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故事的比重 ――小说见地

Original 2017-09-28 卡西老潘等 恩存文化

卡夫卡、卡尔维诺等大师与勒卡雷这些类型小说家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前者处理情节时更热衷于做减法；而后者把讲好一个精彩的故事作为写作的首要目标，在情节上做加法。后者在书中所提的问题最终都有了合理/完满的解释，前者却不仅不给答案，还邀请读者与其一同动脑筋，一同奔赴变幻莫测的未来。

——作者简介——

卡西老潘，原名潘顺华，湖北黄陂人，历经1980年代大陆思想风云，曾在国企机关工作，现为民营卡西莫多书店店主。兴趣驳杂，嗜书瘾君子，真正把书读成生活并指导生活的一介书生。

卡西老潘：我先后读了曹文轩、毕飞宇和王安忆3位大陆实力作家关于小说的讲稿，其中以王安忆在复旦的讲稿《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为最优，非常佩服，说几句读后感吧。王安忆受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的启发，指出优秀的小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即心灵世界。她说：“有这么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对其基本上的了解是，和我们真实的世界没有明显的关系，它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对应，或者说是翻版。不是这样的，它的存在有一种反自然的性质。”这一说法几乎与国内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以再现生活为重心的写作法则相冲突，尽管她也承认构筑其“心灵世界”的材料来源于现实，但那个世界却是超乎现实之上的，有着独属于自身的微妙之处。她的小说学从作家的经验入手，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就我的理解，她所谓靠经验支撑的写作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自己，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女人的经验到底是有限的。要突破这种有限性的方法是走向自己以外的他人的世界。对他人、对外界的关注反过来会唤醒自己已经沉睡的个人经验。然后她引入了“类型小说”的概念，与创造了“心灵世界”的小说杰作做对比。卡夫卡、卡尔维诺等大师与勒卡雷这些类型小说家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前者处理情节时更热衷于做减法；而后者把讲好一个精彩的故事作为写作的首要目标，在情节上做加法。后者在书中所提的问题最终都有了合理/完满的解释，前者却不仅不给答案，还邀请读者与其一同动脑筋，一同奔赴变幻莫测的未来。前者注意留白，后者则写得过满。这也说明了，类型小说家是可以通过训练培养的，而非类型小说家都是一生跋涉在自己的羊肠小道（安徒生命名为“光荣的荆棘路”）上，用一生打完一个人的战争。类型小说因为交待的日常经验更多，也更容易唤起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之印证，当然也就更容易被理解。反之，非类型小说因为情节少，留白过多，语言太经济，对读者的专业素质要求更高，所以理解的难度更大。但是必须看到，后者的阐释空间更广阔，往往更耐读。不怕剧透啊。好的类型小说家给我们的代入感强，他/她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逻辑，合情合理，因果关系非常明确。而非类型的天才小说家是孤胆英雄，暗夜行路难免忐忑不安，传达给读者的也是琢磨不透的神秘感，其笔触很可能深入险境（陷阱？），不按牌理出牌，甚至直接质疑那套人情世故的合理性。

朱蕊：生活已经充满了狗血和鸡血，我们可以在小说中将眼前的苟且呈现出来，但是大家也都标榜：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正是对眼前的苟且的不满，我们更加不能满足于在小说中仅仅呈现一地鸡毛似的琐碎无聊。小说还能描写诗与远方。当身体在生活中不得不受困于狗血和鸡血，我们还能通过小说到达诗与远方，暂时抽离自身，使心灵不致被狗血和鸡血束缚了。

余鹏：可是，我要问了，小说难道可以不要“故事”吗？“故事性”难道不是小说的根本？

卡西老潘：这样回答你吧，一部小说就和一处风景名胜一样，不可以完全没有故事，但它的容量应该大于故事，好的小说绝不能停留于故事，或者只有故事。我们为什么去读小说，或者写小说？为了娱乐？正如去西藏旅行的动机是――同时又不只是――玩，不只是出外散心一样。这里的“故事性”往往与小说的娱乐功能相关，娱乐功能作为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的功能之一也是不能一概否定的。它与审美、认识和教化功能一起构成了文学的功能系统。在王朝中国，与诗歌、散文之类的雅文学不同，小说原本是和戏剧并列的通俗文艺形式，盛行于勾栏瓦肆，作为人们茶余饭后消愁解闷的副产品而存在，对故事性/娱乐性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东周列国志》等无一不是经过一代代说书人口耳相传才最终敲定的――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首先要发挥的并不是娱乐功能，也不是教化功能、认识功能，而必须是审美功能。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中国古典小说真正的杰作都完成了对说书人传统的越狱（即有效的逃离/反抗）的原因（莫言说他的《檀香刑》是向这一伟大传统的致敬/回归，他吃错了药！），你看吴敬梓、蒲松龄和曹雪芹哪个的作品一味陪你嗨皮了呢？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不是千人一面、创造力有限的说书人。古典文学中有相当一批研究者坚持把罗贯中、施耐庵和冯梦龙只看做书的编者、最后定稿者，而对吴敬梓、蒲松龄和曹雪芹的作者身份却无争议――奥妙也在这里。

朱蕊：小说既可以枝繁叶茂，浓墨重彩，铺陈丰富的故事情节，又可以“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淡化故事情节。故事性不是确立小说的绝对因素。我们从一部好的小说里认识到的，绝不仅仅是故事（否则，人人都可以成为小说家）。评判一部小说好坏的首先是语言，作家应有独属于他自己个人的、不同于其他人的语言习惯、语言风格。接受者则通过这独一无二的桥梁，攀爬在作者自建的天梯上，能经受住笼罩天梯四周的风雷电雨冲击的接受者，才能抵达作者的空中花园，领略其心血结晶——审美。那么老潘，西方小说传统呢？

卡西老潘：19世纪以前的西方小说，故事性所发挥的娱乐功能比重是很可观的，从古登堡印刷革命开始，全球化，到大工业生产，人口向城市集中，报刊杂志随中产阶级的壮大而兴起，小说连载养活了大量的畅销小说作家，此中牛人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靠这个行当为生，大仲马还成了阔佬。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巨人传》、《十日谈》、《堂吉诃德》挺让人开心，《基督山伯爵》情节抓人，可它们之所以传之久远、进入名著经典之林，更多的还是由于它们的审美价值出类拔萃而非其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小说革命以后，参与小说革命的小说家以各自的方式单兵突进，探索人的意识、潜意识的流动和人性的异化与自我异化。而这类精英化的实验小说、先锋小说对读者所设置的门槛已经远高过从前，几乎把小说的娱乐功能扫荡干净，“故事”在小说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小说的“故事性”则自动转移到类型小说中去了。读者分流，对拷问自我、反思人性、挑战人类思维极限感兴趣的小众读者们（即斯丹达尔之所谓“少数幸福的人”）做了卡夫卡、卡尔维诺、布尔加科夫的追随者，死抱着“故事”不撒手，热衷故事性强的传统小说的读者则纷纷投奔到琼瑶、斯蒂芬·金和东野圭吾的旗下。

程刚：我不喜欢跟庸俗的人相处，不喜欢他们的娱乐至死，看小说是我的爱好。小说里有各种人性的交锋，但不用自己身处荒谬的境地，似乎在逃避，其实是为自己洗经伐髓，终有坦然面对人生的时候。好的小说首先必然是语言好。大白话的语言写成的是应用文。文学艺术是建构形象世界，形象是无数细节的有机整体，这些细节完全依赖于文字表现，故而语言要有文采。好的语言不仅是生动，而且要有精神境界。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大陆很多当代作家，精神境界不高，描写一个有劣根性的角色，叙述者的语言也变得跟这个人物一样了，这就是把作者的境界降低到了角色的层次。优秀作品中的叙述者都是跳出角色的内在，返身观照角色，这才是审视。小说创作的两大问题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懂得“怎么写”就迈入了艺术之门，进而上升到优秀的层次。而最终决定一部作品是否伟大的，还是“写什么”来规定。世上万事，我们感兴趣的都是围绕人展开，即使全为动物的童话，也是人性的投射，所以题材的优劣，是以发掘人性的深度、展示人性的丰富多样来衡量的。当对人性的反思达到哲学的高度，作品就可以称之为伟大了。但这种反思必须是角色的行为体现，或者有角色合乎情理的适度思考，否则就解构了作品的形象世界，将其变成说教了。而说教，是另一个自成体系的领域。对于意识流作品，必须收藏《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和《海浪》等等。但是不用一次读完。这些作品是尝试个体意识的可能性，是寻找语言的极限，他们不是在讲故事，而是跟我们在对话，他们在说：“…...你懂的”。所以每次随意翻开几页看看，倚在墙边、在厕所里、收拾好了行李略为焦虑地等待时，看看都不错。特别是要投身写作的时候，读着，你会发现这些大师，他们是你的好合伙人，引导你发现事物的另一种美，同时激发你的灵感，对句子的灵感。他们的优势是细节，是释放事物的美、词语的美，是在内心重建一个王国，那里的规则是想象的规则，你就能从中获得自由。自由，就是为所欲为的美。所以，用读非意识流的传统小说的眼光看现代小说，特别是意识流小说是看不明白的。

程勇：对顾彬的说法我有所保留。顾彬说那些话的口气，不像一个文学批评家，倒很像一个革命家。这些话和开文艺座谈会的领导讲话的口气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他说的一些理论，在1980年代很多作家都谈论过了，没什么稀奇。他那篇访谈能引起关注的也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标题和决绝态度。批评家总要把作品置于不同的两极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尴尬的是，很多作品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坏。作品中的人，中国的一个农民和法国的一个知识分子或是拉美的一个独裁者，必然是不同的人。但这不妨碍写出他们的不同作者可以对世界有着类似的思考，更不妨碍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学追求。批评家喜欢在作品中找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夸大它，而不是找作品中真正拥有的东西。文学不是哲学，因为它的前提是虚构，它的开放性带来的魅力连创作者本人也往往始料未及。真正能给文学、艺术下相对定义的，只有时间。

卡西老潘：顾彬认为从大陆中国的代表性小说家余华、莫言的作品中看到的基本上只有人的生物性存在，奴性，苟活，无生命的自觉和尊严感，总之看不到精神性的“人”。是啊，那还是“人”吗？他这里的“人”是指作为“个体”的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胡适那批人的诉求暗合。记得周作人就写过一篇著名的《人的文学》，周氏言下之意是此前王朝中国更多的是非人的文学。针对被大陆文坛捧上天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丰乳肥臀》而言，我看顾彬的话有一定道理。不过，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莫言《红高粱家族》还是有其贡献的，至少这两部小说与他们后来写的那些行尸走肉之作不可同日而语。同样，被批评家们争相加冕、威名赫赫（呵呵！）的那几位陕西黄土骚坡的兄台就更别提、更垃圾了。

　　周梦萦：大一的时候，有认识的语文老师将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推荐给我看。但是在手上放了大半年，看不懂，看书的欲望确实日渐消散。后来为了看完而连续看了几天，摘抄过一些句子和段落。又过了好几年，前不久看一期梁文道的节目，讲的就是《看不见的城市》，重新翻看摘抄才觉得“哦，原来如此”。今天程刚老师讲的这段话"他们的优势是细节，是释放事物的美、词语的美，是在内心重建一个王国，那里的规则是想象的规则，你就能从中获得自由。自由，就是为所欲为的美。"有点豁然开朗。第一反应就是想起那些奇奇怪怪的城市，那些匪夷所思的规则，大概都有某种精神世界的投射吧。

卡西老潘：梦萦用这个心态读西西的作品就很好。“写什么”涉及到小说作者的价值观的问题，“怎么写”就是小说的语言问题了。像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大部分都让人难堪的是价值观不可取（国粹派又要抗议了！），比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水浒传》语言固然不凡，但其中的弱肉强食、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权斗、厚黑学等（想想武松、石秀、李逵嗜血成性的栗子！），和有风骨、尊重个体独立人格、打上了启蒙主义胎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放在一起，价值观简直判若云泥！而且后者的语言并不比前者为低。

朱蕊：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载道”与“言志”之争了。载道派呼啦啦声势浩大，以大概念、大词取胜。言志派则不争一日之短长，静水深流、润物细无声更具有永恒的魅力。不说写小说，我只说读小说，我们先要学会把自己的主观经验放到一边，尽量把脑袋里固有的东西（比如故事期待）清空，尽最大可能去接纳、适应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香港女作家西西的长篇小说《我城》，极具天才之作，空灵跳脱，文字有着孩童的天真烂漫，想象无边无际，乍看起来没有逻辑，但它有足够的美。《我城》讲香港的，也可泛指其他城市。

程刚：西西的作品确实显示了其身份：城市中的孩子，港式思维。西西作品中整个语境与别的地域完全不同，是来自于方言文化圈，思考的也不同。普通话的书面写作把方言的可能性快抹平了。粤语中有“落雨”跟孝感一样。还有“落车”、“落班”，都很有趣。　

卡西老潘：西西是香港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她的小说水准远高于名声更大的李碧华和亦舒。后两人的张爱玲气太重，就是太在乎男人了，太把男人当回事了。我不是说要刻意回避男女之情的写作，我的意思是写作不要写成路径依赖，只被男女之情所局限，所束缚。好的小说会刷新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好的小说家会创造别样的人生。自从1980年代以来，我的读书趣味从“国—族—时代精神”这些大概念、大词里挣脱出来，就经过了从张爱玲到萧红、再到不写男女之情也自成大家的西西的转变，也更能重新认识鲁迅的真正价值了。而今天再读鲁迅，早已不再被“国—族—时代精神”这些套路所绑架。我一次次被先生在无物之阵中呐喊无声、彷徨无地之后内心深处那创痛剧烈的个体生命的虚无感所震撼！与之相较，曾经自以为是巨人的张爱玲又还原了她作为一个患得患失的、纠结的小女人的形象。如今，张爱玲在若干港台作家和电影导演的推波助澜中俨然成了时尚老祖母，任何一个其实并不曾被生活击倒满地找牙的女文青、任何一个落伍恐惧症患者都要把她挂在嘴边，但这些都和真实的她无关。论境界，她不如萧红对人世的体察深刻，萧红写的饥饿感，写的人不如狗的那种痛感是张的那些首鼠两端小纠结不能比的。而20世纪最伟大的华人女作家是香港的西西，她是真正的看透了生活，却依然热爱生活的大勇者，可她最杰出的作品《我城》、《飞毡》不涉男女之情。

余鹏：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小说首先要有故事，要让人读着感到亲切，有快感，那些让人读着难受的小说有炫耀技巧之嫌。我觉得一本好的小说要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社会。简单地举王小波《黄金时代》的开头做栗子，趣味性和幽默感十足，把我们带到文革那个荒谬的时代。还有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哪怕在大神面前也不必定于一尊。大神是人不是神，老潘也罢，朱蕊或者其他的大神也罢，我们要勇于挑战权威，甚至打倒权威，自己才能站立起来。我从前有一位中学老师，他就对老潘推崇备至的现代派开山祖师卡夫卡不以为然！我们同样可以不以为然！总之，阅读趣味无争辩。

卡西老潘：不知不觉，这次讨论的主题无意中漂移到了我们为什么读一本小说？为什么呢？因为小说进入20世纪后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以“讲故事”为首要目的，好的小说是刷新我们的生活经验，而不是让我们再次进入自己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现实。这和哲学进入20世纪以后的变迁几乎是同步的，大家知道19世纪以及此前的西方哲学主流是追求体系性、完整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对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总是去寻找其内在的因果关系；而从19世纪末开始，如伯曼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克尓凯郭尓、叔本华、尼采这些存在哲学先驱和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家则奇峰突起，推崇人类个体存在的偶然性和直觉，反对对事物进行在他们看来是削足适履的那种自以为是、自欺欺人的完整的解释。与之响应的文学领域的革命者爱伦·坡不再把讲一个由因果链条精心组织而成的完整的故事作为写作目标，转而揭示个人存在的荒诞性，这个趋势从爱伦·坡那里滥觞，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一路高歌，所向披靡至今。特别是卡夫卡，作品整体给人的感受虽然是荒诞的，可构成这一荒诞整体的每一个具体细节却是富于质感的，结实的，逼真的。小说阅读之初，我不否认有励志、宣泄和寻找替代性满足等作用，但如果你一辈子总是停留在这个层面就太可怜了。余鹏说小说要有故事，要让人感到亲切，说那些让人读着难受的小说有炫耀技巧之嫌。我当然承认有这种情况。但更多的优秀作品不是炫技，而是不得不这样写，因为新的生活状态逼迫作家突破因果律和必然性的限制，到了这一阶段再去写一个完整、封闭的故事是不合时宜的，错误的，也是短视的。甚至是不诚实的。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传统小说，或者类型小说、通俗小说如东野圭吾之类的确可以给我们直接的阅读快感和舒适感，但同时也会助长我们的审美惰性！卡夫卡说得好：“一本大书，应该是一把凿开人类意识冰封的海洋的斧子！”它可能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不适，也会刺激起你的征服欲和挑战精神，有难度才有力度，才有高度，“无限风光在险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才是人生的大境界！余鹏说一本好小说要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社会。我认为这个功能可以交给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去完成更好，小说的首要功能（不回避功能这个方面的话）是通过认识人性，认识自我，最终感受到美。他举王小波《黄金时代》开头的栗子，说幽默感十足。然而恰恰是这个开头就让我烦，对王小波小说印象恶劣，长达三四页不断换角度，反复解释“搞破鞋”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这有必要吗？我认为是在一个平面上绕弯子，是低估读者智商，炫耀他的俏皮！王小波太得意于自己的聪明，炫耀聪明，其失败之处由此可见一斑。余鹏说阅读趣味无争辩，不要害怕权威，号召打倒群里的大神比如老潘和朱蕊。哈哈哈，我承认趣味多元，也欢迎打倒！但打倒不是说打倒就能打倒的，你要有你的道理，并且要讲出这个道理才行对不？

　　程刚：阅读趣味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可以讲道理品评，但原则要建立在人性、艺术等基本要素之上才行吧？否则喜欢滥小说、垃圾小说的也有理了。小说当然也有娱乐功能，可以偶尔娱乐，但是仅满足于娱乐所带来的快感，并以此反对进一步的思考、提高就不应该了。没有不带倾向的作品，没有不讲究形式的作品，所以这两点我认为是基点。看名著经典，不仅仅是小说，也包括诗歌、戏剧、散文、童话、寓言等等，是培养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和悟性。好比喝酒、喝茶，开始不能辨别好坏，那就多品尝公认的好的品种，过一段时间，你再尝尝劣酒、劣茶，就会忍不住想吐掉。这时你的鉴赏力就增长了。

卡西老潘：严肃文学不是一定要和读者作对、过不去，也不是排斥趣味，而是拒绝趣味主义。正如悲剧不等于悲情，快乐也并不等于娱乐一样。你从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里感受到的审美的快乐是娱乐产品所能提供的吗？

朱蕊：严肃文学的存在与延续，在于一小部分人并不仅仅停留于故事（虽然有的文学连故事都算不上），故事远远满足不了这些人的人性深处的审美欲求，他们在淡化故事的文学里仍然能够找到对应于自己人性需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淡化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刚好吻合并解救了他们已近乎枯竭的自我。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语言而不是故事，我们不能说这部作品很好，但语言不怎么样。所以，故事处于表层，我们通过语言进入文本的核心。余华之所以是余华，在于他写了只有他才可以写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而不是《活着》。莫言仍然能有他一席之地，《红高粱家族》的酣畅与壮丽立了大功。那些处于趋同和附庸地位的文学作品，它们了解人性还不达标，认识不到“此人”与“此人+”的实际疏离，它们永远要依靠强制将每一个大脑都压缩为同一个核桃而颤颤巍巍地存在，而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同一个核桃。

卡西老潘：讨论到最后，做个说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是兼容的，而非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既有写得坏的严肃文学，也有写得好的通俗文学。大陆有所谓严肃文学作家讲故事的技术活比英美通俗文学作家都次，比如那几位陕西哥们儿就把自己在现实中的憋屈、不爽动辄发泄到书里意淫的女人身上，品质之低劣、语言之粗鄙直追转型中国城乡结合部的那些地摊货色，还被文坛追捧，斩获茅盾文学奖呢！读这种书纯属浪费生命，倒不如读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划算是不？阿婆家族的波洛先生、马普尔小姐那优雅的风度和贵族范儿哪里是他们可比的！大家注意这样一种现象了吗？在同一位读者身上，会发生一件貌似无理、实则在情理之中的事，就是他/她既可以笑纳严肃文学，也会把通俗文学（比如类型小说）收入囊中。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杂食动物范本。法俄大咖普鲁斯特、蒲宁与太平洋两岸的两位老金（金庸和斯蒂芬·金）在我脑子里就会和平共处，并行不悖。我想我肯定不是独一份儿，但我不知道我可以代表谁，只知道自己胃口好，他们分别给过我不同层面（比如故事和故事以外）的心理满足。我还知道，对作为故事大王的两位金先生，我要表达我的谢意；而对语言魔法师老普/老蒲，我要表达我的敬意。

—— 卡西老潘作品 ——

80年代的书痴——由《此间的少年》唤醒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