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人，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44)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由原东北军第六十七军103名官兵组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入关，第六十七军驻守河南。淞沪抗战中，昆山之役阻击日军被击溃，退至武汉、婺源一带。当时在第六十七军做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政治教官刘冲同志，团结了一批第六十七军中下层官兵到武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要求重返前线抗日。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介绍刘冲、董东翘(中共党员)、韦郁周(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行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去，部队归第四支队建制。考虑到东北军的特点，为便于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将这支部队命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
庐江地方抗日武装
1938年4月30日，巢县沦陷后，中共庐江地方组织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在庐城、庐南分别成立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大队和第六大队。5月，新四军四支队第七团到达庐江，第五大队、第六大队一部分编入四支队。7月，第八团来庐，又改编了第六大队一部分。10月，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指示，庐南第六大队全部归黄育贤、桂蓬领导。1938年初，庐南七架桥、柯家坦地区土匪较多，对豪绅地主威胁很大，于是利用此机会，马玉龙召集当地36个保的士绅开会，成立自卫队，马玉龙任队长，将原先组织的100余人进行整编，搜集不少土枪，至1939年发展到2000余人。同年5月，郑曰仁、郑子争在庐南中沙溪成立工作团，负责人马本龙、胡亚良、杨晓武等。不久，缴获沙溪乡联保主任徐季美10余支枪。以这批枪支为基础，组成自卫队，发展抗日武装，保护群众利益，打击土豪劣绅，群众情绪高涨。在庐南七架桥地区亦组织一支100 余人的地方游击队，由许如海指挥，当时仅有破旧长枪2支、子弹20发、土枪4支及刀矛等武器。
1938年夏，由国民党庐江县常备队撤出的部分队伍和沙溪地区农民协会一支自卫队合编，组成庐南郑子争游击大队、开始只有30多人、后不断发展壮大。同年10月，在庐江黄记河成立四支队江北游击队第一大队，下辖3 个中队，还有一个工作队，共10余人，长枪97支。大队长郑子争，副大队长王振都，教导员钱耀武。游击大队在军铺公路救击日军，打死日军2名，缴长枪2支、子弹数十发。11月，按舒城中心县委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指示，大队长郑子争率游击大队去无为县襄安镇进行改编。在改编期间，郑子争奉第四连在无为县黑沙洲袭击日军，打沉日军橡皮船1只，毙日、伪军10余人，缴长枪8支、子弹百余发。四连战士蔡其礼在战斗中英勇杀敌，光荣牺牲，襄安镇工、农、商、学、兵数千人为蔡其礼烈士举行公祭，军民同仇敌忾，抗日士气高涨。其后，四连又到桐城周家团、浮山一带剿匪，活捉匪首杨角鸟，缴短枪1支、子弹10余发。年底，日伪军自芜湖侵犯太阳洲，国民党军队不战自退，游击大队第四、五两个连由襄安渡江出击，毙伤日、伪军10余人，追击10余里，残敌狼狈逃走。
1938年6月，以白石山一部分农民协会会员为基础组成庐北何泽洲游击大队，又称“舒庐无桐四县游击大队”，共5个中队，大队长何泽洲，政委林英坚(四支队派来的红军老干部)，副大队长范群，政治部主任魏兆宇。游击大队在无为、庐江、巢县三县边区活动，同年9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第四营，何泽洲任营长，周时月任政委，副營长余嗣明(后余坤)。
肥东山王自卫队(淮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
1938年秋，宣南生从上海回到家乡肥东山王集，联络袁树人、袁风高、袁之泽、葛存春、夏彬、宣恒发、夏正保等20多人，于1939年3月成立山王自卫队，宣南生任队长，任务是卫家抗日。后新四军四支队的余佩洲、于光伦到山王一带开展民运工作，并到自卫队指导工作。1940年6月，宣济民从延安“抗大”学习结业，奉命回到家乡，并被派到山王自卫队加强领导，不久，就将山王自卫队改编为山王抗日自卫大队，后改为“淮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宣济民任总队长，下设1个大队、3个中队，共七八百人，500多条枪。为加强部队战斗力，1940年 10月，宣济民将部队集中到张集以北薛计村整训1个月，即配合新四军四支队参加界牌集战斗。这次战斗胜利后，淮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又改编为江北游击纵队第三团第一二营，宣济民任营长，活跃于凤阳一带。
寿县方和平游击大队
1939年秋，中共寿县委决定在原安徽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第一大队的基础，成立方和平游击大队。游击大队初成立时仅有100余人，但武器装备很好，任务是扩大武装，发动群众抗日，阻挠日军扰民。当时寿县城、下塘集等地皆沦陷，强盗土匪蜂起，日民党桂系横行霸道，抓壮丁、施行苛捐杂税，广大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苦难深渊。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参战。到1939年底，游击大队发展到300多人，大队长方和平，政委石裕田(石坚)，副大队长李伯祥。下设3个中队，第一中队长张华德，第二中队长曹云鹤，第三中队长张义三(张耕)。游击大队活动在淮南铁路两侧杨庙、朱巷、下塘集一带。
国民党爱国官兵抗击日军
1938年5月14日，日军以猛烈的炮火攻占合肥，迫使国民党守军第一九九师撤至城西小蜀山、四十里铺附近。侵肥日军继续调兵占领大蜀山，企图以此为依托，向六安方向进犯。为收复大蜀山这一合肥的门户，阻止日军西犯，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决定集中第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和合肥警备司令宋世科所属兵力约8000人，向大蜀山的日军第四师团第八联队岛叶中村部发起攻击。5月19日拂晓，罗部和宋部与日军相遇交火，迫使大蜀山日军丢弃阵地，向十里村溃逃。驻合肥日军立即集合重兵于当日下午进行反攻，日军再次占领大蜀山。5月22日晚徐源泉亲临第九九师驻地令该师夜间再攻大蜀山。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再次收复大蜀山。次日上午，日军迅速组织强大兵力，分两路向大蜀山疯狂反扑。山上两营挺进队官兵奋起还击誓与蜀山共存亡。经过激战，终因授兵受阻，寡不敌众，这批国民党官兵全部以身殉国。
1938年10月末，曾任国民党东北军团长、旅长，参加了西安事变的中共特别党员万毅，奉命指挥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第六六七团袭击合肥日军机场(合肥城东三里街机场)。经过周密部署，由第一营担当袭击任务，第二、三营留守团部备战。午夜时分，小分队点燃干柴，在煤油桶里大放鞭炮，朝飞机场方向打枪，扔手榴弹，进行佯攻，以吸引日军兵力。梦中惊醒的日军仓惶应战。第一连、二连立即发起猛攻。守敌慌忙撤退到寨墙上还击。在进攻一度受阻的情况下，第一营及时调整部署，组织突击队，以密集炮火掩护攻击，冲进了机场，往飞机上狠泼汽油，猛掷手榴弹，机场顿时声响震天，日机火光四起。盘踞合肥城内的日军约1个加强连紧急增援机场，遭到了第三连的阻击，丢下被击毁的两辆装甲车缩回据点。是役，共焚毁日机4架，并毙伤一些日军。而中国军队第一营仅亡4人，伤10余人，大大鼓舞了合肥人民群众对日作战的士气。
1940年1月3日晚9时许，驻防肥城日军司令官三浦中佐，率2个连的兵力由德胜门出城，向肥西农兴集方向进犯。驻守在肥西聚星集的是国民党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所辖的第七军第一三八师第四一二旅，旅长龙炎武奉命亭部迎击日军。双方在农兴集交战，日军败北。1月4日上午，当日军退至大蜀山西麓复兴集附近时，再次遇到先期的龙旅的伏击。乱枪中三浦中佐被击毙。日军残兵争相逃命。1月5日凌晨，留城日军派出市川联队出城支援，在西郊十里庙遭到龙旅电请“伏击打援”的新四军四支队政委戴季英率领的新四军支队一部的伏击，市川联队长及数十名日军当场被击毙，残敌仓惶逃回合肥，当天上午，日军小琦少将奉命从蚌埠乘火车赶到合肥。在城内指挥增援，也被中国军队炮轰丧命。是役共歼敌300余人，其中有敌将、校级军官各1人，尉级军官多人，缴获六O小炮数门，轻机枪数挺，三八式步枪300余支及大批服装、弹药。同年1月7日，龙炎武将三浦首级装入木笼内，连同其它战利品，运往当时的安徽省政府所在立煌(今金寨)报功。途经六安县城时，展览一日，六安万民空巷，前往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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