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全媒体记者 曹萌
12月18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落下帷幕。按照惯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几乎每年都会在年尾召开，当前正处于“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即将开局之际，因此，该会议指明的今后经济发展政策方向和重点任务，让人格外关注。
2020年伊始，中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季度经济出现了罕见的-6.8%增速，但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复产复工迅速推进，加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力支持，经济随之得到修复，三季度GDP增速达4.9%，我国也因此成为今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虽然中国经济即将度过这艰难的一年，但由于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以及我国经济恢复基础也尚不牢固。因而在政策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就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要求。其中，“提质增效”延续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而“更可持续”则在今年被特别强调。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主要在于疫情期间，财政政策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较大，压力明显增加，不利于政策的可持续性。此前，我国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主要采取了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等政策。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率提高到了3.6%，比上年提升了0.8个百分点，是有数据以来首次突破3%的国际警戒线；抗疫特别国债则发行了1万亿元，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发行特别国债；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了1.6万亿元；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2.09万亿元，全年减税降费预计超过2.5万亿元。温彬指出，与疫情期间相比，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财政政策要求释放了适度收紧之意。当前，我国经济逐渐修复，全年GDP能够实现正增长，大规模刺激性政策托底经济的必要性已经下降，宏观政策取向逐渐向“防风险”偏移，财政政策的力度也将有所放缓。但考虑到减税降费、稳定就业、保市场主体、保障基本民生等政策具有长远意义，财政政策不会大幅收紧，而是会更加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经济会议依然强调了“稳健”二字，而操作上则要求“不急转弯”。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不急转弯”具有两方面含义：首先是货币政策要稳健，不急着转弯，不应该出现大幅的收紧和调整；其次是不要搞“急转弯”，即考虑到经济增长已经逐渐恢复，货币政策即便要调整，也是相对平稳的微调。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逐步回归到正常区间，货币政策基调也在从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转为支持经济向潜在产出回归。同时，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也表示，如果明年财政赤字率降到3%，对应的赤字规模为3.46万亿元，与今年的3.75万亿元相比，只少了3000亿元，且明年新增专项债额度也不会大幅缩量，但这并不意味着逆周期调节还会大力加码。会议提出，明年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这不仅表明明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需要防范，而且地方政府很难再走过去的“老路”，加大隐性债务增量规模。另一方面，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表明2021年经济增速或已接近潜在增产出对应的名义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趋向回归中性，既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让市场缺钱，也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此外，李奇霖认为，“不急转弯”中的“转弯”才是核心，这就意味着政策肯定要“转弯“，但是步子不会迈得太大、太快。其实，伴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政策实际上已在收紧，这造成了此前市场对政策退出的悲观预期，而此次会议明确了政策会保持一定连贯性，不会快速退出，这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且预期差也有可能带来一些投资机会。对于2021年国内经济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八项重点任务，分别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和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其中，针对扩大内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具体提出了“需求侧”方面的要求，且将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中的“需求侧改革”表述改为“需求侧管理”。连平对此解释，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意义却大有不同。其一，中央明确了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供给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需求端内需扩大，提高供需之间的匹配程度，促进循环的畅通；其二，从“改革”变为“管理”表明中央力求以稳为主，即在供给侧结构背景下，不使需求下降太快，而不是急于求成立刻开展改革。从时间进程来看，我国对总需求的管理经历了扩大内需、稳定总需求和需求侧管理等多次调整。温彬对此表示，扩大内需、稳定总需求是通过调整短期需求管理工具，达到扩充总需求目的。而需求侧管理则是聚焦制约总需求增长中的中长期、系统性问题，致力于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提高国内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积极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在国内需求中的比重；持续促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以及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双循环的畅通性等。需求侧管理的提出，让扩大内需战略有了具体的“操作指南”。此外，据麦肯锡相关数据，截至2017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88%来自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的群体，其余主要来自家庭年收入介于10万至30万元之间的群体。12月16日，贝恩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显示，今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将萎缩23%，但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将逆势上扬48%，达到3460亿元。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从短期来看，促进消费最根本在于促进就业；长期来看，最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以及缩小收入差距。例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2019年，我国中等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19%，而高收入组收入增长29%。此外，疫情之下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在10倍以上。连平认为，在需求侧管理的基调下，2021年在投资端应围绕“两新一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在消费端应侧重于推动消费升级和提高消费能力，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在外贸端，通过加入RCEP和其他贸易多边体系平滑波动，出台相关政策扭转历年以来“重出口+轻进口”的结构导向与市场传统认知，通过加强进口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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