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立项，2019年底正式运营……北京第十水厂20年坎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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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 北京政府国际招标 安菱联合体中标十厂项目
02 安菱联合体意欲退出 金州集团计划接手
03 北控-金州联合体接手 十厂项目或续写传奇
04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项目再遇三大难题
05 央视报道帮大忙 十厂项目完成增资
06 项目已经投产 水价问题仍在等待确定
07 后记
前些日子，国内第一座污水处理特许经营项目——北京金源经开污水处理厂(下文简称“金源经开”)到期移交。2017年，我国第一个城市供水BOT试点项目——威立雅所承担的成都自来水六厂B厂(下文简称“成都六厂”)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功移交政府。而在后者招标第二年就立项的北京第十水厂A厂项目(下文简称“十厂”)直到2019年底才正式调试完成，交付运营。
但对于当年的参与者来说：从1998年项目立项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其实也才开了个头，包括水价等一些重要的事情还没有明确下来。
三个同期项目发展对比图
北京第十厂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计划供水能力100万立方米/日，分两期建设，一期(第十水厂 A 厂)建设规模 50万立方米/日，水源为密云水库蓄水，是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之一，建成后可改善朝阳、通州新城、亦庄部分地区的供水状况。第十水厂是继成都自来水六厂后，中国第二个水务类PPP项目，也是北京市首个利用外资建设市政设施的BOT试点项目，是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市场化投融资体制的开端。
曾担任过北京市计委公务员的金永祥，当时以北京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担当该项目总顾问。他介绍，十厂是北京市“九五”计划提出的项目，当时政府不想对项目进行直接投资，希望可以探索基础设施项目更多做法。
是时，我国的公共服务设施市场化尚处于探索阶段，最早的一批项目如来宾电厂、成都自来水六厂B厂项目，都是引进的外资;而国内在此最早探索的一批市场化民营企业如桑德集团、安徽国祯，以及国有企业如首创股份、同方水务等，也是国际投资商的学徒，国内资本还比较弱小，经验不足。
经过前期比较，1998年，十厂正式立项，最终决定采用BOT方式，进行国际招标，以实现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尝试，引入外国先进的项目投资和运营等经验。
因为项目牵扯到北京市很多相关部门，大家也都没有相关经验，所以北京市专门组建了项目协调小组，由时任北京副市长汪光焘(后来的建设部部长)任组长，北京市政管委和北京市建委等政府各相关部门都派有领导参与，加上律师、中介机构等人员，整个项目运作队伍有三四十人，还聘请了两家知名的外国顾问公司参与。
1999年，项目开始咨询方案设计并进行招标，30多家外资公司报名参与，最后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和英国安格利安公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联合体(下文简称“安菱联合体”)、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和香港新世界集团联合体(下文简称“苏伊士联合体”)、英国泰晤士公司和日本三井株式会社联合体，法国威立雅集团(下文简称“威立雅”)，以及意大利的一家水务公司，共5家联合体12家公司进入招标最终程序。
其中得分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苏伊士联合体、安菱联合体和威立雅，三者给出的水价分别是1.15元/吨、1.39元/吨、1.5元/吨。
因为苏伊士参与竞标的英文文件签了字，中文文件却未签字。对此，北京市政府府邀请知名法学家参与讨论。经过一年多的论证，苏伊士联合体的标书被确认为无效，原本排名第二名的安菱联合体成功晋位，中标项目——联合体中三菱商事负责投资，安格利安负责技术和运营。随后，两家公司合资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公司——北京安菱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安菱水务”)。
2002年4月，项目特许经营草签协议。
这个时段，因为政策原因，苏伊士及其他外资水务公司在中国扩张减速，而威立雅抓住机会，以高溢价并购的方式在中国快速扩张，2002-2003 年间共获得了 6 个城市的水务项目，而在 2002 年之前其仅仅获得了2个项目。在随后的一年，“中国水业年度十大影响力企业”评选开启，威立雅、苏伊士、泰晤士水务等都入选其中。
十厂项目双方虽然签订了协议，但市场却迎来变局：北京市场的用水需求量大幅下降，更主要的是水源出了问题。
为了提升北京的空气环境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0年8月，北京颁布《北京市三、四环路内工业企业搬迁实施方案》；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为迎接奥运，2002年北京颁布了《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大量北京企业不得不向外搬迁，或者压缩产能。北京用水量急剧下降：2000年，北京市用水高峰时，每天用水量是280万吨。到2004年，北京实际用水量更是降到了230万吨/天，而当时北京的供水能力已达到300万吨/天，供大于求。(根据北京市水资源公报统计，2019 年，全北京市总供水量和用水量均为41.7 亿吨，平均每日均量为1142.47万吨。)
与此同时，原先规划为十厂水源地的北京密云水库自1999开始，北京经历连年干旱，加上河北省地区的截流，密云水库库存大减，长期维持低水位。密云水库对于北京市，是唯一可长期取用的水源。如果十厂建成之后，密云水库蓄水量严重不足，不能大量取水，将很可能导致第十水厂供水量远低于或取或付水量。(据媒体报道，2016年8月6日，密云水库蓄水量11年来首次突破12亿立方米。2017年11月19日，密云水库蓄水量自2000年以来首次达到20亿立方米。截至2021年8月24日，北京密云水库蓄水量约达到33.71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2002年，金州集团旗下太平洋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解德泉被调回北京，带领设计团队参与十厂项目，见证了当时十厂水源缺水的困境。他介绍，按照之前规划，十厂每年需要从密云水库取水1.5亿吨到2亿吨。根据媒体报道，截至2004年6月初，北京密云水库库存约为七亿立方米，比储水历史最高量30多亿立方米相去甚远。当时真正能够正常供水量仅一亿左右，其余六亿多是死库容。在那样的情况下，十厂从密云水库的取水计划几乎不可能实施。
用水量剧烈下降和水源不足，让要不要和能不能顺利建厂，变成一个新的问题。
金永祥介绍，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建厂，无疑是一种浪费，对政府方具有一些风险。不继续建厂，外方肯定不愿意，不仅仅是安菱联合体，当年其他参与竞标的外方企业也可能提出索赔。所以，除非项目公司有能力完成融资，北京市政府不会愿意为完成融资提供额外支持。
而与此同时，2004年3月，北京首都机场扩建工程开工，占用了部分十厂输水管道的建设用地，输水管道工程迟迟无法开工。
面对这诸多变故和延迟，以及对项目顺利实现的担忧，安菱联合体等不下去了。2004年7月，它们正式要求终止项目，并向北京市政府索要2000万美元的违约金。
作为北京市政基础设施改革的第一个国际招标BOT项目，项目终止不仅会给北京市政府带来一系列法律风险，也会对北京的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考虑到未来十厂建设的必要性，北京市政府希望能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方法将项目继续推进下去。
这时，金州控股集团(下文简称“金州集团”或“金州”)挺身而出。
金州集团是美籍华人蒋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办的外资企业，最初的业务以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为核心，兼做设备代理。不同于苏伊士、威立雅等传统外资公司，金州集团从性质上来说，更像是具有外资包装的民营企业，在当时的国内政策下左右逢源。20世纪末，金州集团开始业务转型，逐步发展成中国水务行业有影响力的工程公司之一。1999年，金州集团参与了中国第一例经国家计委批准的供水BOT项目——成都第六水厂项目，并为该项目提供输水管道工程总包服务。同年，以其丰富的设备经验和工程优势，金州集团被安菱水务聘为项目总顾问，也成为十厂项目的指定分包商。
从1999年开始，金州集团就一直很关注和看好十厂项目。作为总顾问，金州集团亲历了项目的所有过程。不管在变故前，还是在变故发生后，金州集团都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协调和推动作用。
凭借着早期对接外国投资中国项目的经验，在工程和设备领域的探索与积累，以及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在安菱联合体决定退出时，蒋超决定抓住这个时机接手项目，以带领金州集团实现从贸易走向工程又走向投资的跨越。
作为安菱联合体和政府沟通的桥梁，金州集团积极斡旋，最终说服外方接手该项目——金州承担相应的赔偿，将项目继续下去。
2005年，金州集团寻找到具有北京政府背景的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北京控股”)作为合作伙伴共同接手十厂。双方组建了联合体，开始和北京市政府进行谈判。当时北京政府安排法制办牵头，相关单位一起参与，谈判双方签署了备忘录。
金永祥介绍，2004年时值欧盟正式东扩。安菱联合体的退出，在项目诸多变化之外，也有企业自己想回防欧洲的考虑。而且，按照之前的协议，安菱联合体也没有如约完成项目的融资责任。这让北京市政府在规则上占了优势，可进可退。
事实上，在复杂的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类似的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博弈情况并不鲜见。根据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的介绍，项目背景的变化往往导致双方的合作无法按照招投标书或协议继续顺利履行下去。在拖延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资本都会由于各自的原因在协议执行方面形成一些瑕疵，而在双方的协议中，因为政府总体占据优势，社会资本获得额外赔偿的案例较少，一拍两散已经是不错的结局。
具体到十厂项目，经过多轮磋商与博弈，2006年，安菱联合体最终同意将2000万美元的赔偿款降至600万美元，并以股权转让款的方式支付，算作前期的投资补偿等。
2006年12月20日，项目重组交割签约仪式举行，北控-金州联合体正式成为十厂的股东。
2007年8月2日，北控-金州联合体与北京市政府正式签订项目的特许经营协议，十厂采用BOT方式，特许经营期为23年，由北控-金州联合体进行项目的融资、投资、设计、建设、拥有、运营和维护，其中建设期3年。
至此，持续了近十年的项目招投标阶段算是告一段落，十厂貌似开始步入实施的正轨。但由于这个特许经营协议本质上相当于当年招标的延续，为补办程序，当时项目很多边界条件无法确定，水价无法核算，水价只能暂定为中标时的1.39元，没做调整。
此时，项目的牵头方由北京市政管委变更为北京市水务局。为了更好地统筹与管控北京供水服务，北京市水务局希望引入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公司(下文简称“北京自来水集团”)加入项目。而北京自来水集团当时也有自己的想法。
张弥是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派驻参与十厂项目的企业代表之一。为了掌握建设全过程，2008年年初，北京自来水集团安排她参与建设前期工作。2010年5月，北京自来水集团正式进入十厂项目后，张弥成为安菱公司副总经理。
据张弥介绍，当时，北京自来水集团负责第十水厂A厂管网建设，特别是作为特许经营协议中受水方，未来要买十厂的成品水，通过市政管网供给用户。如果不参与十厂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会带来供水安全风险。掌控制水环节，无疑有利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更好地把控供水水质安全，对供水质量负责，所以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参与了十厂项目。
2010年9月，北京自来水集团入资加入十厂项目。新的安菱水务中，北京控股、金州集团和北京自来水集团分别占股33.835%、33.165%、33%。
E20环境平台首席合伙人、时任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傅涛曾对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十厂项目因其北京特殊的地位、充满波澜的历程，以及特殊的项目结构和项目模式，将成为中国城市水业改革的里程碑项目，也将成为金州集团正式转型成为中国第一梯队战略性环境投资集团的标志项目。事实上，从2003年第一届中国水业年度十大影响力企业评选开始，金州集团连续6年入榜，也正是从这个项目的发端开始，该公司战略全面升级，频频在水务和固废领域的特许经营投资市场出手并收获颇丰，投运总规模一直位列行业前十，是当之无愧的行业先驱者和市场领头羊。
2007年8月，在北控-金州联合体十厂正式签约后，傅涛也对其风险进行了提示。他认为，大量的案例证明，以BOT方式在供水行业提供水厂单元服务因此导致供水系统的商业割裂，可能存在较大的系统风险。蒋超在接盘项目时也曾坦言：“我们确实承担了很多风险”。但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对自己的自信，他最终选择了坚持。
事实上在后来的实践中，十厂新的合作体成立，但其面临的问题远未结束，的确迎来了更多的挑战。
首先是土地问题：
2007年，北京楼市火爆。第十水厂所在地当年是按划拨形式规划为市政用地的，征地费用也只有3200 万美元。由于项目未能如期开工，包括征地、拆迁费用在内，这块地的成本已经涨到八九亿元人民币。由于迟迟没有开工，五环边上的这块地已经涨到了八九亿元，几乎是2006年的四倍。而2006年的供水新政，自来水实行106项新标准。新的变化让项目总投资预算从18亿升到了23亿多元。
2008年，国土部出台新规，要求外商合资企业在中国的用地要通过转让的方式。而项目招标方和接手方认为招标时政府承诺的划拨应尊重事实。这项争论至今未有定论，但项目涉及的一系列证件和手续都要重新办理。
再一个是水源问题：
在北控-金州携手之时，密云水库的蓄水减少问题尚未缓解。2008年后，十厂的原水水源改为南水北调水和密云水库双水源，让阻碍项目建设的水源问题得以一定程度的纾解，水源缺水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消除。
随后输水管线改变及拆迁又成了问题：
2009年12月31日，根据北京市发改委颁发的项目核准批复，项目输水管线以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源环线”为基础做出调整，管线长度在原21.3公里的基础上缩短为2.67公里——起点为东五环南水北调东干渠与幺家店路相交处，沿幺家店路向东铺设至净水厂，但管道沿线的几个自然村，与原定修路的企业有着征地纠纷。这事本来与项目无关，但一切却都落在了项目头上。没有哪方有动力去推动这条管线的拆迁施工问题，但水厂输水管不能一直等下去——管线项目成了村民跟政府谈判的筹码。项目一施工，村民就出来阻止。
这样的事情，加上之前的土地升值问题，使得项目的整体拆迁费用大幅增加，拆迁的预算从5.3亿增加到7.3个亿。经过协商，政府要求投资方承担新增的2亿的征地拆迁费用，并同意由此增加的成本计入总投资，等项目建成后可核入水价予以解决。
然后开工时又遇到了问题，这次涉及的是土地性质变更和施工许可。
因为项目延迟，当年地块被百姓种上了银杏树，十几年过去，树苗长成了树林，这块地也被林业部门算作了林地。而项目要想正常开工，林地需变更为工业用地。地面上所有树木必须被已出，才能算作拆迁完成。经过协调，一夜之间2万多棵银杏被运走，剩下的198棵榆树、杨树等“老弱病残”后来也被以其他方法进行了处理。
同时，因为之前所述，对于项目用地是划拨还是转让，政府部门意见不一，导致项目一直没能拿到土地证。这时，项目主体的土建总包已经招标完毕，于是，北京市建委给项目开了个“协办单”当做施工许可证使用。
但由于土地证没有办理下来，之前也没有开工证，不符合银监会的贷款政策，投资方一直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事实上，贷款难解决，水价又没定，也没有哪一个投资人能投这么多钱做这个项目。最后，在相关协调下，贷款问题在项目开工之初得以解决。
2009年底，北京发改委核准同意十厂建设，但因为金州集团的外方股东不同意增资，项目暂时搁置。
一晃又是三年过去了，2012年底，项目的增资和贷款成功完成，十厂终于具备了施工条件。2012年11月23日，十厂举行盛大的开工仪式，北京市及28家委办局单位、朝阳区的领导参加了开工仪式。
2013年6月，项目终于开工建设。
金州集团蒋超(左六)、张恒利(左八)等与政府领导合影
开工仪式时，曾负责金州集团鸟巢项目并因此名声大噪的张恒利以十厂项目监事参与，2013年11月正式进入项目，成为新安菱公司的总经理。面对十厂对外的各种复杂关系和项目本身的延迟状况，他一边安排厂内主体设施建设，一边盯着随路建设工程的启动进度。但项目的管线施工问题，一直没有特别的进展。
多次与村民交涉无果，眼看着南水北调输水管线的东干渠即将闭环，张恒利急得四处找外援。
最早成立的北京市项目工作组，随着汪光焘调任建设部以及后续人员和项目的各种变迁，尤其在安菱联合体退出后，十厂这个曾经的“折子工程”也很少有人去主动关注和协调。
汪光焘2001年11月调任建设部党组书记，一月后任建设部部长。2002年底，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建城2002 272号)，开启了中国市政六项特许经营的PPP大改革，重塑了市场格局，整体提升了中国的环保产业和公共服务的效率，但同时也让十厂项目因此缺乏了支持力度而进入漫长的拖延期，对于市场公用行业来说，这或许是收之桑榆，但对于市场项目来说，则可谓失之东隅。
在张恒利各种奔波后的几个月，北京市政府和朝阳区的相关领导干部也为管道问题开了一次次的协调会，但推进效果并不如人意。而另一边，厂内设施建设的速度大大放缓，一些设施也有了锈蚀的迹象。
那时，国内正掀起PPP(特许经营阶段)的建设热潮。实在着急的张恒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接受了央视《朝闻天下》的采访。那期节目的主题是《冷暖PPP》，而张恒利讲述的就是其中的《冷!北京第十水厂PPP的不同命运》。节目在2005年11月13日播出后，果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朋友为他担心，后来回想起来，他也有些后怕。但那时，他觉得自己说的都是实话，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在项目实施之初，十厂配套的污水排放管道已经修好。但十几年过去，当年的污水管道与市政主污水管之间空了一截;想找当初的图纸设计及施工人员，发现几乎悉数退休了；甲方换了四五回，时间及变动带来的管理成本，比寻常项目多出几千万。原本定于2015年3月竣工，95%的主体设施已完工，但因为水迟迟无法引过来，导致20亿的资产在晒太阳，仅仅因此“浪费”的财务成本就是天文数字。
数年之后，不少当年的参与者仍难掩对那次发声的感慨：“那时我们这些项目的参与者都不知还有什么办法了，电视台报出来，真得帮了项目的大忙!”
随后，项目再次得到北京市领导的重视，被进行了特别批示。依靠这一批示，项目才得以协调接下来的施工地块移交、施工许可证等各个环节的手续。
因为前述描述的投资增加，一路走来的十厂欠下了一大笔债。增资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但因水价未定，有部分股东不愿增资。
张恒利只能死磕。2017年10月到2018年末，他一直在为增资事宜奔波——各种奔波协调几家股东开会，去找更强大的支援，同时不断沟通水价和调试工作的进度。2018年末，十厂终于完成了第十二次增资和借款，项目的资金缺口基本补齐。
2018年期间，北京自来水集团进厂进行调试运营。2019年12月31日，项目建设调试正式完成。张恒利、张弥等人也便一起离开，项目交由北京自来水集团运营团队进行后期运营。
这时的张弥已经退休。2008年进入项目之初，公司原本希望她能在项目建成后带领运营团队一起经营，不曾想还没等到那一天，十年就过去了，她也到了退休年龄。为保证项目的连续性，她在退休后被返聘回项目，继续参与善后工作，直到放心地交付运营。
“的确没想到，也真得不容易。”回想起来，张弥感觉这个项目的每个环节都是以年计算，每一个阶段都很长。如果没有大家的坚持和执着，项目或许就要黄了。
现在，项目虽然投产了，但十厂的水价还没最终确定。
按薛涛的介绍，从成都第六自来水厂和十厂项目的招标时间来看，都属于我国PPP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重在招商，主要吸引外资参与，此阶段的一个行业特点就是自来水和污水都采用单厂BOT模式。但到2000年代中期之后，大家逐渐发现这种单厂BOT模式更适合污水项目，供水项目则更适合采取厂网一体化模式。
如前文所述，随着市场发展，公用事业行业的项目边界条件和背景的变化，以及各方对项目的原有预期的变化，都会制约项目的顺利推进。如进程延迟，无论对于“社会资本”类企业，还是政府来说，都会遭受损失——比如之前的财务和人力投入无法回收，成本增加，甚至导致双方无法遵守之前的协议约定。而十厂项目，恰好经历了这些。
对于当年的参与者来说，项目从开始至今已经超过20年，能按BOT模式走到现在，与三家股东的合作与坚持分不开，当年如果只有金州一家，肯定坚持不下来。这么长时间，也曾看到一些媒体追问，谁是谁非，其实都不重要了，甚至项目已经逐步丢失了PPP和特许经营的基本特征了。但是，作为参与者，对于他们付出的多年的努力而言，最重要的是看到现在项目终于步入了正轨。
一路看过来，十厂项目从国际招标到投资人换手，再到北京用水量下降，和最根本的水源问题——南水北调水不进京，北京市输送南水北调水的管线没有建成，十厂就不可能顺利推进。等到2015年郭公庄水厂一期通水时，十厂才算彻底摆脱水源问题的枷锁，但距离立项，已经过去了17年;距离北控-金州联合体接手项目都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而时间拖得越久，越没人愿意管。越没人愿意管，就越拖的时间久，成为恶性循环和包袱工程，没人愿意为历史承担更多责任，这也是十厂项目延期这么久的一个原因。而因为项目本身采用了市场化的模式，这样的拖延，对于社会资本而言，则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比如水价问题，其实从金州接手项目签特许经营时就存在争议，中间企业也一直与政府沟通协调。2010年政府曾聘请机构，核算过水价。2017年6月，水厂建设差不多的时候，企业又与重启水价沟通，2018、2019年一直与北京水务局推动着这件事情。但至今，事情还没有最终确定。
在参与者看来，水务局虽然也很尽心，但它们部门的力量太小了。政府部门每天需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PPP包括BOT专业性比较强，政府应该组建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口管理与对接可能会比较好，尤其像他们有很长历史的项目，或需要有更高的政府部门来进行统筹与协调。必须设计好落地细节!很多政策，单独从一个部门来看，或许没有问题，但多个部门综合起来看，会发现一些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对政策理解口径也不同。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特许经营项目，十厂项目或可以称之为我国水厂建设历史上遭遇问题的集大成者。而水价调整，一定程度上，是过往中，项目得以延续的动力和希望，也成为未来企业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当年，《朝闻天下》的记者问张恒利：这个项目做完，你还有信心再做一个PPP项目吗?张恒利的回答是：不做了，太累了。他也希望每个项目都别做的如十厂一般曲折。
现在，文中涉及的几位也都远离了十厂，有人退休，有人在新公司开辟新的事业，也有人继续在跟进着项目。而后者介绍，自己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着，能尽早确定十厂的水价问题。
作为北京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化的开端和我国最早的BOT供水项目之一，十厂项目的确走过了同行不曾走过的路，历经诸多变化和坎坷，正如傅涛所言，北京这种供水模式，源于不同的历史原因，也不适合其它城市仿效。
在十厂漫长的过程中，金州集团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2006年，金州集团获得以美林为首的投资集团1.5亿美元投资，成为当时国内环境市场最大额度的融资案例。随后，金州集团快速扩张，进入发展高峰，多年连续入围中国水业年度十大影响力企业。但与此同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危机。2009年，金州集团先后引入安博凯直接投资基金(下文简称“安博凯”)和哈德森清洁能源投资基金(下文简称“哈德森”)。2014年，安博凯及哈德森将金州环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金州环境投资”)92.7%股权卖给了北京控股，其中包括金州环境投资旗下的水务和固废项目。2016年，金州环境集团组成的并购基金又回购了金州水务100%股权。
经过多次的股权变化，兜兜转转，金州集团已经远离了项目的核心。甚至一些参与者感慨：一定程度上来说，现在的十厂，除了名字依然保留，其实已经不是原来的北京第十厂了。
这话听起来或许多少有些唏嘘，却折射了行业发展的不易，也暴露出了企业本身的一些问题。最让人感怀的不仅是项目遇到的问题，还有其中参与者的坚持。本文讲述中涉及的人物，作为一个侧面，体现了项目的不易。在此向所有项目的参与者致敬，也希望项目形成的经验或者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参考。愿中国的水业持续进步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期望和要求。
参考资料：
[1]一个PPP项目历经17年仍难产 北京水十厂“等白了头”. PPP头条，2015-11-16
[2]中国第二个水务PPP项目北京第十水厂16年后终将建成. 东方早报，2014-08-18
[3]十三年的坚持:北京市第十水厂项目开工. 中国水网，2012-11-26
[4]张恒利和水源十厂“相爱相杀”的十年. 中国水网，201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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