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大选尘埃落定：莱西赢了，体制危了

2021年6月18日，伊朗举行了伊斯兰革命后的第十三次总统大选，不出意外，保守派候选人、领袖哈梅内伊的关门弟子莱西，一扫上次大选惨败于鲁哈尼的晦气，斩获超过60%的选民投票，直接当选总统。

然而，伊朗民众真的在上一届保守派总统内贾德下台八年后，重新决定将国家的未来交给保守派了么？答案藏在投票率里。

莱西在2017年参加的上一次总统大选，当时伊朗5600万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4100万人出来投票，投票率73%，他获得约1600万票，败给了鲁哈尼的2300余万票。今年大选，有投票资格的选民增加到了5900万，但根据目前公布的数据，只有2860万人选择出来投票，投票率48%，莱西获得1780万票。

● 伊朗选举趋势图 / 世界说

选民增加了300万，莱西的票却只有小幅增加，比上届大选鲁哈尼的得票还少了500多万，说明保守派的胜出并不是务实改革派执政八年后民意转向的钟摆效应，而是越来越多的选民感到在现行体制下投票选总统并不能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因此选择了不投票。这背后的直接责任，应该算到鲁哈尼政府头上。

鲁哈尼浇在民众头上的冷水

上一次大选中，鲁哈尼携与西方签署核协议之势，许诺很快彻底解除制裁、日常社会自由和政治权利将极大改善，激发了选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得以以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最高投票率和最高得票数连任。然而，在他的第二任期，除了外交领域因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制裁遭受重创，其在国内经济政治一系列问题上的应对表现，也让民众寒了心。

● 伊朗官方发布的投票现场照片 / 伊通社

面对美国日趋加剧的制裁，他以优先保障进口必需品为由，依旧坚持官方外汇汇率与黑市外汇汇率双轨制（黑市比官方贵八倍），不但没有控制住生活必需品价格，还使得体制内有背景的人能够通过在黑市高价出售从官方渠道廉价获得的外汇获取暴利。当伊朗民族企业在凋敝的经济下举步维艰时，鲁哈尼政府劳工部长女儿的服装店里却被查出大量从外国走私的高档服装。

鲁哈尼政府竞选承诺和现实政策间的言行不一在2019年11月达到了顶峰。由于政府收入在美国制裁下日趋枯竭，鲁哈尼决定减少日用汽油补贴，导致汽油价格徒增三倍，众多底层伊朗人的生计瞬间陷入困境。大量底层民众走上街头，随后遭到军警弹压，伊朗官方称有230人丧生，而境外反对派统计的数字则高达1500人。伊朗民众看到，那个曾在2017年大选辩论中以温和理性形象示人、抨击对手莱西是刽子手的鲁哈尼，原来自己就是一名刽子手。

如果说，2019年11月暴动中鲁哈尼让底层民众寒了心，那么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导弹误击客机事件又伤害了中产知识精英阶层的感情。2020年1月7日，为报复美军刺杀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伊朗用导弹攻击了美国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而后伊朗军方在防范美军可能军事回应的高度压力下，误击乌克兰航空752号航班，机上176人全部遇难，其中绝大多数是准备经乌克兰转机去加拿大留学或定居的伊朗精英。鲁哈尼政府在事件发生后试图掩盖真相，直到坠机残骸现场导弹照片以及意外拍摄到的导弹发射视频曝光后才承认责任，引发首都和多座省城大学生示威，结果又遭到强力镇压。

两起惨案发生后不久，外长扎里夫外访期间在被西方记者问及迫害国内反对派问题时，洋洋得意地宣称“如果政权真的镇压民众，民众真的对政权不满，大选的投票率怎么会高过70%？”此言一出，引发舆论哗然，伊朗海外反对派借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我选择不投票”运动，并召集19年11月被杀示威者以及空难事件遇害者家属参与，将参与大选投票定义为支持流血，获得伊朗国内强烈反响，这也是本次大选投票率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当前央行行长赫马提在大选辩论中承诺放松社会管制甚至鼓励伊朗青年制作Hip-Hop音乐以塑造自己与莱西不同的开明形象，来试图提升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选举参与度时，伊朗百姓嗤之以鼻：四年前的鲁哈尼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做出了更激动人心的承诺，但结果呢？

越走越右的保守派与陷入危机的共和

然而，大多数曾经投票给鲁哈尼的伊朗民众并没有转投保守派，因为后者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四十年的政治道路上已经越走越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伊斯兰革命的第一个十年，代表革命右派的宗教势力成功将革命左翼人民党清除出政治舞台，迫使后者不得不流亡到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寻求避难。成为后来的“人民圣战者组织”。这是伊斯兰革命后体制政治光谱的第一次收窄，而右派的宗教势力也成为了伊朗今天体制的根基，即改革派、温和务实派与保守派三派共同的源头。

两伊战争结束后，在伊斯兰革命的第二个十年，伊朗民众开始真正追寻革命时许诺下的民主共和生活，不想90年代末开始多家批评宗教保守势力体制下自由改革派媒体被关停，一些观点激进的作家和记者遭到连环暗杀，大学校园被宗教民兵冲击，最终引发1999年的大学生示威。示威被镇压后，自由派精英流亡海外，伊朗体制的政治光谱在保守派的压力下再度收窄。

21世纪初，伊斯兰革命的第三个十年末，也就是2009年，因怀疑时任保守派总统内贾德窃取选票，在以穆萨维为首的体制内改革派号召下，数百万伊朗民众上街示威，遭到体制内以革命卫队为首的宗教保守势力镇压，而后几次伊朗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中，主要的改革派领袖都被剥夺了参选资格，只能转投中间/温和/务实派翼下，丧失了在体制内的话语权。

2010年代，伊斯兰革命后的第四个十年，温和务实派领袖拉夫桑贾尼2017年在家里游泳池中离奇死去，而以鲁哈尼为首的温和派政府又如上文所言，一面在维护体制利益时的作风和政策比保守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一面在推动核协议等问题上被体制认为亲近西方，而遭到体制越来越强的排斥。

● 抵制大选投票的主要人物（由左到右）：身在美国的女权主义者艾琳内贾德，巴列维王朝末代王子里萨，前保守派总统内贾德，被软禁的前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流亡法国的人民圣战者组织领导人拉贾维 / 网络

在这种情形下，体制非但没有试图放软身段，去争取吸纳民间因对改革派温和派失望而远离体制的各色政治力量，反倒进一步让权力的天平向极右倾斜，先是在2019年议会选举中将所有保守派的潜在对手排除在外，让保守派轻松控制议会，而后在今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第五个十年）选举中，把保守派中很有希望问鼎总统大位的务实派（如拉里贾尼）排除在了选举名单之外，为极端保守派当选铺平了道路。

体制代表的政治力量越来越窄，自然会打击民众的投票意愿——为什么要投票支持不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和体制呢？

虽然早前将各派系候选人排除在外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声称大选投票率与体制合法性无关，伊朗政府当权者还是在大选前呼吁选民积极投票。领袖哈梅内伊在选前一日称“大选投票率事关政权尊严”（这倒是正中抵制投票者的下怀），曾经的改革派领袖哈塔米也有模有样地在选举日出来投票，以期让自己的追随者效仿，拉高投票率，提升体制的合法性。伊朗选举委员会还在部分城市设置了车载流动投票站，挨家挨户上门“讨票”。

不过，大选还是遭到了广泛抵制。不仅体制外的反对派，连体制内的前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和保守派前总统内贾德这对2009年大选时的冤家，也一致抵制投票。尤其是内贾德，他在选前一天来到德黑兰巴扎演讲，再次呼吁抵制大选，认为体制“已经走上歧途”。

笔者德黑兰大学的同学雷哈娜曾是改革派的坚定支持者，甚至婚礼时也找来哈塔米念经证婚，这次大选看到哈塔米投票后却不为所动，转而在自己的Ins上写下“直到政权澄清自己的共和谎言，直到老男人政客们敢于对几十年来国家政治损失承担政治责任并做出赔偿前，我不会去投票”。

四年前曾投票给鲁哈尼的另一位青年伊斯凡达则更加决绝，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大选后所有来见我的朋友都带上身份证，如果证件上有本次大选投票的盖章，那么我们的友谊就将结束。

● 空空如也的投票站 / 网络

面对民间如潮的抵制声浪，德黑兰市议会议长、拉夫桑贾尼的儿子莫森给领袖哈梅内伊写信，质疑政权的共和机制已经陷入危机，呼吁领袖“救救体制，不要让伊斯兰共和国变成伊斯兰国”。

宗教与政治难以两全

可是，政权政治光谱高度右倾的“操盘手”，是掌控总统和议会选举候选人资格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恰恰被视作领袖意志的执行者——委员会的12名成员中，6名宗教法官由领袖直接任命，另外6名为民法法官，由司法部门最高负责人司法总监提名，而司法总监又是由领袖直接任命的。

因此可以说，伊朗体制近三十年的右转和和政治光谱的单一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领袖的授意下完成的。这一政治进程最后的结果并不至于像莫森信中说的那样惊悚，比如会让伊朗变成伊斯兰国之类，但领袖介入下的政治派系单一化，真正威胁到的是宗教理念，因为根据什叶派政治理念，领袖本来是应该超越政治之上的“完人”。

在传统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信仰中，只有不会犯错的完人才有权统治穆斯林教众和世人，比如先知穆罕默德和之后的十二个伊玛目，不过第十二个伊玛目迈赫迪隐遁后，世间再无完人，所以传统什叶派教导民众不要支持任何领导人，同时也不鼓励教士们参与政治治理，否则难免宗教人格会被政治玷污。

不过到了20世纪，什叶派的宗教教法学家创新了教义，认为宗教圣洁和政治成功可以两全，认为迈赫迪隐遁期间应由“道德无瑕”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作为“助手”代管穆斯林信众和全体人类，这个人就是最高领袖，而为了避免领袖道德无瑕的形象被政治派系斗争玷污，伊朗设立了宪法监护委员会这一机构，作为领袖治国的白手套。

在第一任领袖霍梅尼治下，革命刚刚成功，国家又陷入到两伊战争，民众沉浸在革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潮里，政治共识高度统一（除了上文提到的少数左派人民党人士），领袖几乎不需要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介入控制议会和总统选举人选，从而保持了自己超脱政治的宗教形象，加上其自身生活廉洁，有强大的个人魅力，他和他的家人至今在伊朗仍然有很高的口碑。

哈梅内伊上台后，开始也试图做一个超越派系的政治领袖，但因为资历浅，缺乏霍梅尼那样的人格魅力，只能靠宪法监护委员会来驾驭国家。而这时又恰恰赶上战争结束，民众革命和宗教热情减退，对国家未来愿景与宗教革命政权渐渐发生偏离，这又反过来迫使领袖加大对政治的控制和介入，以匡扶政权的发展方向不被社会力量带偏。

结果，领袖对政治的介入越来越深，而与原来设计的超越并高于政治的理想状态渐行渐远。尤其是温和派革命元老拉夫桑贾尼去世后，制约哈梅内伊的最后一道屏障消失，近四年来领袖的部分言行愈加公开表现出派系色彩，从原来的间接介入政治变为了直接介入。比如，2017年6月，哈梅内伊一改上任来的沉默态度，首次表态支持1988年针对左派政治犯的屠杀。

现在各派政治力量虽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排斥左翼政党存在广泛共识，但在如何对待左翼犯人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现在改革派的精神导师蒙塔泽里反对政权用刑过重、滥杀无辜，结果失去了精神领袖继承人的地位。哈梅内伊的表态显然具有反对改革派、支持保守派系的性质，不符合精神领袖政治中立的宗教原则。

这次总统大选中，宪法监护委员会甚至将保守派内的主要竞争者排除在外，几乎将莱西保送到总统大位，尽管这是否是领袖的个人决定仍存在争议，但考虑到莱西是哈梅内伊关门弟子的身份，在普通伊朗人眼里，这就是领袖在国家政治发展中为特定派系“站队”。

相比之下，伊朗体制什叶派信仰中的十二伊玛目们，却都是为了维护团结世人的道德理想放弃现世政治权力乃至个人生命的人。

如今，莱西在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运作下顺利当选，伊朗的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全部落入保守派手中，或许体现了领袖在政治和国家利益上的考量。从外部环境上看，伊朗虽然自身因为制裁深陷危机，但也面临填补美国从中东抽身后地区战略空当的机遇，政权内部派系的高度统一也许能让伊朗转危为机，在地区和国际博弈中更上一层楼；而国内立法、行政、司法的派系统一，也许会有利于政权更高效的运作。

不过，什叶派宗教几千年来政治成功与宗教圣洁难以两全的悖论却没有解决，只不过这次轮到宗教理想主义为政治现实主义让步了。而以20世纪什叶派“无瑕领袖”宗教理念建立起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正面临政治哲学危机。（责编 / 张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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