夏秋以来党领导贫雇农进行了数次抗捐抗税斗争，都取得了胜利，群众革命要求比较强烈。另外，把暴动地点选在双河集、造甲店一带，还因为从军事和武器方面已做了一些准备。早在1931年秋，北乡区委书记崔筱斋就特地到武汉，从汉阳兵工厂请来一位技术员，在自己家秘密造枪20多支，区委又发动党员借枪买枪，加上在历次扒粮斗争中夺取地主的枪支，已有100余支。以此为基础，于1932年3月组建了合肥北乡游击队，下辖3个中队、100多人，由刘宏勋任队长。区委还选派了可靠的党员，打入了地主控制的红枪会，争取红枪会会员参加暴动。1932年4月初，中心县委指派军委书记李星三、团中心县委书记王平两人与北乡区委书记崔筱斋、北乡团特支书记罗平联络，在北乡费家户村召开党团联席会议，讨论了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制定了暴动计划，确定了暴动时间。决定以北乡游击队为主，同时对合肥、定远、寿县三县交界地区的赤卫队进行了整编，另成立赤卫大队，下辖吴山庙、双河集、造甲店三个中队，共200余人，由崔兴帮任大队长，以这两支武装作为暴动的基本力量。接着，北乡区委又秘密召开了党团员会议、赤卫队员会议、农协会代表会议和妇女、青年会议，进行了组织动员，广大党团员和贫雇农，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武装暴动。4月7日，正值北乡广大农民革命情绪高涨之时，中共北乡区委发动了合肥双河集暴动。300多名游击队、赤卫队员，500多名红枪会员和广大农民群众上千人的暴动队伍，手持长枪、大刀、长矛，首先包围了国民党双河集联保办事处、团防局，缴枪12支。紧接着，在游击队的保护下，广大农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扒粮斗争，当日即扒了费家户三户地主的粮。次日，更多闻讯而来的农民提着扁担、箩筐，自发加入了扒粮队伍，涌向翟家庙、费家户一带，又扒掉几户土豪劣绅的粮仓。抓粮运动来势凶猛，震动了整个北乡的地主豪绅。暴动第三日，国民党下塘集团防局首领叶奋九，纠集杨家庙豪绅及村镇联庄会民团共千余人进行疯狂反扑，双方发生了交火。因双方武装力量悬殊，加上计划不周，在遇敌进攻时，暴动队伍出现指挥不灵、内部混乱状况，扒粮队伍被迫撤离。反动民团烧毁了翟家庙、李家庙多处民房，抓去扒粮群众数十人，斗争初战失利。敌人撤走后，为了加强暴动的领导力量，中心县委再次派李星三和薛成去北乡指导暴动。李、薛去后，召开北乡党团联席会议，总结了第一阶段暴动失败的教训，对下一阶段的斗争做出布置。4月12日，在李星三指挥下，双河集暴动进入第二级阶段。当晚，在各乡农会的统一协调下，数千农民统一行动，从崔瓦房、白小河、造甲店三处同时展开。在游击队、赤卫队的保护下，扒粮斗争扩展到郑庄、巷沟、罗小庄、崔祠堂，直到下塘集附近的荣家岗、松树岗、马家岗等地的广大农村，沿途不断有人自发加入。参加扒粮的农民人山人海，川流不息，超过上次十几倍，人数达到万余人。群众发动之广、规模之大，在合肥地区前所未有。这次斗争持续了三天三夜，在纵横数十里的北乡，愤怒的农民几乎扒光所有大地主的粮食，并夺取了一批地主武装的枪支，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地主豪绅纷纷外选，国民党在北乡的统治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双河集暴动对国民党合肥县政府震动很大。为了镇压革命，敌人调集大批正规军和地方民团，对北乡进行野蛮的“清剿”。游击队奋勇抵抗，掩护群众撤退，先后打退敌人的几次进攻。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下塘集附近歼敌一部。不久，敌人增调更多的部队进行“围剿”“清乡”，许多村庄被烧，一些革命群众被捕、被杀。这时，不少原来参加暴动的红枪会员纷纷退却，脱离了革命，削弱了队伍的战斗力。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心县委决定将游击队转移到寿县、定远、合肥三县交界地带活动。队伍转移途中被敌人包围，激战一夜，除20多人突围外，整个队伍被打散。不久，游击队队长刘宏勋潜回家中，被民团包围，在交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崔筱斋在隐蔽中遭坏人出卖被捕，1932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十八)在下塘集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双河集暴动最终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敌强我弱。虽然暴动的地点是在敌人统治力较薄弱地区，但周围敌人力量十分强大，我方的力量非常弱小。其次，暴动地区狭小又远离苏区，孤立无援，缺乏巩固的群众基础。第三，对粉碎敌人的“围剿”准备不足。游击队缺乏得力的军事骨干和战斗经验，战斗力弱，一些勉强参加暴动的红枪会员，在敌人“围剿”的险恶环境下脱离了队伍，许多游击队员乡土观念重，面对强大的敌人，队伍没有及时转移，等等。尽管如此，这次暴动还是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乡的统治，有力地支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反“围剿”斗争，在合肥地区武装斗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来源：合肥宣传一一大湖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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