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sifalantinghui Intro 公众号“司法兰亭会”——倡导对法律人的人文关怀，促进法律共同体理性沟通！公众号“寒月府”——朱门寒月的诗词歌赋散文小说。                         说明：本期始，“司法兰亭会”公众号、微博均升级为只发原创。欢迎投稿，只接受原创，zhutonghui110@163.com。              严肃的检察官、慷慨的辩护律师，以及二者间激烈的逻辑交锋和证据对抗，是社会大众对法庭辩论的一般认知。但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即当律师企图完全推翻公诉意见时，法官会主动出面制止，双方甚至可能爆发激烈对抗。        比如，2014年12月11日上午，湖北律师张科科在吉林辽源市泰安区法院辩护时，因为拒绝配合审判长在庭前提出的“不得做无罪辩护”要求，在庭审中被多次打断发言，并被一名陪审员称为“骗子律师”。最终，张被泰安区公安局五六名警察强行带出法庭，在公安局被扣押了约6个小时。        这一幕，除了反映部分法官偏离中立裁判立场外，还涉及另一重要问题：法官与律师间时不时出现的摩擦和裂痕，是一种与法律共同体要求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的现象，亟待解决。        对法律职业群体间产生裂痕的原因，借用马克斯·韦伯视角，可归结的很简单——利益的分立。法官、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理性经济人，只有当他们的行为产生收益时，他们才会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法律职业，并对法治产生认同。否定这一点，去空谈法律思维和法治认同，只会陷入道德衰退论的怪圈。        因此，只有在利益逐渐趋同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刘桂明先生所言的法律职业人从苟同、认同到赞同，再到共同体（参见刘桂明：“为什么法官与律师会打起来”，《刘桂明的博客》2015.12.24，微信公众号“司法兰亭会”将其收入“法律共同体评论”之四十）。        但现阶段，我国的法律职业利益对立问题却很严重。在我国特有的司法绩效考核下，任何有进取心的法官，都可能极大地受制于法院系统的考核指标，检察官则受制于自己系统的考核指标。同时，法官、检察官也会受制于职务、待遇、级别的晋升要求，以及责任追究等惩戒要求。而律师的第一职业伦理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并为其收取的代理费高度负责。这些就使得律师的执业利益天然地与司法机关矛盾。        试想，法官作出无罪判决，律师及被告人自然获益，但是公诉方的追诉努力却遭遇失败，他们必然会怨恨法官，并可能在以后的办案中运用检察权极大地制约法官。一般情况下，这是法官个人无法承受和抵抗的。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张科科会因无罪辩护被请出法庭，王全璋会因庭审拍照而被拘留等“事件”的发生了。        在笔者看来，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群体的职业利益对立，表面上反映了司法考核等内部管理制度与律师辩护商业化的矛盾，但其本质却反映了我国一度时期实际存在的立法和司法思想，即“法律工具论”。既然法律只是工具，那么法律职业者自然会选择利用法律实现自我追求和自我效益。        据这一思想，法官只要遵从上级法院意志，保证一审案件不被改判；检察官只需和法官处好关系，保证公诉不被驳回，就能使自己再进一步。而律师同样只需把自己代理的案件炒红炒热，就能名利双收……        如果无论检察官、法官还是律师都如此这般，将法律视为他们谋得各种利益的手段，忘记法律职业的最终目的是，推进法的统治和法的信仰，那么法律职业队伍将只是利益集合体，而不是具有相近职业认同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有人认为，法律工具论是有限生产水平的特殊产物，我认为不尽然。在新闻直播间，有一名法官接受采访时称：“现在律师和司法人员的矛盾逐年上升，尤其是一些北上广来的大律师，更倾向于通过扰乱法庭和舆论战的方式干扰法官裁判。”北上广是我国经济资源和法治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可为什么那里的部分律师，比其他地区更愿意借助舆论影响审判呢?        所以，在笔者看来，法律精神（也被称为法律理性，参见李曙光： “法律职业共同体片论”，《法制日报》2003年12月，公众号“司法兰亭会”将其收入“法律共同体评论”之三十六）比法律资源更重要，能更有效地推动法律共同体建设和法治建设。离开了对法治精神的关注和培养，单纯推进法律职业队伍建设，最终得到的可能只是法律职业的“集合体”，而不是“共同体”。        不可否认，在碎片化的社会生活中，司法机关与律师群体的理念范围和法治忠诚程度不尽相同，利益诉求差异巨大。那么，我们能否找到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的，最低限度的相同性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不断简化司法人员与律师群体的职业使命，就能在最终点探求到法律职业的本质——“正确的适用法律”（参见李群星：“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回归与超越”，《人民法院报》2015.5.22，公众号“司法兰亭会”将其收入“法律共同体评论”之十）。        可以说，一切法律职业最初都是基于这一要求而产生的。虽然社会分工加速了法律职业者间的利益分化，他们不再是铁板一块，有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但也要看到他们殊途同归的一面：一切法律职业均因“正确地适用法律”而产生，那么，最终也应回归于此。如果今后的法治队伍建设不能注重这一“回归”，那么所有关于法治信念、法治社会的美好向往，都可能只是一场梦而已。        因此，检察官、法官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把被告投入监狱或送他们见上帝，而是及时、正确地适用法律；律师的工作也不应唯代理费是从，而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正确、合法地作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辩护，以保障法律得到正确地适用。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做到了“正确地适用法律”，才能实现律师制度与司法体制的有机融合（参见王比学：“刑辩律师为什么退缩”，《人民日报》 2015年9月30日 ，公众号“司法兰亭会”将其收入2015年10月的“兰亭茶语”），才能培育出社会公众对法律职业的信任，以及法律职业者的自信。这才是法律共同体建立的内在精神之源。        在这方面，福建“念斌案”中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广东“陈灼昊”“陈传均”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曝光后推动的刑事证据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新规则，都展现出了司法机关重视“证据能力”、奉行“疑罪从无”的新理念。        与之相对应，在“刘志军受贿案”“张曙光受贿案”“刘方仁受贿案”中，律师也未采取闹庭或放大舆论的辩护方式，而是积极引导被告人通过认罪、退赃、举报等合法方式争取减刑事由，最终也避免了死刑，实现了对被告人权益的维护。这些“正确适用法律”的案件，极大地鼓舞了我这一法学初学者，对法律的追求和信仰。        但最后我想说的是，为了建设法律共同体，我们却也需要学会利用市场规则引导法律职业者：凡正确适用法律的，确保其收益为正；企图利用法律达到非法目的，让其收益为负。如此，才能寻找到那些最有力的联接点与凝聚点，实现从法律职业“集合体”向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转变。        作者：马浩源，南开大学法学院2014级本科生，司法兰亭会助理。        文字编辑：朱桐辉，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图片作者：武亚芬，南开大学法学院2014级法律硕士，司法兰亭会助理。          努力倡导对法律人的人文关怀，致力促进法律共同体理性沟通。 文人雅士，司法贤达，尽兴而来，赏雪煮茶，问道论法，或和或闲……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司法兰亭会”（长按下方二维码）；新浪微博：“司法兰亭会”；QQ群：126651688。 Author requires users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 before leaving a comment Write a comment Write a comment Loading Most upvoted comments above Learn about writing a valuable comment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