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院十五周年系列访谈 | 海闻:锲而不舍——北大情·教育梦
序言
海闻老师是恢复高考后首批考进北京大学的下乡知青,1982年赴美留学,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留学第一人,20世纪90年代最早一批放弃国外终身教职回国的经济学家之一。1995年,他与林毅夫、易纲、张维迎等人一起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并任常务副主任。
在北京的成功并未阻止海闻老师继续探索教育创业的新方向、新尝试。2005年,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海闻开始兼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主持北大在深圳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当时深圳研究生院师资缺乏,百事待兴,面临许多挑战。海闻老师临危受命,怀着一腔热血南下深圳。带着雄心壮志的海闻老师,在充分比较北京与深圳各自的区位优势之后,提出深研院办学的整体方针——前沿领域、交叉学科、应用学术、国际标准。
能否由北京大学在深圳研究生院设立一所具有实验性质的法学院,以满足中国融入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对国际化法律人才的需求?带着这样的设想,海闻老师于2007年飞赴纽约,动员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前校长、著名法学家雷蒙到深圳创办了中国唯一有美国法J.D.项目的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下文称 “国际法学院”),十五年间,桃李成林。
海闻老师办公室挂着一副“锲而不舍——北大情·教育梦”的墨宝以供自勉。他对教育事业永远饱含热情:“我当过农民,做过学者,打过小工,当过领导,但我这辈子最重要且坚守如一的职业是教师。”最近,我们有幸访谈这位在教育创业之路上锲而不舍的老师,聊聊他对教育创业的观点,以及创办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往事。
Q: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创立国际法学院的背景是什么吗?您当时为什么想要创立一所这样的法学院?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创院过程中的故事吗?
建立国际法学院有两个大背景。首先,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但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加剧。中国面临很多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法律诉讼,却缺乏懂得涉外法律的人才。虽然也有不少中国学生在欧美学习法律,但回国服务的不多,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国际经贸关系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本土迅速地、大量地培养国际法律人才,是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第二,由于异地办学存在困难,所以深研院的一些院系决定撤回到本部。2007年3月,北大法学院也决定从2008年开始不再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招生办学。于是,作为深研院的院长,我想借此机会在深圳创办一所全新的、与本部差异化发展的、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法学院。
我对国际法学院的定位与目标有四个设定。第一,与本部差异化发展,发挥深圳改革开放前沿的比较优势;第二,符合深圳研究生院“交叉学科、应用学术、前沿领域、国际标准”的办学定位;第三,要成为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要培养国家急需的,与国际接轨的、能在国际上为中国政府和企业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但是,由谁来办这所法学院?我首先想到的是杰弗里·雷蒙(Jeffrey Lehman)。2005年,我负责策划组织了北大学生艺术团首次访美的活动。当时,访问由许智宏校长带队,我们访问了斯坦福、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马里兰大学等美国顶尖学府。在这次机缘下,我与时任康奈尔大学校长的雷蒙结识,并且聊得很开心。雷蒙非常了解中国,也刚刚卸任了康奈尔大学校长一职,我察觉到了机会。于是,我联系了雷蒙的助理荣丽亚,询问雷蒙是否有兴趣参与这所新学院的创建,雷蒙邀请我到纽约与他深入讨论。
2007年3月27日,我专程飞赴纽约,与雷蒙畅聊了整整两天。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之前对法学教育知之甚少。第一天,主要是由雷蒙向我介绍法学教育的理念。比如,我了解到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这类提供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学院需要招收一定规模的学生,例如,哈佛大学法学院每年法律博士(J.D.)的招生规模达到500人。这一理念对我在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启发。第二天,我尝试说服雷蒙来深圳和我一起创建这所全新的法学院。他说他很感兴趣,但还需要再认真考虑一下。2007年4月,我邀请雷蒙访问深圳研究生院;到了5月,我们制定了创建国际法学院的初步方案。有趣的是,我们最初将学院的名字定为“School of Transnational Legal Studies”,后来才把名字改为“School of Transnational Law(STL)”。2007年6月,我们制定了J.D.的培养方案。
2007年,雷蒙初次到访深圳大学城
在建院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波折。在雷蒙到达北京,准备签署关于建立国际法学院的合作协议时,校内对是否要立刻建立这所学院产生了一些讨论与分歧。为了保证顺利建院,我给校领导们写了一封信,包括许智宏校长和闵维方书记。学校决定当晚开会讨论建立国际法学院的相关事宜。在会上,我向校领导们报告了为什么要成立国际法学院,为什么要聘请雷蒙教授为院长,为什么要设立J.D.学位,为什么必须马上启动招生,以及招生人数和学费等事项。最终,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学校同意设立国际法学院。
2007年7月,我与时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李军沟通国际法学院和J.D.学位一事。由于中国没有“法律博士”,学位办建议我们招收“法律硕士”,英文可以叫J.D.。7月10日,深研院正式向学校打报告《关于深圳研究生院国际法学院(筹)2008年招收国际法律硕士(I.J.D)研究生的请示》;8月8日,北京大学正式给国务院学位办打报告,《关于在北京大学试点培养国际法律硕士(J.D.)的请示》;最终教育部学位办同意我们试点开设J.D.项目,同意北京大学用英文颁发J.D.证书。9月7日,我们确定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国际法律硕士(J.D.)研究生招生简章》;9月11日,我们进行了第一场招生宣讲会。
国际法学院招生宣讲会的PPT首页
从2007年3月到2007年9月,仅仅半年的时间,我们从零开始,搭建了一所全新法学院的架构。我一直坚持,这所全新的法学院,在2008年秋季一定要开始招生授课。教育一定要有连续性,本部法学院的师生撤离了深圳校区,但法学院的框架仍然还在,我们不能在这一年突然就不招生了。而且我自己的“创业”经验是:一旦目标确定,一定要雷厉风行地去落实,必须速战速决。还要做到事无巨细,锲而不舍,因为风云变幻莫测,机遇稍纵即逝。做成一件大事,不但要有远见,还必须有很强的执行力。比如,汇丰商学院的英国校区从开始启动到最终落成,也是不到半年的时间。
教育创业
Q:作为一名高等教育领域的“连续创业者”,从1994年您与林毅夫教授等“海归”经济学人一起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算起,三十年来,您先后倡导和推动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以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的建立。您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不断进行“创业”,什么是最为重要的呢?
首先,要有“梦”或者“理想”。你想做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名利,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动力去办教育。我当时从北京抛家舍业南下深圳,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一份事业。
我原来的“梦”是想把整个深圳研究生院办成一个北大坐落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国际化校区。当时学校主要领导派我来深研院,希望我按加州大学的模式,将深圳办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校区。有一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施校长来深研院访问,他赞叹地说,“北大的布局真好,北京的北大像哈佛,深圳的北大将来可以办成斯坦福”。的确,我们具备办成斯坦福的外部条件:深圳跟硅谷一样,具备企业创新、金融发展、产业协同的特点。但遗憾的是,后来学校对北大深圳的定位有了不同的意见,我们最终错过了这个时机。“大梦”没实现,我就只好继续做“小梦”——把北大汇丰商学院打造成一所世界一流的商学院。
第二,真要做成事,就要懂得投入和放弃。创业是很辛苦的,最初,我是北京、深圳两头跑。每次从北京回来,我都会拉个箱子,把人家送给我的免费的期刊、杂志拉回来。我们资料室最初的资料全是我一趟一趟从北京拉过来的,当时我们还舍不得订阅,是为了省钱。
2008年8月25日,海闻老师在STL Orientation上
创业还要有牺牲精神,舍得放弃。我也放弃了很多机会。2009年5月,教育部希望将我调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校长。北外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培养了很多杰出的国际人才。回北京,到著名大学当“一把手”,这很难令人不动心。第一,从仕途上看,这绝对是件好事。第二,家里也希望我能回北京,因为当时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小,分别在上中学和小学。第三,来到深圳好几年了,我一直住在学生宿舍里,生活不如家里方便。我当时还患有比较严重的湿疹,背上、脸上都很痒,晚上经常难受得难以入睡;第四,我觉得这是教育部对我的信任,不去不好。但是,我考虑了一个星期后,决定还是留在深圳,留在北大汇丰。当时,商学院刚刚获得汇丰银行1.5亿元的捐助,商学院大楼刚刚开始建设,国际法学院刚刚创立。我在深研院做动员的时候说:我们一定要把北大深圳办好。我们的目标、方针和步骤都很明确。我们有很多的“南燕梦”, 比如创立实行通识教育且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核心的“未名学院”,当时大家士气很足,都很兴奋。如果我刚刚高呼完“同志们,我们要拿下这个山头!我们要冲向伟大目标!”扭头便说:“你们冲,我走了”——这就有点不地道了。所以,在这个关头我绝对不能走。最终,我在2009年6月3日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领导信任的感谢和不能赴任的歉意。
当时也有其他机会找上雷蒙。大约在2009年初,雷蒙有一次问我:“你会一直在这儿吗?”我说会,并问他发生了什么。雷蒙告诉我,他在美国得到了两个新的offer:一个大学校长和另一所著名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听到我不打算离开,他对我说:“如果你不走,我也不走。”于是,他也放弃了这两个机会。雷蒙也有坚定的教育理想,他相信,在中国创办一所这样全新的法学院是意义深远的。为了这个理想,他也牺牲和放弃了许多。
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遗憾是,没有时间做论文,尽管我认为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我有很多的想法。但行政管理的事务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所以我没有时间来细致研究这些问题。
2008年STL创院典礼当日,海闻老师和许智宏校长
“创业”动力
Q:您认为教育领域的创新与商业领域的创新存在何种相同与不同?您在教育领域不断“创业”的动力是什么?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创办一所一流学院比创办一家一流企业更难,因为学校的声誉取决于学生的素质和口碑,而教育、培养学生本身就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而且,教育创业与企业创业最大的区别在于,企业创业可以在一两年之内崛起,只要产品卖得好,马上就能变成知名企业。但教育创业是一个持久的、艰难的过程。没有十几年的厚积,没有一批批学生的口碑,一个好学校的声誉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关于教育创新的动力,首先来自于北大精神。“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所谓“常为新”,就是要敢于创新、不断创新。北大在各方面都是要发挥引领作用的。对我来说,我也不愿意去做别人都做过了的事情。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有理想。我最初的理想是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后来发现实现不了,但还是想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当我做成几件事后,就有兴趣去做更多的事,动力也会不断增强(reinforce)。另外,我的性格也受我父母影响。我父亲也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当年就读金陵大学,国家最危险的时候他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去抗日了。
商业创业与教育创新的共同点在于寻找新的东西,创新就是与众不同。在担任深研院院长的时候,我就思考深研院应当有什么创新点,如何与本部差异化发展,如何做到与众不同。我们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为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做出我们的贡献。这些年,不少年轻人为“内卷”而焦虑,但什么是“内卷”?同质化才会造成“卷”,跳出“内卷”的最好方法就是独辟蹊径、别具匠心。当然,这需要同学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创新时一定要想好“新”在什么地方,“不同”在什么地方。这种“不同”需要可持续,需要代表未来的方向,不能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
海闻老师给STL的同学们开班会
理想与现实
Q:您提到了您那一代人都怀揣理想,但这却是最困扰我自己的问题。我会制定很多具体、完整的计划,但可能不会思考更多宏观的问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吗?
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十几岁或者二十几岁的时候都不一定能想到今后具体要做什么,都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逐渐确定的。
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些很具体的生活目标和计划,如找什么样的工作?在哪个城市生活?买什么样的房子?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生活”和“计划”好谈,当时大家都非常穷,也没有那么多规划未来的自由,所以也没有太多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我们更多思考愿意做些什么?读书的时候看的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所以总觉得自己也要活得有点意义。但什么是有意义?我们也是迷茫的。我初中的时候也是调皮捣蛋的,后来才逐渐觉得要追求“进步”。
你们的时代已经很难重复这种方式,树立理想可能得靠自己了,但大家现在好像也不喜欢听这些。现在谁是你们的榜样?也越来越少人来提及这个问题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让大家发自心底地去树立一个目标,这确实是教育的一个问题。
中国现在还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即追求物质生活的阶段,也是相互攀比的阶段。对经济上的满足看得很重,可能再过两代人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我们这代人太穷了,也没富的机会,反而就不会把物质作为一个追求目标。再过几代人,他们富过了,也就不再在意这个目标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这一代人也并不都是“怀揣理想”的,你们这一代人,也有很多很多“心怀天下”充满理想的。
2012年,海闻老师和雷蒙院长在STL首届毕业晚宴上
发展阶段
Q:您觉得汇丰商学院的模式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几个关节点是什么?
首先,“新”是一个必要条件,新的学院提供了新机会,但“新”并不一定能成功。
要成功的话,定位必须准确。从初创至今,汇丰商学院的定位都十分明确: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需要一所一流的商学院;北大在深圳创办的商学院,一定要成为世界一流。我们向这个目标看齐,工作从一开始便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布局。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和不同的阶段目标。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保证教学。我们要以国际化的标准来招聘毕业于国际名校的教师,这一阶段,我们强调行业影响力,所谓“行业影响力”,主要表现在我们培养的学生对各行各业发展的影响。影响力之大小,取决于我们学生培养的质量。
第二阶段是把项目完善起来。一开始,我们先启动了经济学项目,后来逐渐有管理学、金融学、MBA,EMBA这些学位项目。就像开百货商店一样,必要的商品种类都要有,我们要把不同的项目慢慢做起来。同时,我们强调国际化特色,以通过各项国际认证来提高教学质量,也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到了现在的第三阶段,我们更加强调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所谓“学术影响力”,主要通过教授们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体现,这不仅反应在数量上,更体现在水平上。而所谓“社会影响力”,主要表现在我们对所处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贡献,以及民众和政府对学校的认可。
培养重点
Q: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汇丰商学院在培养学生时的重点是什么吗?
第一,注重人格培养。教育的核心是育人,而育人的关键是培养他们的理想、境界、智慧、责任。以汇丰商学院为例,我们特别强调“人的教育”——道德,即商业道德、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以及团队精神和领导力的培养。我们每年都会开展“新生开学第一课:北大历史与北大精神”;强调诚信守法、团队精神、拼搏精神等。诚信守法对商学院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金融业、商业领域的执业者是很容易犯错的。如果控制不住自己,是很容易走歪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商学院将来也能逐步有一些法学类的课程。
此外,汇丰商学院特别重视同学们的横向纵向交流和人际沟通。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领导力,集体活动特别重要,但这又是目前中国教育所缺乏的。我们每年会组织很多集体活动,如每年的秋游,让新生们更好地相互了解。我从事教育工作以来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学校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也是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和交流感情的地方。知识可以从各种渠道学习,但是学校中集体的氛围是其他渠道不可能替代的。我们现在特别强调集体活动,有春游、秋游和军训,还有社团活动,为的就是培养这种团队精神和交流合作的能力。
第二,强调理论基础。现在,国内很多大学强调科研却忽视了教学,学生关注实习轻视理论。一个毕业生的履历可能很好看,但在学院里并没有学到真正有用的内容。在培养学生方面,北大汇丰确实比较独特。我们对课程、成绩、论文都有严格的要求。虽然现在同学们有时候不喜欢我们的培养方式,但扎实的理论功底对他们未来执业和发展都非常重要。
第三,拓展国际视野。我们在2009年就开始采用全英文教学,培养学生的国际能力以拓展国际视野。当时有些学生意见很大。他们很多人本科并不是学经济的,所以提出“用中文学经济学已经非常累了,为什么还要用英文学?而且,会不会用英文学了,中文的内容反而搞不懂了?”我安慰他们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我本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代经济学知识基本上都是在留学时用英文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理解经济学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因为中文是母语,用英文学了,中文自然也就会了,而且多了一种用英文表达和讨论问题的能力。对于北大学生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国际交流能力。
为了保证全英文教学,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制度保障。2009级,我们招了两位完全不懂中文的留学生。如果教室里全部是中国老师、中国学生,学生会动不动就说:“老师你用中文讲吧。”如果老师也懒得用英文讲,这样全英文授课的目的就达不到了。但招了这两位留学生后,只要老师上课讲中文,两个留学生就听不懂,老师和其他学生也就没办法了。所以,配套措施也是要及时跟上的。
更重要的,学院通过加强国际合作,设立国际双学位项目,建立英国校区,鼓励学生出国交流等措施,提升学生国际工作能力,拓展了解和理解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视野。
海闻老师在STL 2012届毕业典礼上
压力与挑战
Q: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办教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吗?您又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呢?
培养人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给教育者带来的压力也更大,教育成果的体现也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我们教育学生,有时候真的是心力交瘁。特别是现在的硕士研究生,我觉得是最难教的。本科生还想学,因为很多人还要继续升学,尤其是好学校中的大部分学生。博士研究生对于学习的态度已经比较成熟,不需要外界来鞭策他们学习。EMBA和MBA的学生都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后,觉得自己想继续学习才重回学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则处在中间阶段。
汇丰商学院也有不少学生对我们有意见。因为我们严格要求,从开始到现在,埋怨声不绝于耳。“第一年不准实习”“纪律管这么严”“论文还会不通过”“上课还要签到”,等等。但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因为汇丰商学院严格的要求,业界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也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我们的就业形势一片大好。而且,在国际权威机构QS 2023年商科硕士排名中,北大汇丰金融硕士、管理学硕士分别位居全球第20位、第17位,均位居亚洲第1位。
现在已不是创院初期,当汇丰商学院的定位和特色鲜明起来后,我们在招生时就会明确地告诉学生我们学院的理念、特点、制度等。我们有军训,有严格的纪律,有第一年不准实习的规定,有GPA达到3.0的要求,有论文不通过的可能等等。如果学生愿意来,他们在心理上也做好了一定的准备。在学生入学后,我们也经常会开班会,向学生们强调为什么扎实的理论基础是重要的。
我们也会请校友回来分享他们的体会,也会跟就业单位建立更多联系,请他们来介绍业界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向业界介绍学院的培养理念和方式,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特色,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得到业界的认可。
汇丰商学院一开始还没有真正形成品牌影响力,第一届学生毕业时还是“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第一届学生很辛苦,他们需要向用人单位解释,自己到底是不是北大的?学校为什么在深圳?学院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届学生能力非常强,有一家企业招聘,从300多人的笔试中挑出15个人由副总亲自面试,我们一共有6名同学参加笔试,就有5名进入了面试。找工作面试时,学生就做分好工:有介绍我们为什么在深圳的,有介绍我们的导师都有谁,还有介绍我们的课程和教材等。由于我们严格的培养,2008年第一届学生就业就一炮打响,平均年薪18.5万。
2006年10月,装修一新的商学院
再比如,汇丰商学院的学生在研三的最后一个学期都要回来写毕业论文。刚开始的时候,企业也不满意,说其他人都开始上班了,你们怎么还不来上班?可时间一长,企业也逐步认可了这种培养模式。现在,我们在业界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当学生遇到一些困难时,学院也会积极地与就业单位联系、沟通,尽量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锲而不舍
Q:面对创业过程的种种困难,您坚持做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什么事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付出很多努力,中间也会有很多曲折。但既然想要做成一件事情,就要准备经历过程中的挫折。除了异地办学的困难,也会有很多让人心里不痛快的事情。比方说学生的埋怨与不理解,内部教职工的不理解、不认可等。这种时候,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就非常重要,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遇到困难,我也许会比一般人更加淡定,这可能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出国留学,见过许多大风大浪,也遭受过很多不公和挫折,所以我的心态可能比别人好,意志比别人更加坚强。一般来说,第一次经历挫折时,会觉得很紧张、甚至很害怕。但经历第二次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紧张了。我觉得,教育创业一定要做到持之以恒。我也有很多感受到挫折的时候,我在很不开心的时候,写了一幅字“锲而不舍——北大情·教育梦”以自勉。
教育虽然艰辛,但也充满快乐。我十分享受在北大给本科生上课的过程。当时我开一门全校通选的“经济学原理”课,有近500人上课,学生们把教室都坐满了;没有位置的就坐在地上、走廊上、台阶上听。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在北大,你要是课讲得不好,学生就走了,谁还乐意坐到地上听?所以,能有这么多学生选我的课,这也是鼓励我继续努力的精神力量。听到一些学生的抱怨时,我也会很不开心,但想到这些上课的场景,我感觉就很欣慰。
海闻老师的每次课程都是座无虚席
我也有很多自己的学生,每年毕业季的时候,便有一种收获的感觉。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出去以后很成功,觉得在这三年是有收获的。我前几天就看见自己的学生上了安徽卫视,我马上拍了下来,发到学生群里,开玩笑说:“汪总在电视上!”
我觉得当老师比当任何领导或企业家都要好。学生对老师的感情是非常独特的。学生毕业了,也会回来看我。学生的情感,不会因为老师退休就发生改变。老师对学生,也像对孩子一样,学生越成功,老师越喜悦,这里面不会存在那些所谓的“羡慕”或“嫉妒”。
高等教育界的国际合作
Q:国际法学院诞生于一个跟现在比较起来更相信合作共赢而不是冲突互斥、更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时代。而时代并非线性向前,而是反复波折。正如您曾经提到过的,疫情给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了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冲击。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干扰、中美关系的恶化和经济上的逐渐“脱钩”,使整个世界正在出现严重的分化和对立。您认为,高等教育界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具有何种新的时代意义呢?
中国将不断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其他方面来看,中国从国际化和全球化中获益非凡。全球化的大潮流、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不应因为眼前短暂的曲折而打退堂鼓,而应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从理论层面甚至实际情况看,全球化的趋势也是不可逆的,目前只是短期的调整。
我们需要高瞻远瞩。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份子,我们必须坚持最高的标准和最国际化的方向,这关乎国家的未来。中华民族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阶段,接下来的一二十年将是中国能否成功转型和实现复兴的关键时期。未来的中国需要一大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中国融入世界的人才。
海闻老师在STL 2022届毕业典礼上
寄语
Q:作为国际法学院愿景的提出者、国际法学院的创建者,您对国际法学院和国际法学院的同学有何种期待呢?
我希望国际法学院能够不忘初心,继续培养国家急需的、与国际接轨的、能在国际上为中国政府和企业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人才。继续坚持教学的高标准、严要求,继续坚持国际化,包括国际化的师资以及国际交流;继续重视J.D.课程,坚持J.D.独特的教学方法。也希望国际法学院的同学们能够坚持理想信念,无论同学们将来具体做什么——律师、法官、检察官、公务员、政策制定者——都要记住两点:一是守住自己的法律和道德底线;二是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做贡献;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发挥专业特长,通过继续学习和实践来强化自己的比较优势。希望国际法学院越办越好!
2023年,海闻老师出席STL创院15周年庆典
*本篇访谈由冯池、何梓萱、卢晴同学采访、撰稿;由卢晴、孙凡舒同学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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