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原创】朱桐辉：司法亲历、参与、访谈中的观察与辨别（修订）

一、个案观察的功能

不能因为个案观察的研究对象狭小、研究范围有限，而否认其价值。《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礼物》、《中县调查》……都给我们提供了社会运转情况的生动画面。

最少，在我目前的方法体验与认知里，这种观察式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多点普查、统计分析乃至大数据分析，是互为补充的。

一个个案的观察，就是一个观测点的监测。汇总不同监测点的数据、不同作者的观测所得，最少能得出“真实世界”的部分面相。而且还是生动活泼、丰富有趣的。在我看来，这点很重要，能让我们对学术的热爱，保持得更久。

我个人采用过的方法有：亲历、参与观察及访谈。

二、亲历

在司法亲历中，作者本人也是诉讼主体或参与人，并在最后对自己经历的案件有所反思。更准确地说，在行动展开、事件发生及关系博弈时，作者本人主要是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与并推动案件的进行，而不是从研究者的角度进行观察。

但特殊的是，这类参与者会在事后，再从观察者角度对诉讼过程进行反思。这类作品其实很多。

我自己的，例如，“程序改革、司法市场与国家能力——一场模范刑事诉讼的发生与反思”（谢进杰主编：《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8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它就是对自己参与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又蕴含大量刑事诉讼关键性问题的案件的，事后记录和思考。

三、参与

这里的参与，指的是“参与式观察”，即一开始就抱着观察、获取真实诉讼状况的目的，参与到诉讼中去的调查方式。当然，这也是亲历的一种形式。我自己的参与观察，可见“律师介入侦查的功能和结构”（郝宏奎主编：《侦查论坛》第8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刑事诉讼中的计件考核”（朱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亲历和参与式观察，均属“介入式观察”和“干预性观察”，会影响事件的发生进程，因此，其客观性有所贬损。

尤其是抱有一定研究目的的“参与式观察”，反而容易不当地影响人物、事件及关系网络。这也是《街角社会》的作者和国内某基层官场调查的作者，遭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四、访谈

访谈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多细节，但需辨析、甄别和对比，因为其大多属于传来证据、言辞证据，客观性较差。

当然，如果能多准备、多留心留意，还是能在访谈中获得诸多的“弦外之音”和真实情况。

例如，在“取保候审中的律师参与试验”展开前的协调会上，当地检察官、法官和司法厅领导，在谈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时，都无意中提到了，该检察院的上级，对其不批捕率和捕后不诉率，有考核要求，而且，上级来检查案卷时，往往重点、率先检查的就是不批捕案卷。因此，试验中的创新做法，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考核业绩和评估成绩，需对此进行专门协调或利弊权衡，以决定是否展开试验。

这样，我们在听取项目论证意见的同时，如能多留意，就能从他们的顾虑中获得，我们调查者不便直接询问或直接询问必然无果的信息（具体细节可见，朱桐辉：“绩效考核与刑事司法环境之辩”，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中县调查》最重要方法就是，对近170个当地人物，进行访谈。再结合作者自己的辨别、分析，最终的刻画和描述，还是比较翔实、准确的。

五、无痕观察、旁观式观察

如前所述，亲历、参与观察均属介入式观察，有一定偏颇，会让作者无意中身陷某种立场或偏狭视角，并给诉讼过程产生不当影响。如已是知名刑事学者的教授，以律师身份，去某地方城市做刑事辩护，其附带了解并发表的该地诉讼情况及司法现状的论文，与实际状况产生巨大差异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因此，从实证研究角度，最好能采用旁观式观察，不要介入到被观察者的诉讼行动、关系及事件中去。

例如，一些非洲生态研究者，会对某一豹群或狮群进行长期跟踪观察，但绝对恪守“旁观观察”乃至“无痕观察”原则，即使其中某一豹、狮或其幼仔遇袭或有其它危险时，也绝对不能施救，否则就无法准确了解这一区域的种类竞争、食物链条及生态环境。

但需注意，在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旁观式观察中，旁观者的“在场”本身，就会对诉讼主体构成无形的压力，无意间对事件本身的天然发展逻辑有所影响，甚至导致重大改变。

例如，那次著名的陕北“炕上开庭”，几位“北京来的”学者的在场观察本身，就影响了收贷法官、村干部及被收贷人的行为。甚至，村干部还曾直接对被收贷人说，这几位也可以上炕不脱鞋的客人，“是从北京来的”。这些，就在客观上给被收贷人了巨大压力，觉得自己丢人丢大了，赶紧去借钱还贷（参见强世功、赵晓力和朱苏力的系列论文，对一起发生在陕北的依法收贷案的法社会学描述）。

因此，司法实证研究，最好能用“无痕观察”方式，以获得更真实、更准确情况。上述取保候审试验展开前的协商会上，我们对公检法绩效考核的悄悄观察及记录，就可视为“无痕观察”的一种吧。

另外，如果特情人员只参与犯罪团伙的部分行动，那么，他对团伙其他行动的观察，也可视为“无痕观察”。

《中县调查》的作者既有介入式的亲历和参与观察，也有对自己关心的其他行动、事件及关系的悄悄观察。因此，其调查也有“无痕观察”的成份。否则，仅凭介入式观察，他不可能获得那么丰富的细节和隐蔽的知识，描绘出那么准确、生动的基层人脉图谱和官场生态画卷。

因为谈到观察者的客观性恪守问题，这里顺带说下，设计问卷时的科学发问问题。因自己还未用过此手段，体会不多，就不专门列出，只在这里说一点：问卷设计，是不是也需要避免诱导性设问、带有主观预断的设问及明显无效的设问？例如，某问卷就直接问法官们——“你是否对自己的待遇满意？”

显然，这是个只能带来低信度、低效度答案的发问。再结合其在问卷中所处位置及其他问题设计，我们发现，它还是一个暗含了预断前见及诱导暗示的发问。

六、观察、辨别与剔除、分析

在上述司法实证研究中，除了要善于观察，还需“擦亮眼睛”，辨别和剔除虚假信息、虚假关系及暂时性信息，以免被蒙蔽。换言之，更可靠的是，深入观察、长期观察，多点对比、多方求证。

既忌讳仅凭一个调查点的短暂观察和分析，就得出诸多结论的武断做法；也需杜绝以“撒点”为目的，对一个调查点进行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座谈即转战下一调查点的“征服式”调研。

费老似乎只在开弦弓村呆了一个多月，就写出了一本经典，但莫忘那村还是他亲戚家所在，亦算他老家。他与那村的河田、风俗及人物，隔阂本就不多。

《中县调查》的作者，可是在那里挂职观察了二年时间，而这比起大部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观察时间，还算短的。

七、再现事实重要，还是理论分析重要？

以我所见之教训，再现真实世界的事实情况，更重要。在事实不清的情况，即使再妄称客观的评价、再理性的分析，都会成为笑话，使人对其研究的客观可靠性，产生严重质疑。

例如，某学者在7年前的2009年初，与某中院一位刑庭法官一番聊天后，就开始这样介绍这位法官——你们可不知道，这位令人尊敬的法官，排除掉的非法证据，已“浩如烟海”……

如此武断、幼稚和不负责任，实不能令人恭维，有失学者的客观、理性；也真让人大跌眼镜，顿感其与巨大名气，很不相符。

总之，我体会，在实证研究中，切忌在事实描述时，夸张其辞、信口开河、黑白颠倒、信口雌黄；在理论分析时，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出尔反尔、自相矛盾。

无论好的“实证研究”，还是好的“理论研究”，均需尊重司法实践、尊重社会一线，言之有物、言之在理，杜绝“注水猪肉”、杜绝“意气用事”。

吊诡的是，或者说值得自己反思的是，我对这种非客观方法和态度的批评，也无意间用了主观性很强的文学词汇。

其实，更好的选择是，客观地阐述哪些属于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描述和学术分析，并采用实证数据和实证方法指出，上述那种非客观研究带来的严重偏差。这样会更具说服力，能将其弊端和危害，揭示得更清晰。

八、学术伦理

实证研究，无论是参与观察，还是实地访谈，还需注意保护受访对象及司法人员的个体信息，保守尚未公开的司法数据和不公开的司法文件。其实，这既是学术伦理的要求，也是长期调查的需要。

如为了强化调研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不择手段、“背信弃义”，有意无意地泄露司法信息和非公开数据，不仅会失去朋友、失去后续调查的可能，更会影响实务界与理论界的良性互动。

国内一社会学调查的作者，虽用了化名等方式隐蔽事件信息，但广大读者依然能很轻易地，根据他对该县的简介、对一些典型事件的描述及其作者简介，得出是哪个县的结论。

这就导致其有意无意地，将该地那些曾给他巨大帮助的干部、群众，“出卖”的干干净净。这种为了学术，为了论文，不计后果的做法，不仅不厚道，还可能违背学术伦理。

九、实证研究的功能与价值

就一句，虽改自套话，但实为个人的深刻体会：理论之树，唯有扎根实践、不断补充“源头活水”，方能长青！

而实证研究，正是保障、维持我们的学术汲取能力的重要方法。

（本文为笔者提交给，北京师范大学雷小政副教授协调、主持的，2015年8月23、24举行的，“法律实证研究方法与少年司法改革经验交流会”的书面发言。2016年1月30再修改。）

作者：朱桐辉，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e-mail]。

版式编辑：武亚芬，南开大学2014级法律硕士，司法兰亭会助理。

图片作者：武亚芬，南开大学2014级法律硕士，司法兰亭会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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