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25）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紧迫性。1927年9月初，中共安徽省临委在《关于当前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中指示各地党组织和农协应该采用各种方法夺取枪械，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自己，“发展农村中之阶级斗争而引起农民走上斗争的道路，直至暴动夺取政权”。合肥地区党组织恢复后，在推动农民运动的同时，组织地方武装力量，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建立游击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革命形势逆转和党组织的重建

合肥中心县委的恢复合肥党团组织遭破坏后，中心县委主要领导大多被捕，县委机关只剩下4位同志。尽管如此，“县委领导下的下层组织，仍旧存在，并且坚固”。凌生、陈良季、颜文斗等人从城内脱险后，分别来到合肥西乡和南乡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并于1932年9月底在西乡组建了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陈良季为书记，马大尚负责组织部，凌生负责宣传部。10月初，获悉合肥中心县委被破坏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指派中央巡视员刘敏到合肥指导工作，择机恢复党组织。刘敏派陈良季以探监为名与原中心县委书记程明远取得联系，了解合肥党组织基本情况，同时指示颜文斗、马子中负责南乡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不久，派河两岸的基层党组织合并，成立了南乡区委。接着，刘敏又来到西乡大潜山区，指导在此坚持斗争的凌生、陈星三、童宜仙成立了西乡临时区委。与此同时，相继在合肥北乡、庐江、桐城建立党的联络点。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也逐渐恢复。农协会员由不足1000人发展到500多人，农民运动汹涌澎湃。合肥临时中心县委通过赤色农民委员会发出《为扒粮而斗争告劳苦姐妹书》，号召合肥地区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参加扒粮斗争。1933年3月13日，陈良季在领导西乡农民扒粮斗争中牺牲，由凌生负责临时中心县委工作。截至1933年4月，合肥临时中心县委下辖合肥西乡临时区委、南乡区委，舒城特支，庐北特支等基层组织。鉴于合肥地区基层组织的逐步恢复，为改变“合肥党的工作落后在客观形势后面”的状况，合肥临时中心县委给中共上海中央局报告，请求恢复中共合肥中心县委，获得批准。4月底，合肥临时中心县委在南乡马郢村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县委第一次会议，中央特派员刘敏主持会议，合肥、庐江、无为、舒城、桐城等县的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正式恢复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会议还制订了《合肥中心县委红五月工作计划》，要求尽快恢复城区、西乡、东乡、北乡党组织，成立庐江特区。提出“在红五月内每个同志介绍一个党员，每个群众发展一个群众”，同时“将群众组织的系统建立起来”，大力发展青年团、妇女和农会等群众组织。1933年7月5日，刘敏主持召开合肥中心县委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合肥中心县委领导机构，张士发任书记，凌生任宣传部长、汪伯仙任组织部长，马子中任工人部长，童宜仙任妇女部长，委员颜文斗、宋继蕴。10月，张士发调中央集训，由童宜仙接任书记，宋继蕴任妇女部长。1934年1月，上海中央局批准改组合肥中心县委，任命刘敏为书记。刘敏担任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后，强调了巩固和扩大党组织的迫切性，要求“把党内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及一切消极怠工、悲观失望等动摇分子洗刷出去，大胆吸收大批工农入党，提拔到领导机关”“恢复开辟中心城市和外县工作”。经过一年多努力，合肥中心县委在合肥城区乡及巢县、庐江、桐城、舒城都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下辖3个区委、3个特支、23个支部，党员人数220多人。基层党组织的迅速恢复，有力地推动了合肥地区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开展。周公山失利和重建合肥游击队1932年夏秋，国民党一面调集重兵“围剿”鄂豫皖根据地，一面加紧对非苏区的革命力量的“清剿”，苏区及周边游击区域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剿匪”部队和合肥县保安团在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叫嚣着“剿尽共匪”，大举向合肥西乡游击区域“进剿”，对革命群众实行血腥镇压和残酷统治，白色恐怖笼罩着合肥城乡。为避免与强大的敌人正面作战，保存革命力量，合肥游击队在吴天九队长的率领下，撤入西乡周公山一带隐蔽活动。国民党当局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理论，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在各处设立“共党自首处”，军事高压态势和政治上软化的手段并用，对革命者进行威逼、诱惑。此时，由于肃反期间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被错杀，加上中心县委领导机关被破坏，一度导致合肥地区党组织的涣散，党员思想混乱，信念动摇。在敌人软硬兼施的引诱胁追下，一些意志薄弱者陆续“自首”，有的甚至叛变了革命，带着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和根据地支持，势单力孤的合肥游击队内外交困，生存环境愈加恶劣，活动区域越来越小，陆续有人离开队伍，处于岌岌可危之中。9月下旬某日，活动在西乡的合肥游击队，与前来“进剿”的合肥县保安团一营遭遇，双方激战于周公山下。游击队毙伤敌人几十人，缴枪100多支。敌人不甘心失败，请求省政府派正规部队增援。次日清晨，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调集“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右路军预备队，以第四十六师2个营配一个炮兵连共计2000多人，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将合肥游击队围困于周公山上。游击队与敌人苦战三日，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吴天九率30多名队员突出重围进入大别山，少数伤员则分散就地隐蔽。合肥武装斗争转入了低潮。1933年1月，合肥临时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对合肥地区革命武装的领导，委派南乡区委书记颜文斗和县执委马子中，联络庐北区委和游击队负责人张守仁和赵大友，将活动在合肥南乡和庐江北部一带的游击队员聚集起来，与从周公山突围出来的人员合编，重新建立了合肥游击队，赵大友任队长，颜文斗兼任指导员，下辖2个中队、60多人枪，继续坚持游击斗争。与此同时，临时中心县委还在西乡雀儿山建立了一支60多人的赤卫队，桂俊亭任队长。游击队和赤卫队建立后，时分时合，灵活机动的战斗于肥西南一带，后逐步游击到舒城、六安、庐江、巢县部分地区。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合肥游击队和雀儿山赤卫队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展，沿巢湖西南岸到大别山西部余脉的广大地区，县域交界的边区地带，建立了一块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伺机破坏敌人交通线，领导群众扒粮，镇压土豪劣绅，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夺取敌人武器，营救革命同志，并多次击退地方保安团的“追剿”，有效牵制了敌人武装，支援了苏区红二十五军的反“围剿”斗争。1933年春，颜文斗、马子中率领合肥游击队先后袭击了中派河卫王庄的地主武装及程店民团，缴获长短枪11支。同年9月，因叛徒出卖，马子中在程店组织农民协会时被捕，被押送到国民党合肥第十区(三河区)。面对敌人的物质引诱和酷刑逼供，马子中始终坚贞不屈。在敌人将其押送合肥县政府的路上，被颜文斗率领的游击队成功营救。在截击行动中游击队击毙2名敌人，缴获了步枪3支，子弹60余发，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反动气焰。活动在庐北和梁湖南岸的红军庐北地方游击队，在张守仁的领导下，依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不断壮大自己。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将同大圩地区的反动武装基本肃清。1934年3月，庐北游击队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白石山地区三官殿保长夏日俊。此事惊动了国民党庐江县政府，派出大批武装到白石山一带“清剿”。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张守仁根据合肥中心县委指示，率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到外线与合肥游击队会合作战。1934年2月，桂俊亭率领雀儿山赤卫队，在农民协会的配合下，成功袭击了肥西“八大户”地主之一周小圩，处决了恶贯满盈的大地主周某，所获枪支弹药壮大了赤卫队的力量。在赤卫队的保护下，500多名农协会员还打开周家仓门，将囤积10余年的粮食扒光分给了贫苦百姓。同年9月，颜文斗领导的合肥游击队，在南乡中派河一带全歼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合肥保安队100多人。在合肥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活跃在合肥西南地区和庐江北部一带的数支红军游击队，遥相呼应，背靠大别山，依托游击区，在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面对强大的敌人和白色恐怖，勇敢战斗，屡仆屡起，高举革命火炬，坚持旗帜不倒，开展着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来源：合肥宣传一一大湖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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