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桐辉：天津市法学会扫黑除恶研讨会发言书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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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桐辉：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天津市扫黑除恶人才库成员、天津市法学会诉讼法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学习《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后发现，它有很强的指导性、科学性，彰显了证据裁判主义和宽严相济。因为正如该文件指出的，“恶势力”犯罪的性质和程度还未达到“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程度，要公正司法、强化程序意识与证据意识、宽严相济。

首先，第2条提出了办理该类案件的证据标准：“确保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准确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标准。”这既是对《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的重申，又强调了不得人为拔高或者降低。

《刑事诉讼法》第55条对“证据确实、充分”有细化规定：“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因此，从这三方面对其分析，能更准确把握此标准：

其一，《意见》从正反两面界定了什么是“恶势力”“纠集者”“其他成员”，对需要证明的恶势力的犯罪行为及后果事实，也从正反两面予以列明。

其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在强调证据要有合法和真实性，表面看其未涉及此，但我发现其总则部分第3条也强调了这一点：“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严格执行三项规程，不断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因为2018年开始实施的“三项规程”包括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

其三，对《刑事诉讼法》第55条要求的“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也有充分体现。第1、3条强调了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不断强化证据意识。同时，大量认定条文中有排除性条款，体现了该宽就宽的精神，是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最佳阐释。另外，将案件整体认定为“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是否也需达到此标准？从《意见》全文体现的宽严相济、强化程序及证据意识的精神来看，也是肯定的。而且，最高法《刑事诉讼法解释》第64条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因此，对一旦认定就会被从严从重处罚的“恶势力”“纠集者”“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份子”“其他成员”的证明标准，也应是“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优势证据”或“高度盖然性”。

其次，《意见》第三部分更对如何“正确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实体到程序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指导，值得认真学习和贯彻。

最后，说下需注意的其他问题：其一，在贯彻第17条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恶势力定性提出辩解和辩护意见，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评析回应”时，需自觉提高这一比率，因为这些意见能在落实宽严相济上发挥重要的积极功能。其二，第10条认定“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考虑因素中的“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程度”“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影响程度”主观性较强、难以测量，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更科学的衡量办法。其三，第19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分别以起诉意见书、起诉书、裁判文书所明确的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作为相关数据的统计依据”与其提出的办理该类案件也要“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可能相抵触。最好是，三机关均以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数量为主要统计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