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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 | 把割伤手的刀包扎起来|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六)

张志扬 启示与理性 2019-04-16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辑


周玉峰先生书


编者按

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


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


2019年,志扬先生即满“杖朝之年”,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我们借“古典学研究”和“启示与理性”两个微信平台,以问题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陆续推送志扬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章,向志扬先生祝寿,并以期激励每个试图严肃地走在思想道路上的年轻学人……



把割伤手的刀包扎起来



    1


    波伊斯作品陈列馆专设在达姆斯特城的“黑森州自然博物馆”内。我专程从法兰克福前往参观,一小时的车路就到了。

虽说是专程,其实并无目的。像参观所有艺术博物馆一样,我随意地看着,而且无须准备,不带任何知识背景,全凭感觉直观。我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大概是想维护感觉的权利吧。开始或许是懒惰,也或许是自信感觉的能力,后来渐渐有了些说法,似乎“感觉”自己真的成了“理论家”,用不着他人来越俎代庖。

反反复复看了两个小时才离开波伊斯。他是个神秘主义者。或者我想,离开形式主义的审美冲动,艺术家靠什么在物材中发现另一类艺术的真实?



作为艺术的“装置”不同于“静物”的地方,正在于“装置”应看作“行为”。呈现的虽然是行为的结果,但行为过程的中介环节并不在结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应或明或暗地显示着。“装置”分静态和动态。“静态装置”难于显示行为过程而涉嫌象征化,才有“动态装置”出现;但是,“动态装置”又难免流于玩具,失去观念的空间。于是又有“录象装置”出现,几乎变成了“寓言故事”。现代艺术要寻找自己的表象,以便让确定的感性成为不确定的精神的直观,我真不知道这个无边的苦海是否有它安息的彼岸。

    波伊斯几乎象疯子样的摆弄着物材,拆解它,拼接它,特别是包扎它……我说得不对,不像疯子,像巫师,每一个摆弄的物材他都虔敬如神灵,他都要从尽可能简洁的形式中显示出应于膜拜的意义,他信!

他信,我不一定信,确切地说,波伊斯个人的装置语言并不一定能切入到公共话语中来,何况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呢,但有两个“装置”锲入了我的记忆:


   a“一把被白纱布包扎起来的刀”

   b“切开的黄油也被包扎成一把刀的模样”

 


2


    a、b是两个“装置”,不是一组“装置”,因而两个非连续的作品中都有一个“包扎刀”的行为和形象特别奇怪地刺激着感官。不要因为我的叙述发生哪怕一闪念的联想:“包扎刀”,似乎就象“铸剑为犁”,寓意“和平”。直观现场的“装置”大概不会有此“放马南山”的奢望。

a“装置”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这可以从包扎的白纱布上看出来。纱布并不白,发黄,还有暗灰色的斑痕,而且包扎得很粗糙,大概当时包扎得又急又快,决非精心之作。这是作为结果显现着的,至少我看出来了。看不出来或隐藏着的,只能靠“据说”。

朋友说:“这把刀是波伊斯专用的,一次割伤了他的手,他就把刀包扎起来,成了这件作品。”

我喜欢朋友这种简洁陈述的中性口吻,它就象玻璃罩中陈列的作品闪着冷冷的光辉。哪个作品没有自己的故事呢,它本来就是作品背后的黑圈,隐去的岂止是一个故事,完全可能是“危险的无限增补的关联域”。所以陈述愈是中性愈能中立表象而敞开,把意指转为象征转为隐喻而透射出来。



刀把手割伤了,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事,把手包起来,大家都这么做;下次又把手割伤了,还是把手包起来……永远是这么做的。难道还有别的做法吗,手在流血?

    波伊斯当然会把手包起来,但他同时怎么又会想到要把刀包扎起来?不要刀了?不,是包扎,不是放弃,有些危险的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麻烦就在这里。波伊斯到底怎么想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行为装置尖锐地转换了人的习以为常的定向思维,特别是定向感受。先不说别的,单是思维转向的警报,就已经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命运;何况是“刀”!



3


所有这些都可以当作背景悬置起来,没人介绍呢,我直面的仅仅是“物”──“刀”,“一把被白纱布包扎起来的刀”。

“刀”,工具,破物伤人的工具。人人都可以用来生存、防卫、攻击、改造,但也难免危及自身。

“包扎”,“用白纱布包扎”,意味着治疗:刀受伤了,刀出了问题,需要治疗。还更深地意味着反讽:伤人者伤己,剥夺者被剥夺。止于前者,一般治疗可能导致重复,刀修好了,甚至更完善了,无非破物更深伤人更烈;止于后者,才可能突破界限而有转换的视域。

    刀,工具或手段,相对目的的有限性而言,它是可取之亦可弃之的越界律令。有两层意思:一是“转换”,名词属性,刀能干什么,你能用之,别人也能用之;二是“反弹”,动词属性,不仅别人可以用刀如法炮制对你,就是刀仍在你手上,你破物伤人也会物极必反而伤其自身。“战争”、“阶级斗争”、“科学技术与生态”,莫不如是。所以,包扎刀,治疗刀的问题,乃是从他律到自律、从物到人的全面审理。

可以修正前面的说法,我面对的不仅仅是物,而是一个装置行为:“一把被人用白纱布包扎起来的刀”。如果再把这个短语中的被动式修饰语解开,即还原为一个完整而简明的行为,那就是,“人包扎刀”




4


“人包扎刀”,这是两战后几乎被苦难逼入绝境的人类首先要做的事。

“战争是刀”。“原子弹是刀”。“国家机器是刀”。“阶级斗争是刀”。“科学技术也是刀”……现在已经清楚,这些判断都是中性的,首先不存在什么价值问题,性质问题,红的就是好的,白的就是坏的,它们都一样杀人,不仅杀无辜的人,也杀持刀者,我还特指那些杀人的操刀者也同样落到被刀杀的普遍律令中。只有到这一步,对刀本身的反省才有可能,否则,仅仅杀无辜的他人,600万、800万、3000万,都不过是向历史必然性缴的一点学费而已,动不了操刀者目的理性的爱心。



上面陈列的“刀”,应作一基本的区分:可在结果的危害中权衡利弊而必须放弃的;有些是根本不能也无法放弃的。前者如“原子弹”等一类理性所不能控制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后者如“科学技术”等,人类再也回不到绝圣弃智的田园时代了。还有一类至少暂时不能放弃,但必须改变其功能以减少危害,如“国家机器”、“阶级斗争”,也包括“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想”或“理想的意识形态化”等等。所有这些区分,事实上都以“理性”自身的区分为前提。



历史上并不少见大规模动刀的事实,爱上帝也会爱得血流成河,人们可以把它叫做“巫魅”、“迷狂”。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人义论”是以去魅的理性化为标志的,而且目的是“人本主义”。康德把“人是目的”当作伦理道德的绝对原则。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以平等为形式特征的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更是它的平等高于自由的最激进的传扬,即把作为平等一方的“无产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不仅看作平等的绝对规定,而且推演出社会的理想模型。再以“历史辩证法”把无产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当作“历史必然规律”的体现,于是,观念的理想模型不仅获得了“科学真理性”,而且取得了“专制权力性”,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意识形态”革命与垄断。结果是,死于“理性战争”下的人数已经大得吓人,而死于“理想专制”下的人数更是成倍地大得吓人。然而这死数还不是主要的,更吓人的是死的方式,即动刀的方式(包括刀的样式)。你见过“古拉格群岛”吗?……“人义论”居然是这样的“以理杀人”!“理性”、“意识形态”、“理想”究竟是怎样的一把刀子啊?

二十世纪人们对战争、纳粹、日本(?)尚有清醒的反省,但对意识形态的理想化或理想的意识形态化这把刀子的杀伤力及其杀伤方式,远没有清醒的认识,白纱布还没有包扎到它的头上来!

大概它是“红刀子”的缘故吧。

 


5


人类生存的命运是两难的。上述已经表明,许多给人以“生”的东西也正是给人以“死”的东西,“刀”不过是所有这些东西的象征。

波伊斯除了“把刀包扎起来”,对“刀”的医治从“修复”反省到“剥夺者被剥夺的自律”;他还做了一个装置,即第一节提到的“b切开的黄油也被包扎成一把刀的模样”。

我对这个装置最直观的感觉是:“黄油记住了刀”。



可以在a的关联下理解b,也可以独立地理解b,但不管怎么理解,波伊斯对刀的特殊印象不能不构成共同的心理背景。

在a的关联下,生存被打下了苦难记忆或创伤记忆的印痕,活下来是好的,但忘记意味着背叛。请注意,“忘记意味着背叛”这句名言也是一把“刀”。忘记苦难而让制造苦难的势力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固然意味着背叛;但是,记住苦难而力图报复,不是惩罚特定的苦难制造者,而是把自己变成主宰生杀予夺的权力,名为复仇、惩治、维护,实为越界而成为新苦难的制造者──如此记住也意味着背叛。“忘记”与“背叛”必须以“苦难”为绝对尺度。



独立地理解,或者,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由什么样的生活手段造成的;或者,生存是死亡威逼下的恩赐或剩余;或者,生存是一种驭刀者的能力与抗衡;或者,它干脆就是一个问题:没有刀影的生活没有吗?甚至,你可以把它引申到生态危机上去──人类这种对自然、对人自身的掠夺的生存方式归根结底是葬送自己生存的方式……或许,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没有明确的目的,它不过是一次偶然的记忆冲动的符号化。

但不管怎么说,刀的阴影笼罩着!波伊斯的经历摆脱不了它,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经历也摆脱不了它──对一个艺术装置来说,这足够了。

波伊斯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他是犹太人?),我是经过文革的人(我是中国人),我们之后的年轻人,没有挨刀的经历,是否对波伊斯的这两个装置视而不见?

让波伊斯死去吧。

见鬼,波伊斯可能永远活着,象一个警戒的象征。

 

1999.6.30

 

博伊斯作品图片皆来自网络,如有问题,敬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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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 | E弦上的咏叹调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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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張志揚,即墨哲蘭,武漢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應全國招考5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1994年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底退休。


進學術界一直對西方哲學從事“檢測與防禦”研究工作,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以《瀆神的節日》、《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為代表


第二階段,對西方“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以《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為代表


第三階段,對西方命脈“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17年)

以《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二零一六:發現密鑰遭天算》、《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進化論即末世論”歷史軌跡為己任。目的在於“歸根復命”,償還一個中國人欠負的民族債。



主要著作:

1、《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香港三联“学术精选”1992年,上海三联“学术文库”1996年,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2001年);

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3、《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4、《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两次印刷);

5、《语言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门槛》(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7、《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8、《禁止与引诱-墨哲兰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

1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

12、《西学中的夜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繁体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版,2010年);

13、《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幽僻处可有人行?(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15、《墨哲兰集》(第一辑5卷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即出)。


主译:伽达默:《美的现实性》(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8年);

审校:(1)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白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3)施米特:《政治神学》(吴增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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