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读 | 不要让“邻避”成为借口---仙桃项目引发的思考
文/老谷
相比垃圾填埋，垃圾焚烧具有减量效果好、占地小、资源化程度高等优点，正成为政府主推的垃圾处理处置方式。前段日子，发改委、住建部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十三五”期间，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例达到50%，东部地区达到60%。
伴随着政策对垃圾焚烧的大力推动，垃圾焚烧也得以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各地民众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反对事件也明显增多，比如4-8月，海盐、仙桃、南京、肇庆等地就发生了民众反对垃圾焚烧的集体事件。特别是在仙桃事件中，市委书记因处理不力被免职。
根据专业解释，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是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根据解释，对于“邻避效应”大致可以得出两个判断：1、邻避事件中，民众的诉求主要是基于自我利益维护，基本目的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要求项目停建或迁址；2、事件其中，周边民众的利益受损，不仅包括实际上的损失，也包括“感受性”损失或者“伤害”，不好量化。3、事件中，存在大量的情绪化非理性认知和行为。
在仙桃事件中，可以看到拟建的垃圾焚烧厂距离仙桃市人民政府以及仙桃市第十一中学、学府运动公园等市民较为关注的场所远近差不多，甚至距离前者更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较为成熟、繁华的生活区。而这，也是民众反对的最主要原因——基于健康的担心。
大家反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未来仙桃垃圾焚烧厂不光处理仙桃的垃圾，还有可能处理天门、潜江的垃圾。他们认为，这就相当于仙桃垃圾厂周边人民承担了建厂的“危害”，却让周边之外的其他人得到了福利，对于周边和仙桃的居民不公平。在此之外，还有一些居民更多的是出于担心房产贬值的考虑。
更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民众外，仙桃事件中还有很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市民参与了活动。他们的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表达对政府决策形式和处理方式的不满，希望借此促进更多的信息公开，并推动民众参与制度、政府沟通和环境治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在仙桃事件的网友留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垃圾焚烧厂已开工建设两年多，将于当年底竣工，却突然间冒出民众抗议？触发民众集中抗议的直接原因就是政府对垃圾焚烧项目的选址“事前秘而不宣”，即使中间进行过公示，但公示渠道并不为大众所熟知，导致周边民众大多并不知情。等到项目选址公布时，大家才发现身边即将建设垃圾焚烧厂，继而引发邻避。最终，项目也在民众的抗议下，被迫宣布停建。
事后仙桃政府反思时总结，项目信息不透明、沟通群众不充分、科普知识不到位，是引发民众抗议的主要原因。
很多政府基于固有的的管理性思维，缺乏公共服务意识，从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对于民众沟通的刻板印象，往往采取“暗箱操作”或者高压的行政手段以及其他方式，隐瞒事实，从而引发民众在类似事情上对政府极度不信任。
事实上，仙桃事件中，除了周边民众外，还有很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市民参与了活动。他们的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表达对政府决策形式和处理方式的不满，希望借此促进更多的信息公开，并推动民众参与制度、政府沟通和环境治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仙桃邻避事件中，参与者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邻避效应”中的自我利益诉求，增加了更多的公共利益目的，相比直接的利益诉求，因为信息不公开导致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成为矛盾激化乃至爆发的导火索。
嘉道数据曾就仙桃事件专门做过舆情分析显示，有24%的受调查者对垃圾焚烧持支持态度，有23%的人是基于环保设施的环境污染考虑，另有22%参与调查的网民主要质疑过程不公开、缺乏社会参与，有近31%的人主要不满政府对群众的诉求采取强硬措施。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能源及环境经济管理学者谭浩曾撰文表示：一些人认为这些抗争实际仅仅出自“邻避”居民自私的利己主义，用“邻避效应”这个带有贬义的标签也通常带有道德上的谴责意味。用“邻避效应”来解读中国居民对大型公共项目的抗争，看似有理，实则忽视了这些项目在决策和执行中的重大缺失。
把民众集体抗议垃圾焚烧项目的事件简单冠之以“邻避事件”，可能会让舆论产生误解，使民众对政府的更多诉求被掩盖，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行为不当的“借口”。如此，则不能对症下药，有效沟通，自然也不利于有针对性、更快地找到化解邻避问题的解决方案。
所以，各地政府要想更好地解决邻避问题，首先就要破除对“邻避”的旧有认识，要做好信息公开和民众沟通，真诚地倾听民众的声音和主要诉求，真正想民众之所想，才能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